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得还太不全面，反思得还太肤浅。不过，我对揭露和反思文革这件事，同主流学界的想法略有不同。他们揭露也好，反思也好，主要目的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目的，主要是想从中找出文化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校的清华学生，文革初期我也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我们理解的是正面宣传的理论，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确实有一些党内的当权派仗势欺压老百姓；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揭露他们，监督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有的同学还记得，我当时曾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生逢时，死无怨。少年立志，赤化乾坤，誓将碧血荐。”但是很快，我失望地看到，那些高呼文革口号的红卫兵，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做尽人间坏事。我感慨万千地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绕口令似的感言：“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 我对蒯大富他们这样的平民造反派曾一度抱有好感，对他们某些观点也并不十分排斥。但很快我又发现，他们得势之后，整起人来也是灭绝人性，同以前压迫他们的那些高干子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对文革理论产生怀疑，从消极抵制，逐惭发展到坚决反对。我对团、四两派的极端理论都深感厌倦，长时间中整天沉浸在书籍堆里，试图从马列原著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寻找答案。在清华武斗中，我这个文弱书生，竟以一个普通士卒的身份，留在学校同蒯大富的团派势力作殊死抗争。530以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留在学校里的人都有一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感觉。我曾向汲鹏提出过一个要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这是我自愿的，只是要求，千万不要在悼词中说我是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而死的红卫兵或者烈士之类的话。那时，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话。
文革中，我同广大民众一样，对“四人帮”和造反派最痛恨、最反感的，是他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整人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反对他们的。在武斗中，眼睁睁地看到身边同学一个个的死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在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王法？这样公然杀人放火的事情，最高领导为什么不出面喝令制止？这种徒呼奈何的愤懑之情，郁结于心，至今末能消散。
“四人帮”对立面的政治力量，开始时也曾发动人民群众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打倒他们。但是，这种政治力量取胜之后，很快收起“人性为本”的基准，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蒯大富领导的武斗打死这么多人，后来把他判刑关牢的主要罪行并不及此，而是“投靠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文革以后，当时群众揭发出来的干部腐败行为的种种事实，统统成了造反派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一风吹掉。经过文革的风浪重新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将人民运用民主监督的权利，视为文革余毒，理所当然地给予取缔和打击。正因为这样，现在，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中国政界的痼疾。人民群众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
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现实，促使我对文革在经过反思以后，又进行了再次的反思：现在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文革理论，是不是也会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呢？记得文革初起时，美国记者找到当时居住香港的张国焘进行采访。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追求他心中的社会平等。作为毛泽东长年的同志和政敌，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对我们今天追索文革历史教训，有着特殊的意义。连张国焘都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部分是为了他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平等诉求，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任何理想，如果只有凭借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才能实现的话，这种理想本身也是邪恶而不可取的。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社会平等的理想和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这两者之间，难道就必定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的吗？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对一度掌权的造反派往往抱有成见，认为他们都是些贪污腐化的痞子。事实不完全如此，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在经济上，与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当权派相比，实在是要清廉得很多。据我所知，即使在清华武斗这样的混乱情势下，负责学生助学金发放的团派人士，一直忠于责守，账目清楚，做到了一钱不沾。掌管团派“井冈山报”收入财务的人员，也真正做到廉洁奉公。工宣队进校后，对他的账目进行审计核查时发现，一份份井冈山报所卖的收入，全然入账无误，所差的几万人民币，乃是经蒯大富批准，用于资助武斗中负伤残疾的同学。最后，在工宣队的监视下，这个团派人士到负伤同学的家里取回这笔差额现款，他流着眼泪却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放在这个困难同学的家里。
我们不能因为文革中追求的某种理想，而原谅、容忍、甚至肯定那些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同样，我也不认为，由于充满了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文革中所提倡的一切东西就必定都是错误的了。难道，为了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所极力反对的党政干部特权、贫富两极分化、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就能统统变成合理、合法了吗？
我在再反思中还是坚持认为，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毫无疑问，是百分之一百完全错误的。正是这些百分之百错误的、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使文革丧尽了民心，遭到人民的唾弃。而我耽心的是，人民群众这种唾弃，在某些政治利益阶层的导引下，连将文革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那点合理内核，也一并全部唾弃掉了。
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11月初版。 —————————————————————————————————— 【书评与序跋】
《倒下的英才》作者序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上部记录了文化革命中清华园内的点点滴滴；下部则是我自己在清华百日武斗中的亲身经历。这是一本集体的回忆，我只是被大家推到前台的第一执笔者。
这是一段40年前的历史。我们写这本书，是试图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些真实的场景与细节。历史不是靠想象得出来的。没有历史的场景与细节，就没有历史的实感。而没有实感的历史，就只剩下了一些概念与口号。如果只根据这些概念与口号，那就无从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更谈不到反思。
这里记录下来的是清华园里一些人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很多人都向我们表示，不要再提那一段时间，忘记它。他们说：本来已经结疤的伤口，为什么要揭开，让伤口再滴血呢？揭开这些伤疤我们也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只希望告诉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未必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但记录下来就是对历史的补充或注释，是对历史和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那些不幸丧生的人们负责。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考虑到多种因素，文中一些人的名字被隐去了，但这不影响文章的真实性。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证本书描述的数据属实。书中所涉及的事件，或由当事人本人执笔；或经过当事人的审阅与认可；或在多个当事人之间，互相印证、互相切磋、去伪存真。
清华园太大了。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每个事件发生的环境与其来龙去脉，文中配合叙述，提供了相
关的1968年的清华大学校园计算机复原立体图。这些立体图是由建九班（1969年毕业）的肖春涛学友，根据1986年的清华大学平面图修改，绘制而成的。画家温毅明先生为本书作画。 清华的百日武斗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年使两派同学慷慨激昂、以致执戈相向的派性情绪早已烟消云散了。现在，经常可以见到当年的两派同学坐在一起，谈古论今；真可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但在本文的叙述中，当年的派性的口号、派性的语言俯拾皆是。清华园里短短的这段历史，就是两派相争的历史。回避当时的派性，删除派性的语言，就无法真实地再现当时的那段历史。在这本书中，我们绝对不想抬高某一派，或贬低某一派。现在我们认为清华的两派，老团和老四，是一对同根的兄弟，他们都是那个疯狂时代的受害者。
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就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不带派性、客观地、没有感情色彩地来叙述当时的历史。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也尽力屏除派性，尽量客观地展现那段历史。但是我们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全做得到这点。上帝高高在上，俯视人间，只有他才能够不偏不倚地评说人间万事百态。而我们是一介凡人，又是亲历者，我们的叙述，难免带有当时的立场、观点，难免流露当时的情绪、感情。我们这样写只是为了再现历史。
《倒下的英才》从初稿到如今，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有一些部分前后改写十几次，不觉间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百日武斗时一个个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在我面前映现。特别是许恭生、朱玉生、孙华栋……这些本来可以成长起来的英才，却一个个无辜地倒下了；他们的影像，在我的脑中越刻越深。别人是在笔尖上沾上了墨水来写字，而我，经常在眼里浸满着悲伤的泪水，在心里流淌着痛苦的鲜血；我是在泪水和血水中，写下了这里的一个个文字。这四年的时间对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多少次我想放弃，我想停笔，不干了。但是我周围的一帮学友，他们总是在激励我，监督我，要我咬紧牙关写下去。我们希望，这段历史不因我们这些亲历者老去而被湮没，也不因我们这些亲历者的沉默而被扭曲。我们的同学陆小宝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的责任”；我们记录下清华文革中的这段历史，是为了思考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教训。
在本书最后的“反思”中，我们谈了一些认识。这些认识太粗浅了，我们抛出来的连砖头都不是，只能叫抛?泥坯?引玉吧。
为了纪念当年清华园内不幸丧生的人们，我将这本书命名为《倒下的英才》。 愿清华园里那些倒下的英才们安息吧！ 2009年仲夏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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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1965年春只身到空34师” 舒 云
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在回忆录《红色警卫》中，提到1965年的4、5月间，汪东兴在警卫局党委会上讲了一件事。“前不久毛主席到玉泉山休息，有一天工作了整整一夜都没有睡。翌日拂晓，他还穿着毛巾睡衣，就招呼上警卫和司机，没有通知其他任何人，就他们三人开车出了玉泉山，直奔空军34师所在的西郊机场而去。有关人员，如警卫部门、保卫部门都全然不知。”“在空34师，他让能到场的人员全部到场，听他讲了一通话，才返回玉泉山。毛主席当时究竟讲了些什么，汪东兴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只字未提”。只是说“毛主席只身突然行动，而我们的警卫人
员毫无察觉，这给我们敲了警钟。我们要认真地研究思考一下，如何才能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出现。要确保领袖的安全。”（《红色警卫》，邬吉成、王凡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版101页）
1965年，这是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毛泽东到空34师发表怎样的重要讲话？汪东兴为什么只字不提？如果当时保密，至今已经40多年了，为什么仍然没有人提起？
现仍住在空34师家属院的前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回忆：1965年春天，毛泽东确实穿着睡衣来过西郊机场。但不是晚上，而是白天——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向黑夜白天颠倒，他夜里是不会穿睡衣的。白天睡醒，毛泽东从玉泉山出来，只带了一个警卫，坐车到了西郊机场火车站。火车站是西郊机场的内部火车站，在西郊机场西边一、二公里处。因为毛泽东是“突然袭击”，西郊机场火车站只有一、两位值勤战士，毛泽东简单问了问他们的姓名、籍贯。之后毛泽东又坐车到了西郊机场停机坪，看了看飞机，在场的只有少许机务人员。时间很短，毛泽东就走了。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发表重要讲话。
毛泽东到西郊机场，毕竟是件大事，很快传开，整个西郊机场都知道毛主席来了。以后几年，每年这天都成了西郊机场的纪念日。可以肯定，毛泽东没有发表“重要讲话”。如果毛泽东有重要讲话，一定会传达，起码师一级领导应该知道，也肯定会写进空34师的大事记。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回忆：毛主席来时他在外地，事后听说了，没有听说毛主席发表讲话。
总之，毛泽东来西郊机场是真的，但是根本就没有发表讲话，只是来转一转，散散心罢了。 —————————————————————————————————— 【史林一叶】
关于毛泽东1965年春到西郊机场的时间 陈益南
毛泽东于1965年春去北京西郊空34师一事，有人根据并非当事人的邬吉成的间接回忆，将其理解成是在“4、5月间”，甚至推测出是在“4月29日或是第二天的4月30日，或再后的几天里”，这在时间上显然不可能。因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其行踪是：
武汉梅岭一号（3月16日—4月29日）、长沙九所（4月29日—5月21日）、井冈山（5月22日—29日）、吉安（5月29日—30日）、杭州（5月31日——6月16日）、上海（6月16日—27日）、南京（6月27日）、6月28日深夜，专列返回北京。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及南巡之行结束。 —————————————————————————————————— 【蓦然回首】
寻人启事 陈 虹
“寻人启事”能作文章的题目吗？——有人说没有诗意，有人说肯定要被退稿。但我不想改，我的本意就是为了寻人嘛，我想争取找到那个曾经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全家的好人。
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更不知道。为了便于大家帮我寻找，我必须把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故事详尽道出——
时间应该是在1968年的6月，具体的日子，则是省级机关发工资的那一天。地点呢，就在江苏省文联的办公室里——不过，那时叫“革命委员会”，门框上赫然挂着的就是这个牌子。 我怕记忆有误，又特别去翻看了一下老爸（注：作家陈白尘）的日记——那是他自从被揪到北京后，坚持在牛棚中写下来的——1968年9月1日：“玲来信说，省文联自4月起冻结工资，月发80元生活费；两个月后改为100元。家中生活费用紧张，而玲寄我之钱未减，是颇伤脑筋的。” 不瞒大家说，这就是我能提供出的全部线索了。
当然，话还得从头说起——我爸和我妈原来都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66年的春天被逐出了京门，发配来到金陵。为什么？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早在1964年，一场被人们称作是“文化小革命”的风暴就已经在文化界的内部着着实实地席卷过一番了。夏衍挨批了，田汉被整了，就连我们作协大院中的许多老邻居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卷起铺盖卷返回了老家：赵树理、康濯、周立波、艾芜……我家是最后一个走的，时间为公历1966年1月28日。
那天非常冷，前来南京下关火车站迎候我们的是作家海笑——他当时的身份是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心里不免嘀咕，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待遇好，有暖气，为什么不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名作家留在全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偏偏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让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到南京？”……是啊，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呢？要知道，我妈的命运比我爸还要惨，她只是因为身体衰弱，离京之前竟被强迫办理了“退职”手续——那年她才48岁。
然而，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迁到南京才四个月，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风暴就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这时的老爸在哪儿呢？正在太湖边上的吴江县“体验生活”呢！一辈子不会写工农兵的他，为了“脱胎换骨”，刚一报到完，就向省文联的领导提出了为“写工农兵”而下去“体验生活”的要求。
接下来，有老爸的日记为证，日子是这样度过来的—— 5月10日，省文联以长途电话将他召回南京参加学习。
6月4日，省文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数日内大字报多达500张以上。 6月25日，工作队进驻省文联，负责人高玉书警告我爸说：“你是黑线上的人物，要为子女们想一想！”
7月——8月，写交代材料，共十余份。
8月27日，出现第一张点名质问的大字报：“陈白尘，谁派你来江苏的？你来江苏干什么？”并要求立即将“大黑帮陈白尘”押回北京审查。
9月9日，省文联召开批斗画家亚明的大会，并施以了武斗。会后通知：“全体党员留下。”但我爸被排除在外。
9月10日，小组长滕凤章找我爸谈话，询问对大字报及不让参加组织活动的想法，终以“相信党、相信群众”回答。
9月11日，中国作协造反派来人，将我爸揪回北京。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长达七年之久…… 人是被带走了，可我爸的工作关系已经转到了南京，尤其是每月的工资，还得依然由省文联发给。但是我妈不愿去领，她说那个滋味就像是“乞丐”，她怕看到那一双双鄙视的目光，和一张张凶神恶煞的脸。为此，这一任务便当仁不让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谁让我是家中的老大呢！于是一到每月发工资那天，我都要亲自跑一趟省文联，先是签字画押，然后再捧回那个装有老爸工资的牛皮纸袋。
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堂堂的江苏省文联怎么会“坐落”在当年国民党的总统府里呢？——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开辟成“旅游景点”，寄寓其内的机关和单位竟也多达数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