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部。有的坏分子目无法纪，进行武斗，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它进行反击是必要的。逮捕那些杀人行凶的分子，发动群众起来批判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打退这股反动逆流。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看到的就是那股逆流，就是一些同志在批评时的情绪，却偏偏看不到那些合于运动发展需要的正确意见。而把这一律看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看成右派翻天。这样，他们也就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开大会，造声势，抓人，把那股主流也打下去了。之后，抓人显然引出了严重的后果，领导上显然在想纠正。现在又提出打倒刘邓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标语，想把运动扭入正轨。但是伤痕犹在，群众积极性怎么发挥？以前的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连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糊里糊涂呢，怎么谈得上彻底批判呢？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跟着跑，要么就只有“没事可干了”。 四、这是一种什么运动
两个月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已越来越远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想当初，毛主席下令撤消了工作组，中央公布了十六条，群众一经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见面，思想大大解放，运动大开展了。
可是现在，许多人思想上又蒙了一层灰影，摸不清形势，又不敢说话，“不要我也上了反革命的当”。许多人感到压抑：“我也和×××有相同的观点，说出去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也要逮捕了。” 想当初，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在一起，那时，他们的讲话对我们是多么亲切，真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可是现在，他们的话里那么捉摸不定，有时甚至与群众的愿望完全相反，却还是拉着群众运动的鼻子走，越拉越别扭。
如果说十月中下旬，北京的群众运动已开始向运动群众转变，那么现在却有连运动群众也运动不了的苗头了。昨天已开斗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今天又在搞刘少奇、邓小平，明天又要去揪×××的后台。东轰一炮，西刺一枪，而广大群众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人昨天去跟着呼几句自己也不太理解的口号，今天会也没开完就跑了回来，明天索性不去了。
北京的大专院校里，已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寥寥无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也吸引不了人，许多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已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而成了事务所、印刷所，连北航红旗也有人提出没事干了。许多同学成天要传单，“研究”中央首长讲话，默默地寻求方向。
这是一种什么运动？它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防止我国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而中央文革前阶段工作中的许多措施，是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的。如果不纠正错误并消除其影响，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夭折。 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要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发动群众来一个大总结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么继续过去的错误，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努力地向前，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1966年12月
《分歧在哪里？》
一、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出来以后，听到各方的反映和意见，反对我们的同志和我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十一月下旬以来北京市的形势如何估计。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运动内在矛盾必然爆发的反映，不可避免地里面会个别的坏人浑水摸鱼，但它绝不影响群众运动的主流。群众自己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探索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是群众革命主动的表现，同时对前阶段运动一些错误的看法也发表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大民主深入人心的体现。形势好得很。正如林彪同志讲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就是合理的。”应该根据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正确的加以引导，开展群众性大辩论、大总结、大整顿，使群众在大辩论中辨别是非，加强团结，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一步。
但是以三司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某些组织却把这些统称为资产阶级路线的疯狂反扑，看成是右派翻天。因此，他们用大抓人的办法来进行反击，企图把这股风压下去。
我们认为当时的形势好得很，而他们认为，形势糟得很。究竟是谁把形势看得一团糟？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而分歧的实质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不能实现毛主席的大民主，要不要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上来，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要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二、把运动提高到毛泽东的水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公与私的斗争。随着运动进入到新阶段，在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少数派也会分化。根据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原则，我们坚决反对用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
自从一月份（注：应为十月份，疑为刻印笔误）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角，中央文革肯定了原少数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支持了革命的少数派，少数派翻身了，他们的地位变化了，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当少数派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或在群众刚一发动起来时采取的一些过火的偏激行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是绝不应指责的。在新条件下，把运动逐渐提高到毛泽东策略思想的高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江青同志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要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
少数派中的一部分人，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帮助受蒙蔽的群众认识自己的错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以他们为核心，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是少数派中的左翼。少数派中还有极少数人，他们本来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个人主义者，是既得利益者。在他们被压迫被打击时可以斗争得很勇敢，很坚决，一旦他们翻过身来，取得领导权以后，就认
为大功告成，不想继续革命了，因袭守旧，以“左派”自居，无视多数派群众的革命要求，歧视打击原来犯过错误的同志，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下，采取了一些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要解散，去砸××司令部，他们强调揪个别人的责任，而不愿意做一些深入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更没有把斗争上升到破私立公的高度。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个月后，为什么有些人还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为什么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还远远没有消除？为什么原来的一些敢说敢干的闯将现在却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失去了当年朝气勃勃的劲头？为什么有些人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干革命，而是靠小道消息，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的队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私”字。运动发展到现在一个阶段，已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破私立公的新水平，运动就搞不下去。不破私立公，就不能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形成革命化的左派队伍。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不破私立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教导：“不但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而且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在斗争中学好老三篇，促进认得思想革命化。 三、批评中央文革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广大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进行批评和有效的监督。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自古以来都是“官为民父母”，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道理颠倒过来了，“民为官父母”，“官”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民可以造反。
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参谋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例外地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判。而且由于中央文革实际上在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有些同志与主席思想有一段距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会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需要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多少框框，党支部可以批评，校党委可以批评，院党委可以批评，省市委可以批评，中央局可以批评，中央领导人也可以批评。今天中央文革不可以批评这个框框我们一定要打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打破这个框框，才能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从七月份以来，中央文革直接领导北京的文化革命，她深入群众支持了革命派，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十月中旬以来，我们逐渐感到中央文革在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没有及时地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也就是破私立公的水平，没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及时发现并依靠新的左派，对少数派的错误批评和帮助不够。对多数派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不够、积极引导不够，不善于听取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因而他们也就逐渐脱离了群众。
十月中旬以来，中央首长过多地讲话，使北京运动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首长讲话的指导下，少数派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今天开十万人大会斗彭、罗、陆、杨，明天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群众只有通过首长讲话和三司、北航的动向来确定运动的动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群众开始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对中央文革提出了批评。他们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中央文革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实践中有所改进，例如有些同志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及时地制止了抓人风，在12月23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对“对联”的评价也作出了□□□□□□□（注：以上七字模糊难认）他们对群众的批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们口头上也欢迎批评，但却没有一次公开肯定这些同志的方向是
正确的。没有一次公开表示接受群众的意见，实际上还是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把群众中不同意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陈伯达同志曾经引用过一个退休老工人的讲话：“革命的地委还用我们去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央文革。革命的中央文革还用我们去保？中央文革如果能接受群众的意见，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给全国各级领导树立一个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榜样，毛主席说“有些同志，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判，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又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我们希望中央文革小组采取必要的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公开现行反革命材料，以便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大民主的气氛，使群众敢于讲出心里话。 我们接受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对于他们的错误领导我们坚决抵制，坚决提出批评。中央文革就是要广大群众的批判和监督。 四、结语
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听到不少的反对意见，我们欢迎大家针对我们的观点展开答辩，思想上的问题决不是把对方的观点任意上纲、歪曲、扣帽子、以势压人的方法能解决的。至于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卑劣做法更是不值一顾，无损于我们的一根毫毛。我们准备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主席啊，我们日夜想念您！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 1967年1月3日
—————————————————————————————————— 【友情链接】
按：2009年12月6日，一个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书吧——如梦轩文化长廊在武汉开业。这是李乾在开业仪式上的发言。李乾，1949年12月生，湖北宜昌人，文革时为初中六六届毕业生。文革中为武汉市造反派学生组织“钢二司”基层组织负责人，1967年12月4日武汉红旗中学（原武昌实验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次日为“捍卫革命新秩序”，带人枪杀了两个“小流氓”（即武汉有名的“一二?五事件”），此时正值他年满18岁前夕，因犯杀人罪入狱。1976年7月被判刑二十年（服刑期间减刑二年），1985年出狱。著有反思与忏悔的回忆录《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已由美国柯捷出版社出版）。
良知的坚守者——写给如梦轩 李 乾
当昧心邀宠、苟且偷安成为文史界衮衮诸公的流行曲时，在草根中却有一群虽然清贫却十分清醒的思想者坚持跋涉在反思历史的崎岖小路上；在权贵和资本日甚一日地将这群人抛向社会的边缘时，良知和理性却让他们义无反顾地登上为子孙后代保卫记忆的舞台，并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哈姆莱特最著名的独白，表现的是他在重压下的苦闷与彷徨。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提这个命题时，面对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残酷拷问：如果一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历史充满虚假和空白，那么这个
民族是仍在生存还是已经被毁灭？
正是出于这样深深的忧虑，一大批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思考者在为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忆而默默地坚守着。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这样的坚守者都不乏其人，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绵绵不绝的坚守者，才让任何权势者在历史面前都不可能一手遮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永远不会被毁灭。
在保卫记忆的努力中，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接之际，如梦轩破土而出，应运而生，她是“海纳百川”（注：“海纳百川”是一个博客，以反思历史，特别是知青史和文革史为主，一些武汉的老知青喜欢光顾）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更是一页崭新的篇章。应该感谢谢保安、李江、秋丽、零加良、莫安德、童青山等一大批为“海纳百川”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的朋友们，更要感谢杜良怀的执着和奉献。正是有了他的创意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如梦轩才如期出现在我们面前。 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如梦轩这个宁馨儿的诞生，现在她只是一棵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稚嫩而脆弱。但任何参天的大树都是从稚嫩成长起来的。我们期待着，期待着明天，期待着如梦轩文化长廊枝繁叶茂，香飘千里的明天。
—————————————————————————————————— 【简讯】
《新发现的周恩来》即将出版
司马清扬
由笔者和欧阳龙门合著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上下册），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为编年体和专题两部分。编年体始于反“反冒进”，终于周恩来去世。这部分主要探讨了周恩来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表现，以及建国后毛泽东在先打倒刘少奇还是先打到周恩来上的反复。这部分以大量的史实论证了周恩来是文革的“总管家”。本书还深入探讨了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周恩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在反“反冒进”中准备替换周恩来的人选。 专题共有十二个部分，特别是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保人”和在中央专案组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以贺龙专案为例，周恩来深信贺龙在1929年的通敌叛变为真，因此在贺龙1974年的平反时留下尾巴。
本书依据的材料，除了大量的有关人员的回忆、传记、年谱，知情人的讲述之外，更有不少鲜有披露的档案材料。诸如乔冠华的交代材料、章含之的口述材料、张玉凤的口述材料、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时的记录，军内机密、绝密刊物《工作通讯》、总参三查三整材料、王洪文的检讨等等。参考文献超过2600件。
笔者认为，周恩来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作为一个无法超越历史条件限制的人——政治家而存在。笔者期望读者能在官方宣传的周恩来形像之外，获得一个崭新的、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周恩来形象。
由于是业余写作，缺乏充裕的时间进行推敲，在某些史料的考证上未必完全得当，笔者深望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
—————————————————————————————————— 【编读往来】
一、庄菁瑞来函谈家庭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