品。他们不是烈士，但是，他们也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绝不是愚昧的人，他们相信了某种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探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无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是对是错，他们肯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去作战，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为，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或缺。我很愿意看到，现在的青年大学生从“中了邪的英才”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后的大学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吸取反面教训，变得“精明”，变得犬儒，一个个都成了“范跑跑”那样的人物。
现在的人们看来，当时清华学生的集体行为确实是太过怪异。20世纪的大学生，身披盔甲，手执长矛，近千人排列开古典战争的阵容，相互搏杀。这不是唐?吉诃德吗？这不是比唐?吉诃德更加可笑吗？须知道，人类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可笑，而是觉得势之所迫，不得不为。到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是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参加武斗人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后悔当时自己的选择。他们可能会对自己处在那个时代环境而感到可悲，却不会对自己那时的行为感到可笑。
评价人们的行为，不能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还要看是在什么情势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据我所知，一些国外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往往习惯于要在意识的表象下找出实际的利益趋动力。清华百日武斗使他们感到困惑：清华武斗的参加者基本是一些学生，在这些同学之间能有什么实际利害，尖锐矛盾，值得他们以死相搏呢？流行的解释是，武斗的实际利益趋动力是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个人权力欲望。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这场武斗也打不起来。但是实际上，两派头头和广大群众之所以投入武斗，这并不是他们心中更深层的利害惦量。许多群众参加武斗，确实有着自身利益的趋动力，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为不当反革命而斗争。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可不是说说而己！如果自己这一派真的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话，最后清算起来，许多人可能真的就成了反革命，至少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可犯不起啊，年纪轻轻，这一辈子可就惨了。清华文革的头头唐伟同学曾经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他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
另一方面呢？这些外国研究者产生困惑的原因，部分可能也由于他们太重视实际功利，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大学生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最显见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据我所知，当时清华学生中真诚相信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愿意为这种理想而拼命的人，确实也还是有的。而除了这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的影响，常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
清华物理教研组有一位小王老师，由于种种原因，被陷在科学馆里面。他写过一篇文章，平实地记述了他在科学馆中所见所闻。他将留在科学馆里的几位女同学称为“侠女”。读者自己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唐金鹤同学在武斗中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侠女”。唐金鹤在本书中记叙的不少人和事，也都有这种侠、义之风。这“侠”和“义”两个字，是我们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化革命中并没有消失。它超越“极左或者极右”、“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等等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我们这个民族处于危急患难之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这种品性，势必会展现出来，来应对这种危难局势。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可能认为：留在学校参加武斗的人，一定都是那些团、四两派中派性观点最极端的铁杆分子。事实不是这样，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不是这样。事实是，四一四派内部
还分成几派，其中原属天安门纵队的三七战团是它的鸽派。沈如槐的文革回忆录就认为，天安门纵队的领导人是较得人心的“谦谦君子”。他们是一些颇具资格的平民造反派，观点温和，很有文采和口才。他们中的孙怒涛、汲鹏和王良生是被蒯大富列入530革委会名单的，但孙怒涛和汲鹏不满蒯大富的极左做法，放弃官位，毅然同蒯大富决裂。本书有很多处提到汲鹏，他是四一四方武斗中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沈如槐在他的著作中还曾指出：清华百日武斗中，四一四方武斗的中坚，特别是各系、各战区级的武斗指挥官，临危受命的，基本是三七战团的“谦谦君子”。像唐金鹤这样，连温和观点的天安门纵队都没有参加，那就是更加中间的温和派了。他们一向不想武斗，抵制武斗。但是，武斗战火烧起来后，他们留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学校里。而唐金鹤，那是离开了以后，又回来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它说明，不能简单地将清华武斗全部看成是两派政治观点之争，它其中的一部分是道义之争。这一部分人参加武斗的主要思想趋动力，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是侠义、仁爱等等传统的中华道德文化。
当然，清华学生不是金庸笔下的侠客。他们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从唐金鹤搜集到的数据可以看到：清华武斗中出生入死、负伤流血的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真才实学，大部分人做到事业有成，他们中有的是博士，有的是教授，还有人在科技领域作出了杰出的社会贡献。在文化革命中特定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精英，参加武斗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应当的选择。
从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出，文化革命中的这场武斗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召唤出最高尚的部分。简直可以说，这是天使和魔鬼的共舞。但是，看了书中的事例，读者千万别以为四一四就是天使，团派都是魔鬼。事实绝非如此。其实，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凶恶和善良，每个派别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目前有人已经写文章揭示，四一四派也有非法关押无辜群众的，也有虐待俘虏打人的。最近，团派头头陈继芳同学在谈到反思文革时说，妖魔化对方就是妖魔化自己。她说得不无道理。如果有人借反思文革的名义，有意捏造事实而妖魔化对方，那当然是绝对错误的。汲鹏曾给我说过这样的话：四一四和团派其实是一对双生兄弟，团派犯过所有错误，四一四几乎全都犯过。比如，团派关押了罗征启老师，四一四也关押了陶森老师，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和心灵的创伤，那都是一样的呀！对他们，现在我们的心里都是深深的懊悔和内疚。
唐金鹤不是不想公正，只是囿于个人经历，她没有能够看到并写出事件的另外一面。我想，如果团派同学也写出一本回忆清华武斗的著作，他们中必定也会有不少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动人故事。我还认为，即便是那些在武斗中作出错误行为的同学，也绝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的一些残暴行动，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教唆、被诱导出来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本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人才。本书讲到在清华有过一个从活人口中拔牙的残暴事件，对此，汲鹏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个在活人口中拔牙的同学，事后受到公众的谴责，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牙科大夫”。汲鹏一次见到他，开玩笑地给他打招呼：“牙科大夫来了。”那知这位同学听到后，很诚恳又不无诙谐地调侃自己说：“我不做牙科大夫了，我现在改行学针炙了。”汲鹏后来了解到，这位同学确实业余学会了针炙，免费为不少人解除了病痛。就是蒯大富本人在武斗中，同样有着善良不忍之心。他在深圳同唐金鹤谈到谢晋澄之死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看到他说起这段往事，声音哽咽，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谢晋澄刚死的武斗初期，蒯大富就能将这份善良不忍之心萌发扩大，以此心此理来处理武斗中的团、四两派的矛盾，那末，清华武斗的许多悲剧恐怕也是可以避免的了。
但是，我不想说，在清华武斗中团派和四一四派犯了同样程度的错误，你错我错大家错，没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早在工宣队时期，有关部门就已经查明：最先策划挑起武斗的，
是团派一方；发动530大战的，是团派一方；几起恶性事故，将人活活毒打致死的，是团派一方；放火焚烧东区浴室和科学馆顶楼的，是团派一方；开枪打死同学的，是团派一方；七二七那天，打死打伤多名来校阻止武斗的工人群众的，还是团派一方。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处理的人数，团派方确实比四一四方要多得很多。这些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争的事实，却在文革研究专家中间引发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两个学生群众组织的行为差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真的老四比较善良，恶人都跑到老团那里去了？
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组织成员决定论。有些研究人员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两派群众的家庭成分、党团员人数等等一一进行对比，试图从统计百分比中找出答案。他们甚至将某些武斗打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坏人进行阶级报复。团派同学叶志江在他的《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一文中，谈到团派观点的教师群众组织“红教联”时，说“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在谈到武斗中开枪打死杨树立的赵德胜时，他说：“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他也相信了“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可见叶志江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一种解释的。还有一种解释是政治观点决定论。他们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本性就是走极端、排除异己，是邪恶的。团派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蛊惑比四一四深，所以在文革中做的坏事也就比四一四更多。本书末尾，唐金鹤引用了四一四头头孙怒涛同学的一封信，他的论述大概就属这种解释。
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团派在武斗中过失较多，其主要原因不在群众，而在头头。同学中分派站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两派群众的人品和能力，基本一样，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虽然总体上，团派的造反精神比四一四强，具体到个人，其实，大多数团派同学比四一四的同学更听话，更顺从，甚至更怕事。因为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支持蒯大富的。选择参加团派，这是跟形势，随大流；选择参加四一四，反倒需要一点反潮流精神，多少有点要与中央文革别着劲干的意思。团派头头在武斗中出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准了自已的政治观点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他们吃准了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他们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
沈如槐在看了毛泽东728召见的讲话后，在他的书中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414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其实呢，不如打个更形象的比喻：在毛主席眼中，蒯大富和四一四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只是蒯大富是亲生的，四一四则是前娘生的，手掌手背的肉不一样疼，偏心肯定是有的。两个儿子都喊娘，争着表示自己最有孝心，其实谁得宠谁不得宠，他们各自心里早就体会得明镜似的。小哥俩一见面就吵，终于打起架来。当娘的喝令几次都息不下来，干脆放话不管你们了，任你们两个小孩子自己打去吧，看你们能闹到什么田地才罢手。两个孩子越打越厉害，娘在一边坐着，说是赌气不管，心里却是巴不得自己的亲生儿早点能够打赢。蒯大富动刀子出狠招，她半闭眼晴看不见。她的全副眼神盯着四一四，一旦四一四使出什么伤人的打法来，她就会立即变脸，对他实施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态势，蒯大富清楚，四一四头头清楚，在旁边作势劝架的管家谢富治的心里也是清清楚楚。蒯大富有恃无恐，大开杀戒；四一四顾忌重重，缩手缩脚，当然就只能多吃些亏了。四一四头头不是没本事打，也不是生性善良不忍心打，实在是在偏心后娘的眼皮下，不敢放开手脚来打。这就叫“不得宠的孩子有眼色”。也幸亏他们有眼色，在这样疯狂险恶的环境下少犯了好些更严重的错误，正如四一四头头蒋南峰在本书中所说的：四一四能够全身而退，简直是一个奇迹。蒯大富呢，
他错以为只要靠到一个娘，天底下杀人放火的事都可以干，竟然将家里特地请来拉架的叔叔伯伯都打死打伤一大片，这叫做“宠坏了的孩子惹大祸”。到了这种地步，已是天理不容，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护得住你、救得了你了。
上面我把毛泽东比作偏心的后娘，可能有点失敬。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当然要爱护；对不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也当然要反对。这是很正常的态度。对这一点，他是公开明示了的，并不掩瞒。在蒯大富闯下了大祸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说，他站在蒯大富一边，不喜欢那个四一四。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光明磊落的风度。还有，尽管他很不喜欢四一四，至少在大面上，还是给了团、四两派一个平等的测验机会：没有把“制止武斗的工人队伍是他亲自派的”这个信息，单方面通知蒯大富。尽管测验的结果，十分的不如他的心愿，他一再遗憾地责怪蒯大富太蠢，为什么四一四不开枪，偏偏你蒯大富开了枪呢！这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片护犊之心呢！现在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埋怨蒯大富在727的作为，坏了全国造反派的大事；还有人说，毛泽东没有把派队伍制止武斗的消息私下通知蒯大富，是故意诱使蒯大富犯错误，是有意要收拾造反派；还有一位团派同学竟然说，727是毛泽东自导自演，演砸了锅的一场戏，等等。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对毛泽东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以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
对清华武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好几种不同的评价。同是政治评论家，写《百日武斗》的韩丁和写《一叶知秋》的唐少杰，两个人的看法，就很不一样。这不仅因为写作年代不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究其内里，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眼里，政治评论这一套东西实在太玄妙，同一件事，你说“好得很”，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他说“糟得很”，也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这里头，怎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评论基准呢？
唐金鹤不是一个政治评论家。看她所写的文章，不少读者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是一个不怎么过问政治的人。唐金鹤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是一位典型的老祖母了。古今中外的老祖母，都有老祖母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她们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是既幼稚，又固执，唠唠叨叨，却常常能把那些伟大政治家呛得一楞一楞的，实在拿她们没办法。她们的价值观说起来很简单：你们那些政治理论一套一套的俺们弄不明白，俺就是一句话，杀人放火的事肯定是错误的！
在美国，民间有个特别的反战组织，叫作“老祖母和平旅”(Granny Peace Brigade)。只有当上祖母的人，才能参加这个组织。一两年前，这些老太太反对小布什政府侵略伊拉克，活动十分活跃。她们或静坐、或示威，还编了许多反战歌曲，一路游行一路唱。更有绝的，她们集体占领征兵站，说是宁愿自己代替她们的孙子去当兵。小布什政府被弄得哭笑不得、恼羞成怒，还真下手抓过她们中的一两个人。这一下，更犯了众怒，连老布什的夫人都不干了，因为她也是老祖母。小布什没奈何，只好赶紧放人。“老祖母和平旅”的政治主张，也是极其简单：那怕你小布什的侵略理论说破天去，反正打仗杀人的事情就是要不得！
唐金鹤对清华武斗的评判标准，同“老祖母和平旅”对伊拉克战争的评判标准，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简明地说出了人类政治最原始的真理。正因为它原始，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种老祖母价值观，来复原我们对历史重大事件进行评论的基准，当然也应该用来复原对清华百日武斗，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论的基准。 老祖母的价值观，并不是真的只是老祖母才有的专有品。其实，在人民群众中间，无论男女老少，
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为数甚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当年清华百日武斗的参加者，经过四十年的社会磨练，现在大多数人也都基本认同了“人性为本”的标准。唐金鹤在书中引用了但燊同学的一段话：“人性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他的话，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今天我们回顾清华武斗，和反思文革的目的，就是力图尝试运用这种“人性为本”的基准，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
我这里只是说，我们在“尝试”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对清华武斗和文化革命进行历史评论。我并没有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用这种基准来评论这段历史了。用“人性为本”基准来评论历史，看起来很简单，而且好像己经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远非如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这个问题上，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从来不用“人性为本”的基准，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些基准。那是些什么基准呢？他们的基准各式各样，有的是意识形态，有的是政治集团的利益，还有的是本民族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认为，一个历史事件，只要它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那么，做一些违反人性的举动，那就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应该肯定的。有些重大历史事件，杀了几万、几十万人，并不妨碍它们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正面评价。比如在中国，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一些人进行镇压和打击，一向被认为是正确的；在美国，为了推进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动战争，屠杀别国人民，许多政治家认为也是应该的。为了同“人性为本”的历史评价基准相区别，我暂且将他们这些各不相同的基准，起个简化了的名词，叫做“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和话语界，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所用的仍然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而不是什么“人性为本”的基准。
本书“清华园里血斑斑”一章中，一开头举的就是罗征启老师的例子。书中记录了罗征启老师遭到两次残酷的人身迫害的经过，一次在1966年的824事件中，一次在1968年的武斗期间。这两次迫害的手段都是极为残暴，令人发指。对清华文革历史略有了解的人们知道，824的恐怖事件不是蒯大富干的，而是一些拥护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干子弟干的。对罗老师进行第二次迫害的清华武斗，现在的主流史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施暴的凶手，也己经基本得到惩戒。罗老师对在这次迫害中对他的弟弟之死负有责任的孙耘同学表示宽恕，受到大家的交口赞扬。但是，对罗老师进行第一次迫害的824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对它表过态，其组织者和施暴的凶手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其中有的人还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不要说罗老师没有机会对这个事件的责任者表示宽恕，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文革后对罗老师又进行第三次的迫害，他们至今对罗老师却是毫无宽恕之意。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人性为本”的基准来评论，可能认为这样处理既不应该，也不公正。但是主流学界用的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他们就认为很应该，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看来，824的红色恐怖是保护刘少奇，政治目的完全正确。既然是你毛泽东提出来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把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小当权派抛出来痛打，这个历史责任就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账上。当时痛打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是政治策略的需要，这样做的人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下，他们的理由确实也很充分。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破四旧”、打砸抢，打出人命的，现在春风得意的人，为数还少吗？民愤最大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始作俑者，老百姓想得到他在文革后当了多大官吗？所以说，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复原文革中的历史事实，并不这么简单。要复原文革中的恶性历史事件，顺着主流学界的声势，批批清华百日武斗中的残暴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决不是说，清华百日武斗这样的文革恶性事件不该揭露、不该反思。相反，我深深感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