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一部奇书
在现存的汉文佛教典籍中，《大乘起信论》（以下简称《起信论》）可以称作是一部奇书。其所以称它是部奇书，是由于这部仅有一万一千字的论着，其流传之广，注释者之多，在中国佛学的发展史中思想影响之深远，佛教典籍中的其他所有论着都难以企及：而同时，有关此书的真伪问题，作者姓名、成书时地，以及义理是非、历史地位等等问题，却又疑议丛生，经过长期激烈的论争，至今尚难作出结论。 《起信论》旧传皆题“马鸣菩萨造”。马鸣（Asvaghosa)，音译阿湿缚窭沙，是古印度杰出的诗人、哲学家，大乘佛法的著名论师。据现存有关马鸣的传记资料，对他所处时代说法不一。经近代学者考证，马鸣系佛灭度后六百年左右（即公元一、二世纪时）出生于中天竺的舍卫国（今印度西北部）的思想家，初学外道，聪慧有辩才，后拜胁算者，或胁尊者之弟子富那奢为师，归顺佛化，善宏法要，是龙树之前最著名的大乘佛学者：其著作在汉译藏经中有《大庄严论经》、《佛所行赞》、《六趣轮回经》、《十不善业道经》、《尼干子问无我义》等，又曾参加《大毗婆沙论》的编纂工作，他还作有许多诗歌作品，其中《佛本行赞》广泛流传，“五天南海，无下讽诵”。依佛教经典传说，马鸣系“八地菩萨”，或说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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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明佛化身”，据说他善于宣讲佛法，闻者莫不开悟，连马也为之“悲鸣垂泪，不食七日”，故名马鸣。因而在佛教界享有极高声望。《起信论》被题为马鸣的著作，自然会增加它的权威性。该书有两个译本，一题梁代真谛译，一卷本，前有智恺序，被称为“梁译本”：一题大周实叉难陀译，二卷本，前有佚名作者序，被称为“唐译本”。真谛（Paramartha,公元四九九——五六九年）,音译波罗末陀，又名拘罗那陀（Kulanatha)，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梁代中大同元年（公元五四六年）来华，受到梁武帝礼遇，适逢乱世，辗转南北，先后译出《金光明经》、《摄大乘论》、《唯识论》、《俱舍论》等重要佛典达二百七十余卷，被誉为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起信论》被题为真谛译，虽早有人提出过疑问，而唐初佛门大师如法藏等均信之不疑。
《起信论》于公元六世纪后半叶的梁、隋之际即开始流行于中国，以其文字简洁、条理清晰，论证谨严，而思想内容更能融贯诸家，深契大乘佛理。故面世以后很快就受到中国佛学界的极大重视和推崇，不久即传入朝鲜、日本，被普遍视为修习大乘佛法的入门教科书。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各宗都从《起信论》中择取思想资源，成为佛教发展中最有影响的论着。因而，历代对《起信论》的注疏，无比繁富，据日本学者统计，对这一卷论着的注释者约有一百七十余家，为书不下一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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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相传梁真谛即撰有《起信论玄义》二十卷和《起信论疏》二卷，其弟子智恺除为梁译本作序外还撰有《起信论一心二门大意》一篇。但后人对此，颇有疑议。隋初昙延（卒于隋开皇八年（即公元五八八年），最早撰《起信论义疏》（现只存上卷）。稍后隋朝净影寺慧远也撰有《起信论义疏》四卷（亦称《净影疏》），是对《起信论》的义理诠释：另慧远所著的《大乘义章》的第三章中，多次引用《起信论》的文字。新罗元晓撰有《起信论疏》二卷（亦称《海东疏》），另元晓还撰有《起信论别记》二卷：唐代贤首大师法藏更撰有《起信论义记》七卷（经宗密改订为五卷，亦称《贤首疏》），法藏另有《起信论义记别记》一卷。以上《净影疏》、《海东疏》、《贤首疏》皆出书较早，义解颇深，被历代称之为“起信三疏”。至于伪托龙树所撰《释摩诃衍论》十卷，其所标“本论”，即梁译本《起信论》：其所谓“释论”部分，枝蔓芜杂，显系法藏的《义记》流传之后在中国或朝鲜某浅人的妄作：又梁译本所题“梁扬州僧智恺”所作的序文，唐译本前的无名作者的序文，虽多史实错乱，但对《起信论》的引介，也起到作用；唐译本序，杂引诸经文以证成“真妄互熏”之说，亦见作者苦心。此后，历代的重要注疏，在我国，有华严宗四祖澄观的《起信论玄谈》、五祖宗密有《大乘起信论疏注》四卷。此外，敦煌卷子中还新发现唐昙旷的《大乘起信论广释》五卷和《大乘起信论略述》二卷。宋代，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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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子璇的《起信论疏笔削记》二十卷。明代，有真界的《大乘起信论纂注》，正远的《起信论捷要》二卷，通润的《大乘起信论续疏》，憨山德清的《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蔼益智旭的《大乘起信论裂网疏》六卷（注释唐译本）。清代续法还汇编有《起信论疏记会阅》十一卷等等著作。在朝鲜、日本，还有多种注释。直到近现代，中、日佛学界通过多次学术争论，往复辩难，更涌现出了许多专门性著作，不胜枚举。
著译者的真伪之辨
《起信论》一书可信的最早记载，分别见于隋初昙延与同时代的慧远所撰《义疏》，这些早期文献，只提到《起信论》的作者是马鸣，并未涉及译者。到隋开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费长房所编《历代三宝纪》始标出译者为真谛，并记为“梁太清四年在富春陆元哲宅出”；随后仁寿二年（公元六O二年）彦琮等重订开皇《众经目录》时，再次肯定真谛是《起信论》译者，不过将译出时间改为陈代。唐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道宣编的《大唐内典录》卷四“真谛”条中，认定《起信论》于“大同四年在陆元哲宅出”。唐开元十八年（公元七三O年）智升编《开元释教录》卷六“真谛”条中，又提出真谛于“承圣二年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出《起信论》，译时译地都与《长房录》、《内典录》有出入，且增加了月婆首那为传语、沙门智恺执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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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记载。又实叉难陀译本最早的记载，亦见于该录。 由于上述这些经录的记载，说法不一，错讹实多，如《长房录》称“梁太清四年”译出，而梁代并无“太清四年”：又《内典录》改为“大同四年译出”，而大同四年真谛尚未来华。凡此种种，都容易使人对《起信论》产生怀疑。 最早对《起信论》提出质疑的，是隋开皇十四年（公元五九四年）法经等编的《众经目录》，该录即将此论列入“众经疑惑部”，其卷五有云：“《大乘起信论》一卷，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人疑。”到唐初（公元六一八年）吉藏的弟子惠均僧正撰《四论玄义》，首次对《起信论》的作者提出疑问，认为是中国地论师借马鸣之名所造，其卷五有云：“《起信》是虏鲁人作，借马鸣菩萨名”卷十又云：“《起信论》一卷，人云马鸣菩萨造，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论，昔日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目之，故寻觅翻经论目录中无有也，未知定是否?”再到晚唐（约公元八六O——九O六年），新罗珍嵩作《华严经探玄记私记》，更提出《起信论》是依据伪《渐刹经》而伪造的。其记云：“马鸣《起信论》一卷，依《渐刹经》二卷造此论。而道宣师目录中云此经是伪经，故依此经之《起信论》，是伪论也。”后来日本另一学僧快道在其《起信论义记悬谈》中，推测《渐刹经》乃《占察经》之误。且查《占察经》下卷所言大乘实义，大部分论点与《起信论》雷同。故日本学者望月信亨等，据此认定《起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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