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大家这才醒悟到：楼家昨天进门的客人，原来就是他家的新女婿！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新女婿的身份。因为据娟的介绍，我是个在北京某国营农场工作的缙云本地人，可是看我戴着眼镜儿，文质彬彬，显得挺有学问的，特别是伸出手来，红润而柔软，绝不像是干农业活儿的人，因此有人猜是下放干部的，有人猜是故意保密的，还有人猜是娟上北京告状的时候认识的某个大首长的秘书……
中午刚过，我的大姐、大姐夫、两个外甥、两个外甥媳妇儿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一行七人，按照当地风俗，用青麻布口袋挑着大馒头，作为男方的客人到新建贺喜来了。我母亲没一起来，因为她的老年性白内障手术不太成功，老眼昏花，行动不便，我与姐夫商量好了，等我们婚后，再到壶镇去接她。
尽管我们不想为婚事大操大办，但是客人登门，一杯水酒，还是应该招待的。此外，据说娟被“下放”处理之后，丈母娘曾经对天许愿，如果女儿有了出头之日，要以生猪生羊和大红金鸡对天还愿，如今“四人帮”被打倒，女儿于归，虽然冤案未曾平反，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因此也要提前还愿，以了心愿。为此，家里宰了一头大肥猪，又到市上买了一只羊。
下午4点，院子里点上了香烛，供着去了毛的生猪生羊和大公鸡，全家人都来对天磕头。我没有磕头的习惯，就作了三个揖，算是感谢老天爷的“天作之合”吧。
据说农村人请客，最难请的是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们。只有娟这次请客，却与众不同，只要打个招呼，不但统统都来，还带上好几个因公出差到公社来的县里干部——别以为人家是吃“蹭饭”来了，要知道，在那时，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一般的人家办喜事，县里来的“大干部”是绝不肯光临的。娟的二妹夫是大队长，交游广，善于辞令，请他负责接待客人；四妹夫是大队支书，在部队就当的是炊事员，善于烹饪，就系上了围裙亲自下厨掌勺。席上有公社书记坐镇，村干部们虽然嘻嘻哈哈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却不像平时那样大喊大叫的，显得文雅多了。
我悄悄儿问娟：怎么没通知我们的大媒人徐子玲，才知道她已经调到景宁县她丈夫那里去了。 —————————————————————————————————— 【闲读偶记】
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 胡庄子
《记忆》第22期（2009年5月14日）刊登了忻鼎亮的《中国科大的“雄师”与“井冈山”》一文，对1966年底至1967年初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而名动京城的中国科技大学群众组织“雄师”进行回忆。之前，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85期（“文革博物馆专辑5”）曾发表“雄师”负责人周平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参加“雄师”的经历和后来经受的苦难作过回顾。这两篇文章让我想起保存的一本1967年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便随手找了出来。
这本大字报选，名《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是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1967年元月编印的。这本小册子，16开本，34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编者按”称：
在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中，各样的跳梁小丑登台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他们的文章中见到的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尽管他们在口头上再三表白自己的“忠诚”，但语句中的措词总是掩盖不了内心中对现实不满的哀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也有一小部分人为之叫好，科大的“雄师”战斗
团就是一例。他们貌似公正，但实际上却是站在第三者甚至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等反动的相对主义。他们欣赏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民主。他们也在□（引者注：此字不清）谈什么“阶级分析”、“破私立公”、“民主”、“团结”等等，但有的尽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在革命深入发展之时，我们万万不可低估这些人，及他们□（引者注：此字不清）进革命队伍中的私货的毒害和影响。这些人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何尝不是在揪这些人吗？不过，在修正主义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时，这种人又可能有新生分子罢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和这些人、这种思潮斗争。……
显然，这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大字报9篇，另有附录两篇。它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下了一套“雄师”的原始资料。《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目录如下（括号内是笔者注释）：
1、对若干问题的看法（署名：科大612陆仁安，1966年12月）
2、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1966年12月。经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周平）
3、分歧在哪里？（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1967年1月3日。考证，作者为周平） 4、革命的对联不容污蔑（署名：红卫兵葛胜宝，1966年12月13日） 5、对“尖端观点”的表态（署名：《红灯》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
6、“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是反动标语吗？（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11红小兵，1966年12月7日）
7、中央文革必须触及灵魂、破“私”立“公”，发扬大民主，发动群众来一次运动大总结——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12月14日晚24时） 8、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12月15日） 9、“反了！”（署名：雄师独立团，1966年12月31日）
附录：雄师的主要干将及其“尖端观点”简介（主要介绍了周平、江晓东的简历和观点） 北京工业大学中南海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
看了上述大字报，也产生一些疑问。
一、“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阅读原文（注：周平说，她没有保存“雄师”的大字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中也没有收录“雄师”的大字报。本文将“雄师”的两篇大字报附后）可以清楚地看出，“雄师”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更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罢了，而且这些意见是“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文革后，科大党委在给周平等人平反的文件上讲，“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周平当时就说：“?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把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不同意见打成“反革命”，显然是“无限上纲”，把意见“反文革”的“危害”看得过于严重了。文革后，对红卫兵、造反派张贴的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般评价都比较高，认为他们比较早地批判了中央文革，是否定文革的先声，这又把大字报“反文革”的“意义”高估了。
二、“雄师”成立于何时？忻鼎亮文称：“雄师”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周平的文章中没有谈及成立时间，但她说“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可以佐证“雄师”成立于12月底。但《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中收录的大字报，最早的在1966年12月上旬。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周平说：“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忻鼎亮文称，雄师“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周平、冯正永”，没有提到江、黄（江估计就是江晓东）。这些名字中没有“反革命大字报选”中的陆仁安、葛胜宝。陆、葛是不是“雄师”成员？如果他们不属于“雄师”，为什么“反革命大字报选”把他们也列入“雄师”之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雄师”比较接近？
再说几句好像是题外的话——
“雄师”的主要成员之一周平因“雄师”而受害，受批判，坐牢，还被打发到农村劳动。“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 我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酸而亲切。我熟悉西平，西平在河南的中南部。周平说的化肥厂，是西平县化肥厂，在县城郊区（西南方向），当时周围都是庄稼地。能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人，几乎都是通过“开后门”进去的，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多次拉着中原农村常见的架子车，走几十里路到那里拉化肥，劳累而兴奋，毕竟是进趟城啊！在小城的郊区，我看到城里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庄稼地边悠闲地游玩而不是干活，我这个农村孩子心里眼里都是羡慕。心想，他们真幸福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呢？我不知道我看到过周平和她的女儿没有。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她的经历以及内心的苦恼和挣扎，一如她不知道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的农村人的苦难和挣扎一样……
2009年10月31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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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两篇大字报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
一、前言
人类历史上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六月一日算起，到现在已快七个月了。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大举措，它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七个多月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天变、地变、人的思想变，一个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新
纪元开始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面的道路还长着哪，走过的七个月，才是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回顾七个月来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多少反复。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做好把围攻、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坐牢、牺牲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重重阻力，奋勇向前。 在七月后的今天，让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周围的现状。 二、问题的提出
前几天，在北京刮起一股“抓人风”。北航红旗抓了，三司抓了。一个个小“反革命分子”被送进了公安部门。
这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还是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 三、主流和逆流
关键在于对形势怎么看，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群众起来批评中央文革，这才露出一点儿苗头，但是十二月中旬，以北航红旗、三司为代表，把这种情况称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满街满巷都贴上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要砸烂它的狗头”之类的标语，随之而来，就是一个大逮捕，似乎没有这个反击，右派真要翻天了！ 这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近两个月的运动。
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十月六日首都一个大会，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锋号，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北京和全国各地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批判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
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不适当地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组织。
在批判中缺乏经常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采用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如骂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抢材料和广播器材等，砸××司令部、解散×××总部等。这些也就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一些对立。（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对立现象的发生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提出要破私立公的问题，陈伯达同志提出对犯有路线错误的人的几个界限。这是把运动提高一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来的指示。但可惜没有很好地执行，少数派中的一些人继续采用原来的一些错误作法。
十一月三日，林彪同志在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特别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群众中，在群众互相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又指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从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局限性里面解放出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党员，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某些人并没有听，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在发生着。 这些问题如果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深入群众，原来是不难发现，不难解决的。中央文革小组运动初期曾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因此他们的指导也越来越不得力了！他们的眼睛只
看着一些“左派”，形式地执行阶级路线。这样言路不广，听不到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下层同志的意见。
事实上，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队伍都在分化，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却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原来的多数、少数派队伍，过多地依赖少数派，他们想通过少数派来领导北京的运动，用北京的运动来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事实上运动的发展却远远地跑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的前面，北京的运动还没有外地运动扎实，外地已跑在北京前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是有意见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
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们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号召干部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多么伟大的号召，也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针见血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接受批评，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
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毛主席的话在群众中有无限的威信。他们眼看着运动的现实，心里翻腾着毛泽东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回忆着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在默默地总结着。
因为工作组撤走以后，北京的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十六条上说得好：“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因此，群众对运动的意见，便自然地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例如：
讲话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首长过多地发表讲话，过早地定调子、作结论，没有很好地号召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根据运动的现状，独立地分析问题，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结果助长了群众中某些人的奴隶主义，各种意见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一些工作搞得不深不透。
中央文革小组对老少数派依赖过多而批评帮助不够；因而使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不能及时纠正，造成损失。而对多数派又缺乏足够的革命热情，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对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缺乏肯定。
中央文革小组在指导长征串连上缺乏全面的考虑。
在指导工人运动上，中央文革小组表现是跟不上形势，放手不够。11月11日陈伯达同志在送上海安亭车站的电报又没有突出政治，给工人运动泼了冷水，引起工人同志的不满。
另外，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了错话，又不敢公开承认错误而想偷偷改。等等。群众自然有意见，就要发言，就要写大字报，这是多么好的形势啊！群众自己起来，勇敢地探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道路。这是前阶段运动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群众革命精神的高度发扬。这是主流，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
在这革命风雨到来之前，是满腔热情地爱护和提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鼓励群众的批评，还是只看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到里面浑水摸鱼的坏人而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打击，这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表现。
作为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欢迎群众起来总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毛主席语录）
在向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同志中，有些原来处于多数派地位的同志，现在有怒气，他们的批评，采取的不是完全正确的态度，而是有情绪。但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所处的地位，他们往往敏锐地抓住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死不回头，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