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志節。以恣睢於億萬人之上；於是孝道的本身雖不會助長專制，但經過這一偷天換日的手段，把父子關係的孝道，偷到君臣的關係上去，這便犯下了助長專制之嫌。此一趨向，由無意識的偶然誤解，而經過法家的有意的安排，以達到漢人所偽造的《孝經》，在文獻中取得了崇高的地位；而孝道遂蒙上了千古不白之冤。這是大一統的專制政治，壓歪了孝道的結果。這裡，我先談談《孝經》的問題。
《孝經》，有的說是孔子自己作的，有的說是由曾子記錄孔子的話而成的，有的則說是出於孔子的弟子或曾子的弟子，又有人說出於孟子門人之手(註一)。《四庫全書總目》說「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漢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註二)。這是總結一切《孝經》的懷疑論者的共同結論。懷疑《孝經》的人很多，其中以朱元晦﹑姚際恒二人說得較為具體。我綜合這些人的說法，再作進一步的考查，判定它是西漢武帝末年，由淺陋妄人，為了適應西漢的政治要求，社會要求，所偽造而成；它的內容疏謬，不能與《禮記》任何一篇相比擬。偽造出來之後，經過西漢末東漢初緯說的造謠渲染，而始在東漢光武與明帝時代，取得了重要地位。在武帝以前的文獻，凡有關《孝經》的稱述，都是後人追加上去的。
先從它的來歷加以考察。《漢書·藝文志》：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故曰《孝經》。(註三)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按此即所謂今文《孝經》十八章)。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按此即所謂古文《孝經》二十二章)。「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按陸氏《釋文敍錄》「《孝經》……亦遭焚燬，河間人顏芝為秦禁，藏之。漢氏尊學，其子貞出之，是為今文，……凡十八章。」《隨書·經籍志》採用此說。按若趙歧孝文時設有《孝經》博士之說(見後)可信，則此《孝經》博士，非獻《孝經》之顏貞莫屬；而傳今文《孝經》之五家，亦必與顏貞有其淵源。但顏氏藏《孝經》及獻《孝經》之事，漢代文獻無徵，且與傳今文《孝經》之五家，毫無蛛絲馬跡可尋，則其為後人所增益，以補足《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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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歷不明的缺點，殆無疑義，可置不論。《漢書·藝文志》所舉傳今文《孝經》的五家中，僅《儒林傳》王式條下有「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的記載。這位人格有問題的江公，係宣帝時人。至於長孫氏，則馬國翰謂其「名字、爵里俱無考」。《翼奉傳》中無傳《孝經》之事；其奏議中的議論，亦無傳《孝經》之痕跡。《儒林傳》后蒼條無治《孝經》之事。《張禹傳》亦無一語及《孝經》。假定在西漢時，《孝經》真正如《公羊春秋序》疏所引《孝經鈎命決》所說的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的話，則在江公以外，傳《孝經》之四人傳記中，不應不提及一字。尤其是若《孝經》與《論語》居於同等地位，則《漢書》對張禹之習《論語》，敍述頗詳；而對於他的傳《孝經》，則缺而不記，似亦不合情理。更重要的是，漢今文家必有師傳的統緒。今文家之所以不承認古文《左氏傳》，正因為它沒有這種傳統的統緒。《漢書·張禹傳》說他傳《論語》的情形是「禹本受《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論語》在當時亦係傳而非經；盖當時經傳初出，尚未普及，非師承即無以通其句讀。傳今文《孝經》的五人，相互間既毫無傳承，亦無一人傳授給他的弟子。這與西漢當時，經傳的師承家法的實際情形，全不相類。所以今文《孝經》的傳承歷史，是由作偽的人胡謅出來的歷史。
再就古文《孝經》的情形說。孔安國是學術史中的問題人物，凡是作偽的幾乎都牽涉到他。劉向《別錄》謂：「《孝經》古孔氏者，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後漢許冲《上說文解字書》曰：「臣父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光武年號)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陸氏《釋文·敍錄》「又有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校書定為十八。」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孔惠所藏，與顏芝十八章大體相似。……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經義考》引孫本曰：「顏芝今文，非有斷章錯簡，乃孔、曾全書也。……昭帝時，魯三老復獻古文，而成帝命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夫既經向校定，則世所傳者(按指十八章之《孝經》)乃劉向之經文，而非顏芝經文矣。」我引了上述這些材料，只想指出：《漢志》及劉向《別錄》，無將古文《孝經》二十二章校定為十八章的記載，所以陸氏釋文敍錄說劉向「校定為十八」，孫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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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傳者乃劉向之經文，而非顏芝經文」，實無根據。假定劉向已校定為十八章，「與顏芝十八章大體相似」，則許慎既學古文《孝經》，何以不知係劉向所校，而其子許冲說是東漢衛宏所校?所以劉向根本無校定二十二章之事。劉向未曾校定二十二章為十八章，而陸氏偏要如此立說，是因為二十二章的分章係虛擬的，不能成立的，所以只好造出劉向的校定，以彌補縫古文、今文在事實上的並無分別。如實地說，所謂今文、古文，實際只是一個來歷，一個本子；僅由作偽者利用當時的古文問題而變個花樣，以作此一來歷不明之書的掩飾。元吳澄在《孝經》校正定本序中，知道他所看到的古文《孝經》為偽，遂以為孔壁古文《孝經》，亡於魏晉以後。而怪司馬光﹑朱元晦，何以為隋後之偽古文所欺。但他不知他所看到的古文，與《漢志》所記的古文同為一物，本出於虛擬偽造，無所謂真古文亡於魏晉以後之事。並且古文《孝經》的偽造，我懷疑是由套「古《論語》」的架子而來的。《漢志》謂《論語》有《論語》古文二十一篇，如淳謂「分《堯曰》篇後，子張問如何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為政》」。桓譚《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古文《孝經》也套此而多分為二十二篇。《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古論多分出一篇，對上下文意，並無問題；但古《孝經》多分出三篇，在文意上實在分不下去。且《論語》與《孝經》，兩書字數既甚懸殊，而異字之數，偏又若合符節(四百餘字)，豈非怪事?所以古今文《孝經》的異字，我懷疑桓譚只是根據一種傳說的數目，而不是出自徵實的數目。《孝經》的來源只有一個，即許冲所透露的漢武帝末，昭帝時，有人把它偽造以後，為掩飾它的無來歷，便托之於孔氏古文，由與孝有關的三老把它獻上，而當時的五經，是今文立於學官，遂又另偽造一今文《孝經》的歷史以相呼應。偽造的人，可能便出自嫉忌王式的江公一干人之手，以迎合當時的潮流，加重自己的地位。東漢初特重讖緯，於是傳習經傳的人，多假讖緯以爭立于學官的地位；例如賈逵便把《左傳》附於讖緯，以爭取左氏的立官。《孝經》偽造出來以後，因為是迎合當時的潮流，雖沒有遇到反對，但也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於是西漢末，東漢初，再加上緯書的謠言神話的攻勢(註四)。這些緯書，係迎合當時劉家的統治者的要求而偽造出來的，形跡昭著，是不待多說的。此一攻勢果然奏效，《後漢書·樊準傳》謂明帝時「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儒林傳》謂明帝「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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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章句」。成為當時教育的必讀課本。大儒如鄭玄，且謂「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滙之」(註五)。這樣一來，《孝經》便負起痳痹士人，助長專制之責。
《孝經》既出於漢武帝末昭帝時的偽造，然則對於昭帝以前有引用《孝經》的文獻，又作何解釋呢?首先，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謂「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據《經義考》，蔡邕所引者為「大學者，中庸明堂之位也」；其說荒謬，出於偽托，日人佐藤廣治，已有辨正(註六)。《呂氏春秋·察微》篇曾引「《孝經》曰」一段，即《孝經》之《諸侯章第三》；於是許多人便以《孝經》為先秦舊典(註七)。其實，《呂氏春秋·孝行》篇「敬其親，不敢惡人……此天子之孝也」一段，與《孝經天子章第二》大體相同，但它沒有標「《孝經》曰」或「子曰」之名。《孝行》篇接著引「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一段，與《禮記·祭義》所記者完全相同；但它也不曾標出《禮記·祭義》的名稱。這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先秦著作，除了《詩》《書》《易》以外，很少標舉引用的書名；最多也只是「傳曰」、「語云」、「志有之」，或直擧當事者的姓名。其二，《禮記》上的許多篇名，多數是二戴編定時所加上去的；此等篇名，先秦時尚未成立。在《察微》篇「在上不驕」一段，它的本意原不是說孝的，何以偏偏加上「《孝經》曰」三字?這與《呂氏春秋》全書引書、乃至先秦一切著作引書的慣例不合。並且這幾句話，不僅對《呂氏春秋》及《孝經》各為一義；且在《呂氏春秋》的《察微》篇為有意義的話，而在《孝經》的孝道方面實在沒有意義。《察微》篇的主要意思是在說明「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能察到這種秋毫則治則存，不然則亂則亡。下面遂引了幾個實際的事例，其中之一，是楚不能察吳之微而自驕自滿，以致為吳公子光所敗，所以接著說：「凡持國，太上知始(即微)，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確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楚不能之也。」假定《孝經》在《呂氏春秋》成立時代已經流行，而《察微》篇居然要引《孝經》這段說諸侯的話來證明楚不能察微，呂不韋門客的學識，絕不至如此的貧乏。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中，怎樣也找不出「富貴不離其身」而可以算得是孝；這幾句話，與孝的本身，實在沒有關係；從《孝經》全書到處偷竊文句的情形看，是他偷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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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篇的話以後，代呂不韋的門客加上了「《孝經》曰」三個字。至於他何以要偷這幾句與孝無關的話，這與偽造《孝經》的整個時代背景有關，留在下面再說。
其次，是《春秋繁露》卷十五的《五行對》有「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的話，以下便是溫城董君用五行來解釋《孝經》；其內容牽強附會，固不待言。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謂「此董君似獻王官屬」，則其非董仲舒可知。《春秋繁露》一書，頗有殘缺而經後人補綴者。此篇殆為西漢末依附《孝經》者所假托，而後人因有「董君」二字，誤以為係董仲舒，遂妄收於《繁露》中，不足為董仲舒時已有《孝經》之證。
又其次，《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的記載。史公敍事取材，必有所據，則孔子為曾子作《孝經》，似亦有所據。但《仲尼弟子列傳》，凡弟子之言行見於《論語》者，史公無不加以綴錄。以曾子在孔門的地位，史公對於《論語》中所記載的曾子言行，竟不綴錄一字；尤其是關於曾子傳一貫之道，及臨死時的記錄，也不提及一字，此乃不能加以解釋之事；所以日人中井積德謂「曾子傳獨不引《論語》，且略，何哉?」(註八)這是有力的疑問。我在孔子誅少正卯的考證中，曾指出《孔子世家》中有關此事之記載，乃出於後人之增改；並懷疑增改之人，即係編定《孔子家語》的王肅。現按《仲尼弟子列傳》中的曾子傳與《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中「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以之作《孝經》」之文，最為近似。《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中，雖弟子之次序，與《史記》相同，然史記除曾子外，凡在《論語》中有言行可錄者皆錄之，家語則一概不錄。兩書對同一人的敍述，無一人如對曾子敍述的相近似；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曾子傳，殆亦為王肅所改纂。改纂後而略去史公綴錄《論語》之原文(我認為史公原文一定綴錄有《論語》中曾子之言行)，因為在《論語》中只有曾子傳孔子「忠恕」一貫之道，而無「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的痕跡，故不如一併略去，以免露出馬腳。司馬遷根本沒有看到《孝經》；其《史記·自序》中，引其父臨卒「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的話，為《孝經》開宗明義第一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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