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省文联是在一进大门的右侧，那是长长的一排厢房，很简陋，也不宽敞，门窗涂成大红色，既“时髦”又俗不可耐；估摸着这几间平房，搁当年最多也不过是给卫兵住的吧？……可能是因为从小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对于“总统府”三个字，我打心底里没有好感——蒋介石挑起内战的命令是在这里下的，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密件也是从这里送出的……为此，我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于它的全貌，那就压根儿不曾细细观察过。
其实，我妈当年之所以将这一任务交给我，还有一个原因——我读书的学校就在它的附近。那时叫二女中，现在改称梅园中学。只要腿一迈，骑上自行车，三五分钟就能完成这项“重任”，并让全家衣食无虞了。老爸的工资究竟有多少——他虽然拿的不是“文艺级”，算不上“三名三高”，但是按照“行政级”来说，也属于“高干”了。因此直到1968年的4月以前，我们全家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于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每天便忙着“干革命”：红卫兵当不上，就找上几个“志同道合”者，扯起一面旗帜，投奔了南京的“屁派”……
这时远在北京的老爸，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黑帮罪”与“走资派罪”，只能算是小的，因为自从全国掀起“揪叛徒”狂潮后，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大有“永世不得把身翻”的趋势了——谁让他1935年也被关过苏州反省院呢！……于是乎，自1968年的1月起，对他的审查终于升级了——中国作协的原斑人马全部撤走，换来的是“中央专案组”的精兵强将！再后来，他们派人来到南京，将我们位于中央路141—2号的家给抄了；再后来，老爸的工资和可怜的一点存款也全都给冻结了……
记得那天，当我妈从我手中接过那个比以往轻了许多的工资袋时，半天没有说话——这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终于发生了！
八张10元的票子，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如同带了电，谁也不敢去碰一下。我明白妈妈的难处——这只是老爸原来工资的三分之一；而她自己呢，自从被迫退职后，早已没有了任何收入。 该怎么分配呢？首先必须保证老爸——他一人在北京，除了吃饭、穿衣、抽烟等等开支外，每月还得交6块多钱的党费，不能让他受苦，每月40元的生活费照寄不误；其次是大妈——也就是我爸的大嫂，自从大伯去世以后，老爸胸脯一拍，承担了下来，为此每月10块钱的补贴也必须雷打不动；剩下的呢？只有30元了——妈，我，再加上弟弟和妹妹，他们一个刚上初中，一个还在小学，全是消费者，挣不来一分钱！……我似乎就是从这一刻起，才突然长大了，我明白了这个家的今后，明白了今后将要面临的一切。
怎么办？总得活下去啊！于是先卖衣服——皮大衣、棉大氅、呢外套、料子服……凡是能够值点钱的，统统用被单一裹，送进了寄卖行；接着再卖家具——书橱、饭桌、沙发、衣柜……除了睡觉的床以外，也几乎被卖了一空。那是什么年代啊？人家不把你当成是被打倒的“有钱阶级”就已万幸了，还敢谈价钱吗？其结果，全都三文不值二文地转了手，为的是换回几张救命的钞票。我记得其中有两个硬木书柜，是当年千里迢迢从北京带到南京来的，白漆的柜面上雕刻着五颜六色的仕女，婀娜多姿，飘飘欲仙。老爸将它们放在客厅当中最显眼的地方，里面摆放着线装版的全套《古本戏剧丛刊》，这是他的命根子，据说全国也只有几十套。但我妈还是咬着牙，让我用板车拖走了，一只才卖了20块钱……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们家要比他家还倒霉——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困顿，尚且不去说它了；就拿亲朋好友来说吧，也几乎没有一个——谁让我爸18岁就离开了老家，而这次搬到南京又仅仅四个月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呢？当时可真叫举目无亲、孤立无援啊，就连借贷都找不到人家！
（右图：陈白尘全家合影于文革前夕）
弟弟那年还不到15岁，他看见有些孩子帮助拖板车的人拉纤，一趟可以挣一毛钱，于是便央求妈妈给他做个铁钩子去为家里挣点收入。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个营生了——从玄武门到鼓楼，是一个大斜坡，板车拖上去是非常吃力的，于是车老板便会雇些孩子来帮忙：纤绳的一头用铁钩子勾住车帮，另一头背在身上，就可以助他一“肩”之力了。而我们家当年就住在这个斜坡的最底端，等活干的孩子站在马路边，每天都有一大群。 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弟弟平时在家连衣服都不会洗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的任务照常是出入寄卖行，弟弟的生活照常是蹲在路边“馋涎欲滴”地看着别的孩子挣钱……我们学会了早早吃晚饭，然后关着灯说话，为的是省下一丁点的电费；我们也学会了缝衣服、补袜子，就连眼镜腿断了，凉鞋带折了，都能自己给焊上。至于老爸的日子，更是令人心酸，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中午在食堂吃饭，只有0.15元的白菜，又买了0.10的汤，颇感浪费。晚间去对门的小店，二两饭，一碗汤，仅0.10元，颇廉。” ……6月份到了，又该去领老爸的工资了。我同往常一样，走进了总统府的大门，走进了位于右侧的那间挂着“江苏省文联革命委员会”招牌的办公室。让我签字的人是谁，我真的记不住了；他长得什么样，我同样没有一点印象。这能怪我吗？当时只想快快离开，连头都不愿抬。要说印象，似乎只有这样一点点：年龄嘛，大概可以叫他“叔叔”；穿着呢，一身灰布中山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唉，等于没说，这样的装束在当年的中国可举目皆是！
但我向他说的话，却记到如今——那是我头也不抬一口气说出来的，没有丝毫的磕巴：“一个月只给我们80块钱的生活费，实在不够用。我家还有一个大妈要养活，而且我自己很快也要下乡了……”这话是真的，二女中已经开始动员了（当时还只是讲的“与工农相结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没有后来毛泽东提出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的内容），依照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根本不可能留在城里，只能下乡当农民了。但我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来呢？是乞哀吗？我妈知道了，绝对不会饶过我；是告怜吗？这明明是“与虎谋皮”，怎么会有结果！……但不知怎的，当时我就这样一脱口便说出来了，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不理睬我，那是轻的；如果因此给老爸再戴上一顶帽子，说他“妄图”想要干嘛干嘛，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吗？要知道总统府的大门外贴满了“揪叛徒”的大字报，那上面可是清清楚楚地写着老爸的名字，还打了黑叉呢！ 我低着头，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并时刻准备着招来一顿急风暴雨式的批斗。但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屋子里静静的，好像没有其他的人，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是这样？……”停了停，他又说道：“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家中还有一个大妈。好吧，再多加20块钱吧……” 那天，我像胜利者一样飞快地跑出了总统府的大门，又飞快地跑回了家。100块，整整100块呀！我兴奋地将它们交到了妈妈的手中，我盼望看见她的笑容，看见年幼的弟妹们的笑容……但是，那天我独独没有记住那位给我加钱的人长什么样，也没有问他姓甚名谁。 这20块钱从此就一直发了下去，真是救了我们全家。
依理推测，这位“叔叔”绝非一般的“革命群众”；他有权，起码是“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重要领导，否则又怎么可能在没有和其他人“研究研究”的情况下私自拍板决定，一下子就给“大叛徒”陈白尘多发了20元的生活费？他又为什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呢？这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立场”问题啊，他难道不怕“引火烧身”吗？
想不明白，整整40年过去了，还是想不明白。为此我要写出这篇《寻人启事》——不管他在后来的清查中是不是“三种人”，也不管他是否忏悔过自己的这段“造反”生涯。在我心目中，他永远定格在这一天了：不仅为了那救命的20块钱，更为了在他的身上竟然还残存着那个年代绝对不允许有的“人性”。
拜托了，一切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时间：1968年的6月；地点：江苏省文联办公室；年龄：40岁左右；身份：（也许是）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领导……
【博客文选】
按：吴越，本名吴佩珏。男，1932年生，浙江缙云人。1949年投军“二野”，1956年参与创办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农场劳改20年。1979年“改正”，先后任科普出版社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编审。1992年年底离休。已发表传奇小说、电脑教材等上千万字。
我的传奇性婚姻故事 吴 越
作者按：8月4日，我的老伴儿故去。我向亲友们发了讣告，同时在网上发了两篇悼念文章，其中提到了我和妻子的婚姻关系颇具传奇性。文字当然写得十分简单。为此，有网上的朋友希望我详细说说我们的婚姻经过和夫妻生活。于是就坐下来边想边写。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一、二十六年故乡情
1975年，我在劳改农场当“二劳改”，一个月也有32块钱的工资。我花20块在生活上，一个月存5至10元，每年可以存60至80元，四五年下来，也攒了300多块钱了。我决定请假回浙江老家去看看老母亲。
1966年我父亲在文革初期“自绝于人民”，我母亲年老体弱，患有严重的老年白内障，除了二姐每月汇给她10元钱之外，没有其它收入，一个人住在上海根本无法生活，所以父亲死后不久，她就到浙江缙云老家我大姐家住了。
一个月10块钱生活费，住在城市里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住在农村，不但够用，还有结余。我母亲是上海户口，如今住在农村，每月可以从上海寄来二十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当时的农村，全国通用粮票是宝贝，出门到外省的人愿意用一斤大米来交换一斤通用粮票。这样，等于买米不用花钱了。菜是姐夫自己种的，可以不算。因此，真正的花费，不过是增加一些油盐酱醋柴而已。其中却以柴为大宗。浙南虽然是山区，但是1958年“大炼钢铁”，把漫山遍野的树木几乎剃了光头，如今木柴卖到七八分钱一斤，比北京城里生火用的劈柴居然贵出好几倍。不过做两个人的饭和做三个人的饭，油盐酱醋柴并不增加太多，因此姐夫并不为此收我母亲柴火钱。 劳改农场对于事假的控制也很严，要是明说回家探亲，根本不可能批准。必须找个理由，哪怕队长明明知道是谎话，他也好对“上面”有个交代。因此，我写信请姐夫给我发了一封“母病危速归”的假电报，请准了事假，动身上路了。
我大姐子女众多，自己养不过来，有一个女儿，送给表兄领养。这个表兄就住在金华汽车站旁边。中共建国以前，他本来是自己开小旅馆的，建国后先搞“联社”，后来与国营旅馆合并，如今两口子和领养的女儿都在国营旅馆工作。我到金华下了火车就直接上了表兄家。
在表兄家里，我碰见了表嫂的一个表弟徐子豪，缙云县新建区黄碧村人，已在江西铅山县落户，这次是回来探亲的。他听说我在北京工作，就跟我攀谈起来，谈得还挺投机。
聊了一会儿，他见我身上穿的灰涤卡上衣和一条假哔叽裤子料子似乎还不错，就问我像这样的料子北京好买不好买。我说很好买，但是都要“工业品购买券”。他问一套衣服要多少工业券，我
说大约两张半。他问我一个月发多少张工业券，我说每月一张。他听了，就不说话了。我知道他很想买，就告诉他：如果他需要，我可以帮他买，只要把钱给我就可以，工业券由我出。因为我不大买衣服，几年来攒的工业券不少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再说，如果他买的数量颇大，工业券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价格也不贵。他听了，当时就给了我两套料子的钱，给我写了地址，要我回北京以后帮他买，然后寄到江西去。
??没想到，这个偶然认识的、八竿子扎不着的亲戚却引发了我天外飞来的婚姻。
二、姐夫劝我落叶归根
我二十六年没见大姐和大姐夫，跟母亲也整整十年没见面，她们都苍老了。特别是母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一见到游子回到膝下，抱住了我的脑袋放声痛哭，诉起离情别绪来，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姐夫所在的那个村是个大村子，名叫雅化路村。但是村里的人，包括姐夫的几个孩子在内，我都不认识。他们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只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对我都很客气。那时候我正在写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而这部小说的地理背景，正是以雅化路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的各个村镇，包括缙云第一大镇壶镇在内。为此，我除了一早一晚与母亲聚谈之外，其余时间，都在这些村子之间奔走，目的是搜集一些当地的民间传说，以充实小说的内容。
姐夫和我大姐一样，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老了却生活无着，要靠自己种田、养猪、养长毛兔过日子，晚景凄凉，对于世事纷争，已经淡漠得很。关于我的前途，他的看法很简单也很明确：中国人多得很，人才也多得很，毛泽东只相信工人和贫下中农，从来不信任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尚且不用呢，何况我已经成了右派。因此，不管我怎样努力改造，一切全都是白费。今后，我只能作为一个劳动力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他叫我都不要去干，干了也不讨好，甚至还要遭灾惹祸。他以我父亲为例，劝我不要再写什么文章了。写文章不但写不出美妙的前途来，很有可能会毁了自己。从我下半辈子的生活安定出发，他要我认命，安心地从事体力劳动。但不是在劳改农场，而是在故乡农村。他的主意是：先在农村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了婚，然后向农场申请回家务农，做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农民，了此一生。
他的看法，与我父亲的看法完全不同。我父亲生前的意见是：打死也不回缙云，只要活得下去，宁可在北京捡垃圾，也不到缙云来种田。他的理由是：缙云山高，所以缙云人眼光短浅。如果我从小就生活在缙云，倒也罢了，如果人到中年，又是一事无成、一败涂地之后回来，不但被人看不起，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就好像一条一尺长的鱼，在大江大河大海中，显不出来，如果一旦投进小河沟、小池塘里，可就成了大鱼，要被人人所注目了。
但是架不住姐夫天天给我念这本经，就是我心里不愿意，口头上也得说声同意，以表示尊重他的意见。姐夫见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就四处托人打听做媒，条件是：女方有家有业，是寡妇还是离婚都无所谓，年龄大小点儿也无所谓，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家庭也无所谓。 不久，媒人们就一个个找上门来，要我去相亲——也就是送上门让人家相了。
第一个是个离婚回来的姑娘，年纪只有二十多点儿，长得细皮嫩肉的，脸蛋儿还挺白，打扮得也挺朴素淡雅，读过两年初中。离婚的原因媒人也不瞒着：是因为她跟村里的干部有些不清不白，被丈夫知道了，反正还没孩子，就分手了。可那个村干部是有老婆的，没法儿娶她。此事当地人几乎都知道，因此虽然想嫁人却也不大好嫁，最好的出路是嫁到外地去。所以听说有个北京回来的缙云人想在本地找对象，她就同意先见见。姑娘见了我，倒是很客气，也挺能说，一个劲儿地说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笑嘻嘻地沏了糖茶双手捧过来给我喝——这在缙云可是接待“上客”
的礼节，一般不是正月里拜年，是不会用糖茶待客的。
见面之后，姐夫问我印象如何，我说年纪比我小一半儿，未免太小了点儿，怕不肯跟我。姐夫请媒人去问女方的态度，媒人回来说：女方倒不嫌男方年纪大，听说男方有学问，也愿意跟随男方到北京去，但不知道男方一个月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她。媒人说我一个月挣50多元，女方说太少了，没法儿过日子，说是还要再考虑考虑。50多块钱还嫌少，要说32块呢，还不把她给吓一跳？
这个是女方对男方的收入不满意，没谈成。何况姐夫是要我在缙云当“上门女婿”的，不是把老婆带到北京去。
第二个是民办小学教师，三十多岁了，没结过婚，尽管每月工资只有24元，却给自己做了一箱子嫁妆，还买了一辆挺新的男式自行车。看起来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姑娘。她家里是富农成份。不过这并不是她嫁不出去的原因，至今未婚的关键性原因，是她右额角一直到眼睛部位有一块很大又很红的胎记，平时都用头发遮着，但也遮不全。女方家里有哥哥和弟弟，因此不可能招婿，只能在女方的学校里安家。
我到她的学校里去看了，一个小小的山村，村外有一座祠堂，这就是学校，她既是老师，也是校长，还是工友，一间教室里共有五十多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都在这里了，当然所有的课程都由她一个人教。应该说，这样的本事，我还没有。见面的那一天，她听说我从前是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很虚心地请教我汉语拼音中in和ing，en和eng怎么区分，对我的谈吐和水平还是挺佩服的。
但是我发现她的脸上不仅仅额头上有一大块红色胎记，脸上还散布着许多小红点，只好婉言谢绝了。
第三个是个烈士的遗孀，家里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十三岁，小的才四岁。她丈夫是个工人，共产党员。一次在溪边发现有人溺水，他下水去救，结果救起了别人，他自己却溺死了。他被认定为烈士，发了抚恤金，三个孩子每人每月发八元救济金，一直到十八岁为止。如今她自己在壶镇十字街头摆摊儿卖甘蔗、荸荠，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媒人带我到壶镇街上她的摊位前直接与她见了面。这是个小个子女人，三十五六岁，头发梳得光光的，围着雪白的围裙，一副干净利落的样子。她见我穿着呢子大衣，皮鞋贼亮，还戴着眼镜儿，不知道我是个多大的干部，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一开口就说：“你在北京当官……”媒人是她那个村的村干部，立刻纠正她：“不是当官，是当干部。”她接着说：“我们是乡下人，没读过书。不过我会洗衣服做饭，可以伺候你。”媒人又纠正她：“不是你伺候他，是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她接着说：“我一听说上北京，心里是很愿意的。可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太小。能不能再等我两年，只要大孩子能自己做饭，能照顾两个小的，我就跟你走。”说着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面对这样纯朴的女人，我只好说：“你的孩子还太小，离不开母亲，过两年再说吧。”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骗子在欺骗她，清河农场有许多二劳改家属就是以“上北京”为钓饵骗到手的。我真不忍心告诉她我是个“二劳改”，不是什么官儿。她也不想想，如果我是个官儿，怎么会回缙云来娶她？
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她对我的话没什么反应，却蹲下身子去，摸了摸我的皮鞋，惊讶地问：“这鞋，得一百多块钱一双吧？”
她说的还真靠谱儿。我的这双鞋，是1953年在上海买的英国产最高级的宽边硬底皮鞋，是专为进舞场买的。当时的价格只要50多块，将近我一个月的工资了，这还是处理从前的存货，打了对折的。我穿着这双鞋进的劳动教养收容所，天冷以后队长发给我一双劳改棉鞋，才把它换了下来，从此一直保存着没穿。这次回浙江，实在没鞋可穿，这才把它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