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见了三个女人，我姐夫也懂得了：像我这样的条件在缙云找个老婆有多难，就不再张罗着给我找媳妇儿了。
三、少年时代的知交
我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回到故乡的，那年我刚六岁。我在缙云县从小学二年级读到初中二年级，抗战胜利后，才在1946年离开缙云，跟随当“法官”的父亲到瑞安、嘉兴、杭州、金华、丽水这些地方转，直到1949年6月在金华参军去了四川。在缙云县的八年时间中，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但是三十多年过去，有的连名字都忘记了，有的也和我一样，远走他乡，不知道流落何处。闲谈中，大姐告诉我：我从小学到中学最好的同班同学何同仁，20世纪50年代在杭州中医学院毕业以后，参加一个医疗队到新建区一个梅毒猖獗的村子根治性病，后来一直在缙云当医生。几年前我大姐在县里碰到他，他还打听我的下落呢。
经她这样一提醒，我怀念起我这个最好的少年朋友来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和他同班又同坐一张课桌。每天上学，不是他到我家来约我，就是我到他家去约他，连课间上厕所都要一起去。他家以前在县前街开春寿堂中药店，那是他家的祖产，即便现在中药店不开了，只要那房子还在，总能够打听到他的下落的。从壶镇到县城有直达公共汽车，六十里路，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不过没坐公共汽车，而是借用我外甥的自行车——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从壶镇到缙云的公共汽车每天只有两班，车票难买，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省钱。
到县前街一看，春寿堂药店果然没有了，原址开的是一家杂货店。进店一问，才知道何同仁一家依旧住在后面，不过现在开的这店不是他家的，所以前后隔开，他家另从后门进出，我转到后门去一问，更巧，他正好在家里。
多年不见，当年小巧玲珑的何同仁已经发福，胖胖的身子，红红的脸蛋儿，前额的头发已经掉了不少，变成当年他父亲的模样了。不过那脸型基本上没变，我是点名找的他，所以他一出来我就能够认识，而他根本就想不到我这个三十年不见的不速之客会登门拜访，何况我的样子已经大变，等到我自报姓名，这可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欢愉之情，溢于言表，立刻把我让进他的房间里去。
来找他之前，我就打定了主意，在老朋友面前，什么也不用藏着掖着，是怎么回事儿，就说怎么回事儿。他在离新建镇只有三里路的河阳公社卫生院。河阳是个大村子，缙云民谣中唱：“有女嫁河阳，好像做娘娘，住的白粉墙，穿的新衣裳。”可见居民的富庶，如今又是公社所在地，所以卫生院的规模不小，占一所大房子，有好几个医生。上个星期天他值班，所以昨天、今天轮到他休息，下午就要回卫生院的。我暗暗庆幸自己的运气不错。
我问他参加文革的情况，他说他是“革命派”的小头头儿，参加了区里的夺权斗争，每次区里开大会，他都要上主席台的。我犹豫了一下，虽然他是“革命派”，关于我自己的身份，仍决定以实相告，绝不隐瞒，如果他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面目出现，我站起来就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态度非常明朗：“不管你是什么派，咱们是老同学，今天相见，咱们只叙旧情，不谈政治。”不过我还是劝了他两句：像他这样正牌儿大学毕业的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到处受人欢迎，最好不要参加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政治斗争，以免像我这样卷进政治漩涡中去无法自拔。他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但是已经骑虎难下，只能慢慢地相机撤身了。
谈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已经中午。在他家吃了午饭，接着谈起了我的处境。他劝我说：既然都是种田，与其在举目无亲的北京种，在劳改队长们监督之下种，不如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来种，不但亲戚朋友多，有个照应，将来年纪大了，也有个归宿，不在他乡外地当孤坟野鬼。我叹了一口气，告诉他：我因为家在三大城市，政策规定不许离开农场，除非我先在缙云娶个媳妇儿，先制
造一个家，要不然，看样子只能一辈子在劳改农场当“二劳改”了。接着谈起了我姐夫给我张罗的三个女人的故事。他沉思了一下，说：如果我真愿意在缙云安家，他一定帮我物色一个对象，当然条件不能太高。我有文化又有种葡萄的技术，生活苦一些的村子，地主、富农的女儿等等，还是有人愿意嫁我的。不过女方最好有点儿文化，不然感情上无法融洽。我谢了他。他说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他随时注意就是。
又聊了一会儿，他要动身回河阳去了。他盛情邀请我到他的卫生院去看看，好在路不远，三十几里路，骑车一个多小时就到。我反正闲着没事儿，就答应了。
四、从天而降的媒人
我们一人一辆自行车，出了北门，刚蹬了十几里路，迎面碰见了徐子豪。他也骑着自行车，见了我，喊了我一声，立刻跳下车来，高兴地说：“真巧，我正要去找你呢！”
我也跳下车来，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我姐一定要见见你，逼着我立刻骑车上壶镇去找。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要不，我赶到壶镇，还是找不到你，岂不是两头错包了？” “你姐为什么要见我呢？她是干什么的？”
“她是个小学教师。不为什么，就为我回家说起托你买灰涤卡和混纺哔叽的事儿，我姐说：我和你根本就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肯帮忙，还要你贴工业券，这可是将近半年的工业券呢，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所以一定要见见你。”
“可我现在是跟我这个老同学到河阳去的，我们三十年没见，想多聊聊呢！”
“那不行，你得先跟我走。你先见了我姐，再到河阳去，还不行么？好在并不绕多远，最多多走五六里路，骑自行车，不过十几分钟的事情。怎么样？”
我还在犹豫，何同仁说话了：“人家都要上壶镇去找你了，那可是来回一百八十里路呢！没要紧事儿，谁愿意走这一趟？就冲他这股子热情，你也得去见见。我先回去，回头你直接到河阳来找我。到那里打听卫生院，没人不知道的。”
我只好笑着跟老朋友道别，骑上车跟新朋友走。不过半个多小时，过了黄碧街，就到了黄碧村。这是一个离公路约三里的大村子，当年袁枚就曾经造访过，并写下了著名的《仙都游记》。村小学设在一所挺大的祠堂内，墙壁刷得雪白，倒挺干净。子豪把我带到他姐姐的房间里，见姐姐不在，让我先坐着，他出去到办公室寻找。一会儿回来说：他姐姐正在上课。子豪就给我沏茶，陪我聊天儿，问我跟何医师的关系之类。他长年住在江西铅山县，尽管何医师当年在黄碧街一带很出名，可他却不认识。
没过多久，他姐姐就下课进屋来了。她叫徐子玲，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小鼻子小脸小嘴巴，不过眼睛却挺大的，脸色红润，显得很精神也很干净利落。她嘻嘻地笑着，跟我解释她很想见我的原因，是听他弟弟说起我的为人、见识，很佩服我，再说，我是她表姐的表弟，拐个弯儿也算亲戚，应该认识一下，赶明儿她到了北京，也好找我帮助办事儿。刚说着，她上课的时候就已经请同事帮她做的点心做好了，由那个同事端了进来，是炒米粉干加两个荷包蛋，我和子豪一个人一大碗。这是缙云的风俗，第一次进门的客人，请人家吃面条加鸡蛋或米粉干加鸡蛋，是最客气的招待。我也只能入境随俗，说两句道谢的客气话，坐下来就吃。其实刚吃过午饭不久，肚子根本就不饿。
吃过了点心，子玲又沏上茶来，接着聊。她介绍她自己：她是缙云新建中学高中毕业生，今年三十五岁，已经当了十几年小学教师了。丈夫叫雷一声，是畲族人，如今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有个十一岁的儿子，跟她一起住。她问我做什么工作，北京都有什么人，缙云老家还有什么人。我以实相告：原先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3年摘帽，如今
在北京团河农场种葡萄。同时告诉她：我的老同学何同仁医师正劝我在老家找个对象，然后申请把户口迁回缙云来，图一个落叶归根。
她听我这样说，立刻接了下茬儿：她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楼兴娟，高中毕业，现在在食品公司新建食品站当收款员，家就在新建镇镇内，今年三十四岁了，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至今还没有结过婚。她的同班女同学，大都已经做了母亲，只有她是惟一的一个大姑娘了。从女方的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长相模样、居住地点等因素考虑，与我都很般配。何况她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两个妹夫一个是村长、一个是村支书，在村子里都是实力派。如果我打算在缙云找对象，这是“最佳选择”，她可以负责给我介绍。
我没有想到子豪巴巴儿地把我请到他姐姐这里来，原来是要给我介绍对象。看起来，她一定要让子豪把我叫到她这里来让她见见，就有了给我介绍对象的心思，对我的“第一眼”似乎也还满意，对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的政治身份也不太计较。听她介绍的这个女方，条件比我见过的那三个都好。于是我表示感谢，并说今天晚上我计划住在河阳卫生院，那里离新建镇只有三里路，最好明天能够约一个时间，我到新建镇去与女方见一面。不料子玲却说：“何必等到明天呢，从我这里到新建镇，也不过十二三里路，骑自行车去，有半个小时就到了，现在时间还早，反正下午我也没课了，咱们说走就走吧。”
我更没有想到她办事这样痛快，当然只能一切都听她的。到了新建镇上，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这时候跑到人家家里去，岂不是赶饭去吗？子玲是个很仔细的人，她建议先到饭店吃饱了肚子然后再去。于是一行三人来到新建镇街上惟一的一家饭馆。一问，主食只有米饭，交粮票，三毛钱一斤；菜只有一种：青菜豆腐，两毛钱一碗。当时的政策，还不许私人开饭店，这家饭店是大队办的，算是“社办企业”，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方便到镇上来赶集或办事的各村农民和“革命群众”，因此主要供应中午饭，晚饭只好剩下什么卖什么了。要了一斤米饭、三碗青菜豆腐，一共还不到一块钱。我和子豪都是刚刚吃过米粉干的，肚子还饱得很，子玲的饭量不大，加上那种米叫做什么“杂交稻”，也许产量比较高，吃起来味同嚼蜡，所以叫的饭菜只吃了一点点儿。
吃过晚饭，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到她上班的地方一打听，说是楼兴娟刚吃过晚饭，回她自己的宿舍去了，在镇西头的火腿厂内。火腿厂与肉店同属一个单位。我们找到了火腿厂。进门之前，子玲嘱咐我一切按她的口气和眼色行事，不该说的话，尽量不要说，更不要一开口就说自己是右派。 进门之后，我发现这是火腿仓库的一间小外屋，在这里睡觉，实际上等于值夜班守仓库。不过真正值班的是一个永康籍的老头儿，是个腌火腿的老师傅，住在她房间对面。
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床上铺着粗线毯，连床单也没有，床边的绳子上搭着衣服、毛巾、袜子，桌上放满了杂物。整个房间突出了两个字：穷、乱。房间里已经有两个男性客人在聊天，据介绍都是食品站的工人。子玲进门以后，就说：她弟弟从江西回来了，在金华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缙云人，今天她们姐弟俩到新建镇来办点儿事情，顺便送这个朋友到河阳看望他的老同学何医师，如今事情办完了，先一起来看看老同学，然后再上河阳。她这样说，倒是避免了介绍对象的那种拘束感，彼此的说话可就方便多了。
室内原来在聊天的人听说我是北京来的，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这里来，要我说说北京的近况——当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动态。这是我最近几天来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倒是不用准备，张嘴就能说上一大套。说着说着，子玲故意把话题引向文革初期在新建的大武斗，从大武斗又谈起了楼兴娟所遭受到的迫害，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倒挺热闹。综合大家的话，可以得知楼兴娟当年的大概经历是这样：
她1961年高中毕业以后，因为舅舅是地主，按当时“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策，规定与
地主有亲戚关系的人不许考大学，先在信用社干了两年，1963年以后就一直在新建区粮食管理所门市部当营业员，管现金收付。文革初期，缙云县的革命派分为“红联总”和“革联总”两派，两派都标榜自己最忠于毛主席，是路线最正确的革命派，双方观点不一致，讲理讲不通，最后只好动武，而且打得相当激烈。兴娟是管现金和粮票收付的，一打起来，不管是“红联总”还是“革联总”，都有可能来抢门市部的现金和粮票。如果现金和粮票在她手上丢失，不管是哪一派抢走，责任都在她这里。所以她一见两派要动手，现金解送银行已经来不及，只好不管别的，立刻把所有现金和粮票都装进一只手提袋，悄悄儿拿到自己家里的房梁上藏了起来。等到武斗结束，把现金和粮票一张不少地拿回粮管所。但是这次武斗，最后是“革联总”取得胜利，粮管所的大权，落到了“革”字派的手中，而她恰恰是属于“红”字派的，于是本来应该是“保护现金粮票有功”的人，在对立派掌权之后，却愣给她揞上了一个“非法转移现金”的罪名，结果有功反而变成有罪了。单是这一件事情，还无法处理她，因为现金没少一分，粮票没少一两。恰巧有一天下班之后大家都集合在一起做“晚汇报”仪式，而她却在井台上洗衣服，没有参加——那年月，全国人民几乎每天都要做“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也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像前面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她对这种仪式从心底里极反感，所以能逃就逃，以前也不知逃避过多少次了，也无所谓；这回让对立派抓住，借此题目做了文章，打她一个“对毛主席不忠”，以“下放农村劳动”的名义打发她回家了。
她不服，先到县里告，没结果，后到地区告，也不理她，最后干脆约了两个也是受迫害的人一起上北京告，像叫花子似的坐慢车、睡车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接见了她，拿回来一张印有大印的公文，要地区“认真处理”。地委书记接到这张公文的时候两手都嗦嗦发抖，但是看到具体内容不过是要地区“认真处理”，可就不认真了。她回来以后生了一场大病，吃了好几十服药，身体没恢复，冤案也没平反，却花了500多块钱，掉了二十多斤肉。
好在她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她从父亲那里学来一手过硬的打算盘本事，她的“铁算盘”在全县都闻名，什么复杂的账目，一般只要打一遍，基本上不会错。后来总算到新建食品站肉店当收款员，当然是临时工，一个月挣27块钱。
一个收款员，干一天还不到一块钱？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再一问，在缙云县，一个月27元的工资并不是最低的，多数民办小学教师的工资，只有24元。在北京，就是劳改农场等外二级的“二劳改”，一个月也还有25块钱工资呢！看起来，劳改队的工资，居然比地方上有些人的工资还要高一些。
她的那两个同事，都是屠宰工人，其中一个还是复员军人，但是对文化大革命都持不满和否定态度。有这样的共同基础，所以谈话倒是挺融洽的。我们只顾说文革中的怪事儿了，还没怎么提起我的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怕何同仁久等，告辞要走。他们告诉我：从火腿厂到河阳，只有两里路。又怕我黑夜里找不到卫生院，她的一个同事愿意主动送我去。
子玲送我到火腿厂大门口，悄悄儿问我对娟的印象如何。我说印象不错。她说：那么明天就问问她对你的印象如何，如果也还可以，你们就先通通信吧。
我到了河阳卫生院，同仁都等急了，我告诉他是有人要给我介绍对象，并说了见面的经过。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是这个楼兴娟，在缙云出名得很，他也认识的。如果能够成功，当然更好，如果不成，他再另给我介绍。
五、利用诗歌和小说求婚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感慨万千，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首长诗，题目就叫《仙都探亲行》(1985
年缙云县文联成立，聘请我为名誉主席；1986年由缙云县文联编辑出版的内部文学刊物《仙都》第一期上全文发表)。
我回到农场，立刻给娟写了一封长信，首先亮明自己的身份，然后简单介绍自己的历史，并对她的处境表示同情。结尾是相信人类必然走向进步，一切落后的、封建的、迷信的东西都将被历史所淘汰，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只能在历史面前做出牺牲了。信中附上了我所写的这首长诗，同时嘱咐她看过以后，必须烧掉——我这是“投石问路”，如果她看了信和诗对我表示同情，这个朋友就有可能继续交下去；如果没有共同语言，那么这第一封信，也就是最后一封信了。
不久她的回信到来，第一句话就说：根据那天晚上我所说的话，她就已经意识到我是个犯了思想性错误下放到农场去的人，估计我不是右派分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没想到我居然严重到进了劳改队。不过她立刻表示并不因为我身在劳改队而对我有所歧视。根据她自己的亲身体会，她十分明白：进监狱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而盘踞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则不一定都是好人。她既然已经被下放到社会的最底层，早已经一无所有，所以她也不怕再丢失什么，更不怕有我这样一个身在劳改队的朋友。她还说：也曾经有许多人给她介绍对象，第一次见面或者第一次通信，这些人总是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还没有一个人肯把自己的不良处境先和盘托出的。因此，她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儿与众不同。特别是看了我写的那首诗，她很受感动，也从诗中了解到我的心态和志向，如果不是我再三嘱咐看后必须烧掉，她真想把它保存起来。诗虽然烧掉了，但她对我的认识更加明确了。她说：只可惜她的水平太低，不然，她一定要帮助我完成我的事业。
从来信中可以看出，她对我的第一印象还是好的。既然她明确表示对我同情，话也说清楚了，以后的通信那就方便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双方都没有任何顾忌。从她的来信中得知：她有一个哥哥、四个妹妹，哥哥是个复员军人，现在合肥锻压机床厂当党委办公室主任；两个妹夫，一个是大队长，一个是大队支书。加上她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如果我真要回到缙云去务农，有这样一家人家作“保护伞”，跟她一家人把关系搞好了，至少可以少受些苦。
那时候，我的《括苍山恩仇记》已经写完了第一卷即前两册。在我们通了若干封信以后，我就把稿子抄了一份儿寄给她，告诉她这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事业。不管受到任何挫折，我一定要把这部稿子写完。第一，请她看看，是否值得继续写下去；第二，如果她愿意，请她代我保管好稿子，一旦条件成熟，就拿出去出版；如果条件不成熟，哪怕像《红楼梦》那样，即便作者死后三十年再出版，也在所不计。反正我写书，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求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留给后人。 不久她回信说：她用最快的速度夜以继日地看完了八大厚册稿子，认定稿子写得很好，值得继续写下去。她还把稿子拿给几个信得过的老先生看过，他们异口同声都说写得不错，有人甚至说这样水平的人，在缙云找不出第二个来了。所以她答应一定尽她所能替我把稿子保管好。不过她也很明确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结束，她是绝不结婚的，所以她只能以好朋友的身份替我保管，然后共同等待时机的成熟。
六、时机成熟了么？
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我以半分钟之差万幸没被砸死，并被管生产的焦队长分配到远离中队一里路之外的一个水泵房中值班，负责浇灌二十多亩地的大白菜。焦队长脾气暴躁，外号“焦大炮”，但对我却爱护有加，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据说他是打游击出身的“红小鬼”，上个世纪50年代，他原来是中南海的一个机要通讯员，往来于毛刘周朱之间递送重要文件，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夫人在传达室工作。有一次两口子吵架，脾气暴躁的焦大炮拔枪就打，把他夫人的一条腿打伤了。为此受到处分，被送到劳改农场来“教育别人，提高自己”。据说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卫人员除上岗外不许带枪，与他的那次闯祸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