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的一天深夜，毛泽东死了还不到一个月，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写作，忽然听见房门上有急促的剥啄之声。我这里是远离居民区的单门独户，一天到晚连个鬼都不会来，我咋起胆子来问：“谁？”
“快开门，是我！”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
这个赵植林，是20世纪50年代派到苏联去留学的学生，是毛泽东所说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1957年正在莫斯科大学学新闻，没有摊上右派，回国以后分配在交通部工作，“庐山会议”以后却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抓了起来，没有经过劳动教养，就送到劳改农场“强制就业”来了。此人能歌善舞，能写会算(出国前是安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所以被任命为中队宣传员，同时协助中队统计员工作，在中队里也算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红人。1974年，我的《括苍山恩仇记》逐渐构思成熟，开始命笔。由于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此不能坐在宿舍里写。那时候我负责八十亩稻田的放水，每天出工，地里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做好水平畦口，让田水自动流入，然后每丘田巡视一遍，没什么问题了，就坐在田埂上用我那一笔独创的狂草低头疾书。有一天，我正在写“师兄弟校场比武”那一章，全神贯注中，竟没注意身后有人走来。一声：“写什么哪？这样认真！”回头一看，原来是赵植林巡查来了，吓得我毛骨悚然。如果他发现我在写小说，汇报上去，那是绝对说不清楚的，弄得不好，批斗之外，还要吃不了兜着走。我破釜沉舟，豁出去了，干脆直说我在写一部以清末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历史小说。他立刻表示颇感兴趣，我也就给他朗诵了一段。没想到他对我的小说居然称赞不已，不但不批评我，反而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从此他成了少数知道并支持我写小说的人之一。我来水泵房之前，每逢星期假日，他总是把我倒锁在放宣传用品的仓库里让我清静地写小说，而且我写一章他看一章，以他“莫大新闻系”毕业的高造诣指导我写作。
我赶紧开门。只见老赵上身裹着棉大衣，下身只穿一条秋裤，看样子是刚从被窝里爬起匆忙赶来的。他像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也不在炕上坐下，而是站在那里迫不及待地说：“有好消息！刚才我听莫斯科俄语广播，江青一伙儿被抓起来了。”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他接着说：“我天天看报纸，正奇怪这几天怎么没有江青他们的消息了呢，没想到毛泽东死了没几天，这么快他们就倒台了。”
据他分析，江青一伙儿是代表中国极左思潮的，他们一垮台，政治形势必然会有所放松，我写的小说，很可能有机会出版了。因此他连夜赶来通知我这个好消息。
他走了以后，我立即给娟写信，告诉她天气阴转多云，马上就要放晴了。尽管我的政治问题一时半会儿的解决不了，但我的稿子可能会有出路，她也可能有了出头的日子。
“四人帮”的倒台，是我的小说能够出版的前提，也是我和娟能够商谈婚事的基础。我们都认为，只要“四人帮”一倒台，不但她的冤案问题有可能解决，有可能考虑婚姻问题，连我的政治问题也有可能解决，至少可以放松，例如不再把“摘帽右派”列为专政对象，恢复真正的公民身份并适当安置工作等等。而我则认为：只要允许我出版小说，我的命运和前途必然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开始商谈婚事了。我提出了极为苛刻的结婚条件。我写信告诉娟：第一，我是因为直言而获罪的，但我“宁鸣而死，勿默而亡”的性格，不会因为获罪而不再直言。写小说，是另一种方式的直言。目前“四人帮”固然打倒了，但是今后“广开言路”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也就是说，因言获罪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不一定哪一天，我还可能要进监狱。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她愿意与我结合，首先要有“送牢饭”的思想准备。如果万一哪一天我又一次因言获罪而被捕，她那边立刻宣布与我划清政治界线，那就不如今天干脆不要考虑。第二，我目前暂时还离不开劳改农场，而且我们是没有探亲假的三等公民，如果与我结婚，我最多每年只能回家住半个月，
至少在几年内要忍受两地分居的苦楚与不便。第三，我一个月只挣32块钱，每月还要存十几块钱作为一年一度回家探亲的路费。如果与我结合，最好干脆不要孩子，如果一定要孩子，也只能靠她“独力”抚养了。
这样的结婚条件，在全中国来说，恐怕也是少有的。我这是破釜沉舟，一次性把丑话说在前面。因为事情明摆着，如果我不把这些不利因素统统摆出来，一旦遭遇到“不测”，再来做思想工作，可就太晚了。
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回信居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你所提的三个条件，我完全接受。”她解释说：她知道这等于用她自己的政治前途来交换这桩也许会遭遇到许多艰难挫折的婚姻，但是她第一出于爱才，第二出于支持正义，她下决心这样做了。她说：如果她只求组织一个安逸的小家庭，如果想当“官太太”，这几年来给她介绍的对象中，不乏复员军人和机关干部，有的还是造反派的小头头儿。但是她的态度很坚决：“要我嫁造反派，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她坚持不考虑婚姻问题，主要也是为了避开这些造反派。既然十年时间都等过来了，当然要找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有共同观点、共同语言、共同命运的人。
这件事情，她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包括她的父母与哥哥。她知道，只要与别人商量，可以预计几乎不会有人同意或支持。不过事后她也曾经征求过一个人的意见，是她的好朋友，缙云县法院副院长应章恩。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的情况，老应当时就预言：“这些受迫害的同志，早晚是会给他们平反的。”他是完全出于文革以后自己对形势的认识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有了他的支持，娟对自己的大胆决定更加有信心了。
七、时机并没有成熟
与婚事同时进行的，还有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前二册已经修改誊清，就在娟手里。我一方面夜以继日地修改誊清第三册，一方面让娟以作者的名义把前二册稿子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因为我是浙江人，小说写的也是浙江省的事儿，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在浙江出版，应该是名正言顺的。11月3日，娟从新建把稿子挂号寄出。
在我看来，“四人帮”一被打倒，文艺的春天就会到来，因此我把我从1950年在四川开始创作直到1974年方才写完的一首长达3344行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也寄给了复刊不久但是发行量却达到一百多万份的《诗刊》。
《诗刊》的回信首先到来。他们看了稿子，觉得可用，要我到北京去修改。我傻乎乎地拿着编辑部的来信找分场部管教股的张干事请假。张干事看见这样的信，瞪大了眼睛，好半天这才说：“把你的稿子拿来我看看！”我依言把我的底稿送到了管教股。过了三天，我去催问，张干事瞪着眼睛绷着脸说：“你写的那叫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一句话就把我写了二十四年的一部长诗给彻底否定了。不但请假不准，连原稿也被扣留，一直没有还给我。
没过几天，《诗刊》编辑部终于把我的稿子退了回来，附信写得还算客气：“由于稿挤，发表长诗有一定困难，只好割爱了。”幸亏分场部没扣留这份退回来的稿件，不然，稿子全没了，二十四年的心血，可就付之东流也。
直到1981年10月，我调到了宝文堂书店当编辑，在东四北八条52号四楼上班，二楼就是《民间文艺》编辑部。一次认识了该刊的副主编吴超。由于我大哥也叫吴超，见了他不免多几分亲切。攀谈之下，才知道他原来在《诗刊》当编辑。我讲起1976年我与《诗刊》的这一段缘，吴超说：我的那部稿子，当年就是他处理的。他很欣赏，打算上，但是没想到我的所在单位以我的“摘帽右派”身份不宜发表作品为由加以否定了。当时发表作品必须经过“所在单位”的政审，他也没有办法。于是我就与他协商，宝文堂计划出版一套“绘图叙事诗”，已经有了马萧萧的《石牌坊的
传说》，我的这部长诗也在计划之中，为了纪念他的“识诗人于劳改之中”，这部长诗打算就请他当责任编辑，他也欣然同意了。1985年，这部长诗终于由著名画家陈惠冠先生绘图，以《岷江三爪龙》的书名正式出版了。
1976年11月下旬，我收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11月24日的来信，告诉我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已经审读通过，计划在年内出版。
收到这样的来信，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作品得到肯定，而且时间这样快：稿子是娟11月3日从缙云挂号寄出的，出版社最快也得在11月6日收到。一部八十万字的小说稿，仅仅半个月时间，至少要经过三个人通读并讨论，即便用的是“流水作业”的方式读的稿子，能够这样快就通过，不能不说是“神速”。何况当时已经是11月,他们居然打算“在年内出版”，决心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我有了长诗被枪毙的经验，心知这部书稿能不能成活，还两说着。
果不其然，没等我去找张干事，分场部张场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吴越，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有这回事儿吗？”
我心知政审的公函又到了，也就实话实说：“是的，有这么一回事儿。” “你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满不错嘛！我怎么不知道哇？”
我只好很客气地回答：“张场长，您住在东村，我住在西村。没事儿您难得到西村来走走，来了也只在队部坐坐，从来不跟我们见面，怎么会了解我们的事情？”
“你的小说写的是什么内容？”张场长没见过我的小说，不能像张干事那样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来一句话加以枪毙，所以必须先问问是什么内容。
“我写的是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其实我的小说主题是反对血统论的，是用形象思维说明工农的子弟并不一定个个都好、地主的子女不见得人人都坏，并且全方位广角度地描写清朝末年浙南山村的风土人情，可是在他的面前，我不能不“拣好听的说”。 “你在清朝生活过吗？”张场长冷丁爆出了这样一句。 “张场长，我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过呢？”
“对呀，你既然会写小说，总应该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既然你没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所写的小说，岂不是缺乏生活基础，岂不是凭主观想象写的主观主义作品吗？既然你写的作品是主观主义的，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现在我代表党的基层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作品，我们不同意出版。”
张场长不愧是场长，至少他不像张干事那样，讲不出道理来，只会用“乱七八糟、什么玩意儿”来加以否定。面对这样的高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是以“党的基层组织”的名义出面的，我一个摘帽右派，三等公民的身份，还能够说什么话呢？我心里十分明白，此时此地，跟他讨论文学问题，百分之百是对牛弹琴，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因此我只好沉默。张场长见我不说话了，笑了一笑，接着说：“告诉你，文学是党的事业，你私自写小说，私自往外寄稿子，都没有通过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这是……这是……一种走私的行为，我还没有处分你呢！回去吧，往后别写什么小说了，好好儿劳动，通过劳动改造你的思想和世界观……”
从张场长办公室出来，我明确了一件事情：我的小说是成功的，至少是过关的。问题在于我的身份。我与赵植林商量对策，他建议我把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中青社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就是右派。中青社既然可以出版姚雪垠的作品，也就应该可以出版我的作品(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姚老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点头，是“钦定”的)。
几天以后，稿子从浙江人民出版社退回来了，退稿信写得非常简单：“吴越先生：你的稿子，经过我们再次考虑，决定不出版了。”连退稿理由都不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双管齐下：立刻重新包装，以“楼兴蠲”的名字，用新建公社第五大队的地址，把稿子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已经不实行“政审”制度了。稿子经过四个编辑审读，两个说好，两个说不好。第五个编辑李荣胜(当时的编辑组长，现任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读完了稿子，拿不定主意。他正要调往《中国青年报》去，为了避免他的“关键一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只好“弃权”，没写出审读意见来就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个老编辑黄伊主动要求把稿子拿过去看看。他看了稿子，对稿子是肯定的。为此，他写出了审读意见，又把稿子送请刚刚落实政策回到中青社的前总编辑李庚审读。李庚排开杂务，腾出十五天时间来通读了全稿，写出了七千多字的基本上肯定的审读意见。一直到稿子通过，快要出版了，责任编辑黄伊竟然还不知道此书作者的真名究竟是吴越还是楼兴蠲！
八、最俭朴的婚事
“四人帮”已经打倒，婚事既然已经决定，我们觉得宜早不宜晚，打算在1976年年底把手续办了。 尽管娟的一家子都是党员，但是当时她自己还不是党员，而是被培养入党的对象。按照组织原则，她向党支部汇报了自己即将结婚的事。关于我的身份，她不想过早暴露，所以只说我在北京“地方国营”清河农场工作。为了搞清我的政治面貌，支部书记决定发文到农场外调，她当然不能表示异议，但是支书写好了外调信，她却要求自己寄，支书也没反对。她拿到外调信后却没有发出，而是锁在抽屉里了。
我这边立即打报告，第一要求请结婚假，第二要求开结婚介绍信。劳改农场对于二劳改的就业人员要求结婚，道义上是支持的，因为“婚姻无着”正是就业人员普遍不满的问题，因此只要“二劳改”们找到了对象，农场一定支持。第二天，管教干事就给我开出来结婚介绍信。
1975年，我回缙云探亲，已经把我几年来的积蓄用得差不多了。经过一年的“再积累”，也不过攒了一百多块钱，所以1976年年底，我几乎是两手空空地到了新建。不过清河农场的哥儿们听说我要结婚了，这个5块那个10块的(要知道，当时“二劳改”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元上下)，居然也收了105块钱的“贺礼”。我用这笔钱给娟买了一只手表，除此之外，没给她买任何东西，没给她的家人买任何东西，也没给我自己买任何东西。不过我在北京买了两条好烟，到金华又买了五六斤水果糖，这是娟点名要的。因为缙云买不到好烟，出的水果糖吃起来虽然一样甜，价钱也不贵，但是颜色太黑，不大好看。
那时候，从金华到新建还没有直达汽车，我必须先从金华坐公交班车到一个叫做“外堰”的小站，然后等待从缙云到新建的班车到来。这趟班车一天只开四次，所以等了很久，到达新建，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到肉店找到了娟，这是我与她第二次见面。她也没有通知任何人她要结婚的消息，店里也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她给店里人打了个招呼，就把我带到了她住的火腿厂仓库外面的那间小屋里。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间小屋。照我估计，这将是我们的新房了。屋子经过整理，铺上了新床单，叠着新被子，撤了天罗地网似的拉着的绳子，房间里干净利落多了。
我们同时在床沿上坐下，我的第一句话是问：“咱们现在还没登记，你后悔不？要是后悔，还来得及。”
她笑了起来，说：“都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太晚了吧？何况我根本就不后悔！”
“既然你不后悔，那你就是我的了。”我把她拥进怀里，想给她一个吻，但是她把头偏了过去，说是“不会，也不习惯”。我也不勉强她，只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婚事再次砸定以后，她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与家人见面。她的哥哥在合肥，四个妹妹三个已经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十九岁的小妹。加上她的父母亲，全家一共四个人。家里似乎对她选择了这样一个丈夫并不太满意，或者是一家人都不善于辞令，总之是见了我大都冷冷的，没什么话可说。在她
家吃的第一顿饭，也是贫下中农的家常饭，基本上全是素的。
直到这时候，不但街坊四邻不知道她家来了一个新女婿，就连她家里人，似乎也没做结婚的任何准备。
吃过晚饭，她把我送到火腿厂她自己的房间里。我问她婚事将怎么进行，她叫我不要过问，一切都听她的安排。还没有登记，法律上我们还不是夫妻，我长途旅行，一路辛苦，她要我早点儿休息，她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到肉店上班，忙过了清晨最紧张的那一阵子，她找个人代班，这才到宿舍叫我揣上两包比较好点儿的糖块儿，带我上公社登记去。
新建公社是个大社，下面有六个大队，相当于乡的建制，大院子里有许多房间。她先找到了公社书记黄金保。这是一个挺瘦的高个子中年人，烟瘾极大，把一口牙都熏黑了。据娟后来告诉我说，当时农村的人，凡是家里有婚丧喜庆，办酒席招待，按例都要请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到家里坐上席。一个大队干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二百多天是在别人家里吃饭的，而且不喝醉了不回家。独有这个黄金保是例外，尽管他烟瘾很大，一个月抽烟的钱就要占去他收入的一半儿，家里生活相当困难，但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吃饭。不过与娟的关系相当好。早先娟当民兵连连长，黄金保当大队支书，晚上一起出去巡逻，回来以后就在她家一起煮面条吃，也没油，只是酱油汤加点儿葱花儿而已。但就是这样好的干部，文革期间还是挨整了。他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任的公社书记。难怪我刚一下汽车，就看见广场上挂着红布的横幅：“坚决拥护黄金保同志主持公社日常工作！”
娟把我介绍给黄书记，并献上了一包糖，黄书记听说这是喜糖，连说：“这糖我可得吃。”我连忙递上了好烟，尽管他从来不抽人家的烟，一天到晚就熏三毛多钱一包的“西湖牌”，但却接过我的烟去立即点上，并说：“这烟我可得抽。”接着就谴责娟，不该连婚事也向他保密。娟也有说词儿：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向食品站的党支部汇报了，是支书没向他汇报。再说，现在不是把丈夫带来请他当面审查、请他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还要请他喝喜酒吗？他呵呵笑着：“是你挑的丈夫，不用审查，准没错儿。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都挑了十几年了，不是好样儿的，你能点头？这手续，我去帮你办，这喜酒，我也一定要喝！”
说着，他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姓江的文书面前，指着我们两个说：“你把他们的结婚登记手续给办了。”
在公社时代，一个文书，可不是连队里的“上士”级兵头将尾，而是书记不在可以代行书记职权的“大干部”。江文书当然是公事公办，伸手就向我们要结婚介绍信。黄书记笑了起来：“这结婚介绍信，是应该你开的呀，你怎么反倒问她要了？何况有我亲自带来，还要什么介绍信哪！” 黄书记的意思，是娟的介绍信就不用了，反正是本公社的人，谁都了解，何况有他在场，比介绍信还硬；江文书却错领会了意思，以为有书记担保，连我的介绍信也不用看了。因此立刻拿出大红结婚证书来，问了问我们的出生年月日，就把结婚证书递给了我们。连“我代表政府，批准你们结婚”之类的官话也没说。我说了声“谢谢”，娟取出一包糖来放在他办公桌上，就拉着我赶紧“逃跑”了——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不赶紧逃，是要四面被包围，简直无法脱身的。 （右图：1977年春节，婚后大雪天留影）
拿到了结婚登记证，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新郎新娘应该挨家挨户亲自去分喜糖的。但是娟没让我出面，而是全权委托她母亲去办。她看看我带回来的喜糖数量不多，根本不够分的，又到百货店买了十斤一袋的两袋本地产水果糖，然后把我带回来的好糖和这些糖用一个大笸箩搀和在一起，这才打发她母亲出去分喜糖了。
喜糖一分，等于发布了结婚启事，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们都知道了。于是就有娟的女友们登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