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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态度”(如诚信或善意、恶意)出发来解析法律关系(这又被称为法律的伦理化特征)。(注：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306—312页。)
如果我们的推论或前提成立，那么法律是如何进行和完成该拟制的呢?意思的拟制，从罗马法中的“合意”被提出时就已经开始了，意思是在解释行为的效力过程中被发现的，是突破严格形式的结果。(注：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7页。)这种拟制的过程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在立法上的，也就是反映在法律规则或法律规范中，主要的是关于意思表示瑕疵的有关法律规定;其二，是在司法领域，这里实际上就是意思表示的解释问题，因为最终是法官掌握着拟制的权力。
意思表示健全是我们追求和期待的，是保证当事人具有足够自主决定性的条件，是意思与表示之间的自然一致与和谐。然而，有幸运存在，也必然有悲剧发生，意思表示健全的反面就是意思表示瑕疵。从后果来看，意思表示瑕疵实际就是指意思与表示之间的不一致，两者之间发生了分歧，这对于意思表示来说是“致命”的。由于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内心意思为指导和支撑，所以在一般意义上，意思与表示之间实际上并不会不一致，不一致也就不会有“行为”。当我们说“意思表示不一致”时，其中的“意思”并不是作为当事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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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那个实际意思，而是“法律假定”的当事人“应该”具有或形成的“意思”，是一种理性人应该能够作出的理性的判断。为此，法律在该方面以意思与表示之间的分离为对象进行了细致的评价，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意思表示可以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成为“有瑕疵的”表示。《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民法，在其成熟的意思表示理论基础上，通过意思表示内部结构分析以及必要的法律政策考量，区分了健全的意思表示和瑕疵意思表示。《德国民法典》以及其继受者都对意思表示瑕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透视，为利于实践操作对瑕疵进行了类型化归纳，一般包括：真意保留、游戏表示、虚假(意思)表示、表示错误、(受)欺诈(的意思表示)、(受)胁迫(的意思表示)以及重要性质错误。(注：我国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于意思表示瑕疵规定了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和重大误解五种类型。没有规范真意保留与游戏表示，也没有承认虚假表示，而将乘人之危独立。)
对于以上各类意思表示瑕疵，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和归纳，从意思表示的过程性来看，其可以分为意思瑕疵和表示瑕疵。(注：《德国民法典》在第116—123条的规定，对有瑕疵的意思形成的后果以及对法律行为意思的表示做了调整，这些规定既包括有瑕疵的意思形成，也包括表示阶段的瑕疵。) 1.意思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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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为意思(表示)不自由，包括欺诈、胁迫和重要性质错误。(注：我国现行民法继受了德国法传统，承认了受欺诈和受胁迫的意思表示，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重要类型，但同时以笼统的重大误解概念，掩盖了德国法上的重要性质错误。同注⑥，第497页。)在表示行为之前的意思形成阶段，瑕疵就可能已经存在。意思瑕疵涉及人的主观状态和内心世界，在推崇个人自由的观念下，传统民法对待意思瑕疵是很谨慎的，原则上认为法律不宜涉入该领域，以避免恣意评判。但是，法律也没有完全退出，而是尝试着在存在一些明显的外在干扰因素时，确定瑕疵的存在，同时也赋予行为人以一定的自主权，即认为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而非绝对无效。(注：毕竟主观内心意思的状态是否是行为人的真实意思，那只有行为自己才能判断，其他任何外在判断都可能存在错误，即使在某些一般人看来显而易见的情形下，行为人仍然具有自主意思的自由。)在实践中的当事人所具有的撤销权，正是法律为实现意思自治而提供的制度设置，也正是具有了撤销权而使行为人可以防止法律的专断和法官的恣意，最大程度的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思行事。
传统理论中的错误和诈欺可以归入一种广义上的错误状态，只是错误形成的原因不同。在狭义错误的意义上，行为人的意思形成是自由的，而诈欺和胁迫则侵害了当事人的意思形成的自由。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表意人是否具有意思决定的自由。如果表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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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别人的胁迫而作出意思之表示，那么他的表示行为就缺少了自主性，意思形成的自由受到了侵害。而如果表意人在决策时，也即形成内心意思时，依据了不正确的事实信息和前提，那么即使他的决策是自主的，该内心意思的最终作出也被认为是有瑕疵的。所以，意思上的瑕疵，重要的是关于意思自由(注：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既指物理意义上的自由，如人是否会开车、能否跑的很远等;也指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即“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限度的状态”。参见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7—43页。)的瑕疵。 2.表示瑕疵
表示瑕疵，主要发生在意思与表示的连接上，(注：同注⑥，第484页。)包括真意保留、游戏表示、虚假(意思)表示、表示错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表示行为上的瑕疵，又称为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此项瑕疵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表意人知道自己的真意与表示不一致而为的意思之表示，即虚伪表示，真意保留和游戏表示，实际上出现的是表意人主观意思的分离。二是表意人不知其表示所传达的意思与自己真意不符，即表示错误。
虚伪表示、真意保留和游戏表示，实际上都是行为人故意利用意思与表示的分离追求特定的(蓄意隐瞒的)法律效果，都没有真正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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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思(与表面行为相符合的意思)。表示错误则是由于表意人欠缺合理思考，而使所进行的行为不符合其内心的真实意思，从而造成了分离。可以看出，传统理论中对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设置是以意思与表示的“对立性”为出发点的。(注：王泽鉴：同注⑤，第353页。)将意思表示看做是一个由内心意思到达外观表示行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对此事故法律加以规范和确定其效力，使交通恢复畅通的手段是不同的。 意思表示的效力判断，受到不同学说主张的重大影响。但不同理论中，究竟应采用何种处理原则?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利益考量和政策决定的事情，更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反映了在不同价值指导下的不同观察角度。(注：“契约当事人的实际意志及其表示之间，可以存在不一致。?这一问题只能由立法者或适用法律机关解决。他可能比较重视当事人的实际意志，或比较重视意志宣告。?以上两种办法到底哪一种可取，有赖于政治上法学上的不同的价值判断。”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59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终又要回到“究竟何者为法律效力来源”的初始问题。一者认为是行为人的内心法效意思，一者认为是外部表示行为，还有认为意思表示之效力基础，非仅在于意思或表示，而是意思与表示的协力。(注：王泽鉴：同注⑤，第354页。)而这一问题同样也应该以意思与表示分立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