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霍布斯哲学体系的全部意图是实践取向而非理论取向，“哲学的目的或目标，就在于我们可以利用先前认识的结果来为我们谋利益，或者可以通过把一些物体应用到另一些物体上，在物质、力量和工业所许可的限度之内，产生出类似我们心中所设想的那些结果，来为人生谋福利”。①霍布斯如此之举奠定了在其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气质类型，即道德规范或正义原则的开出必须建基于实践理性这一特质之上。在霍布斯那里，人类最大的实践问题乃是消除战争状态使人免于暴死的恐惧，实现自我保存；为有效解答这一实践问题，我们需要“确定性”以裁决是非、明断争论。很显然，这一任务无法在经验知识的层次上获致（因为经验本身是流变的、渐逝的），可行的方式只能诉诸于哲学知识，只要我们能够恰当地定义和使用名词（names），良好有序地连接名词形成断言（assertions），最后采用三段论的方式正确地联合断言形成推理（reason），就能获取具有确定性的知识。霍布斯把人所具有的这种推理能力称为“理性”，其终极的目的在于获取“确定性”，以实现对争论的裁决：“推理的用处和目的，不是去找一个或少数几个跟名词的原始定义和确定含义相去很远的结论的总和真理，而是从这些定义和确定含义开始，由一个结论推论到另一个结论；因为最后的结论，如果其据以推论出来的一切断言和否定是不确定的，那么它本身也就不可能是确定的。”②基于实践理性的立场，霍布斯对以理论取向的古典政治哲学给予了坚决的批判：“我相信自然哲学中最荒谬的话莫过于现在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在《政治学》中所讲的那一套正是跟政治最不能相容的东西，而他大部分的《伦理学》则是最愚蠢不过的说法。”③也正是在实践取向（或实践理性）这一点上霍布斯扬帆起航，他通过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决裂开始了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全新建构，就其建构工作的成效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如此论断：没有霍布斯的努力，现代世界的道德基础就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
人类感觉的特有之处还体现在激情类型的差异上。由于霍布斯列举的激情类型有数十种之多，因此，需要我们辨析出何种激情类型能够作为推理的大前提，这是建构政治国家的关键之所在。霍布斯指出，“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求安全，第三种原因使人为了名誉而进行侵犯”。⑤
在这三个基本激情要素中，求利和求安这两种行为是与“自我保存”相联系的自然欲望，在此方面人和其他动物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因竞争的求利、因猜疑的求安虽然现实中可能会导致对他人的侵犯或面临来自他人的侵犯，但并不必然地存在着侵犯他人的主观意愿，因此并不能成为道德哲学的直接基础。真正令人“忧伤”的激情是“荣誉”：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自己的估价和自己对自己的估价相同；一旦遇到轻视或估价过低的迹象时，他们就可能加害于人，强使轻视者做更高的估价，并且以诛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同样的结果。不仅如此，人类还追求与自己实际价值不符、过高的荣誉，即虚荣，甚至还追求极度的虚荣，即骄傲。①正是这一激情才使得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追求荣誉会导致对他者有意愿的侵犯。因此，建构政治国家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实现对人类“荣誉”这一激情的有效掌控，而且因为“骄傲”是这一激情的最极端表现形式（即癫狂状态），所以最为关键的是能够实现对“骄傲”的有效掌控。
欲望本身的无有止境和对荣誉的不可遏制的渴望，使得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相互伤害无可避免。霍布斯通过把无有止境、始终流变确定为人类欲望的基本规定，消解了古典道德哲学中对人性的那种静态规定，瓦解了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作为人性根本规定的“至善”信念，把现代道德世界建基在了人性的流变之上。②霍布斯基于自然人性的分解，开启了证成“欲望”本身正当性的道路，实现了对渴望获取“更多”这一人类欲望之特殊规定的认肯与彰显。霍布斯的“启蒙”在于告诉人们这样的事实：正是因为存有超出自然欲望之外的野心和贪婪，人类才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欲望的膨胀，快乐的追求，正是我们建构伟大利维坦之万里征程的基本信念！
四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方法在霍布斯这里其基本构件均已初步具备，正是得益于对这一方法非自觉的初步应用，霍布斯基本型构了现代政治哲学。较之以罗尔斯成熟时期的建构主义，霍布斯已经为建构主义方法涂抹上了实践理性的底色，其建构目的亦别无二致，意在产生出能够为社会成员所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和正义原则；同时，他也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建构程序的设计（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和代表授权）和建构主体所应具有的特定的观念预设（意即自我保存和暴死恐惧的自然激情，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然理性）。霍布斯通过对人类欲望和激情的规定和推理，不仅确定了欲望和激情在政治正义建构中的根基性或始源性地位，而且通过把理性规定为并非人类天性而是后天训练而来，使其成为确保激情的工具，这颠倒了古典政治哲学中理性较之于欲望（及激情）的优先性和目的性规定，而此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作用无论如何美誉都不为过。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有着双重维度，理性之维在其之后越来越多地被强调，而激情之维则逐渐被漠视，但实际上隐匿的激情之维在其政治哲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作为20世纪霍布斯研究开创者，施特劳斯早期也是基于激情的维度从而把霍布斯定位成现代政治哲学创始者，虽然在50年代之后认为这一殊荣更应该给予马基雅维利，但他表示还是宁愿保留早先研究的结论。随后，更为激进的剑桥学派的塔克虽然借由他的详细文本案考和历史场景的还原试图否认霍布斯对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始者地位，②但他的这一论断并没有成为共识。
也正是考虑到霍布斯从人的感性欲望出发来建构道德规范和正义原则实质上最终被诉诸经验层面的人性，因而缺乏普遍性，所以康德在其道德建构主义中引入了“法权”概念，以进一步提升和纯化建构主义的方法论。而在罗尔斯那里，由于他把政治正义的建构铺设在自由民主的历史社会场域中，所以他的原初状态的程序设计实际上内容丰满，能够充分表达所有相关的应用于政治正义之原则的理性标准和合理性标准。不仅如此，实施建构的主体在康德那里被预设为具有先天实践理性能力、必然地作为自由王国成员的行动者，而在罗尔斯那里被预设为具备正义感和善观念两种能力的公民，他们的理性自律和充分自律足以确保他们能够普遍地选择正义原则，霍布斯建构根基的极端特例置换成具有普遍性的公共条件，这从根本上弃置了霍布斯建构方法的那种特殊性根基。作为初创者，尽管霍布斯的建构方法自身的普遍性还很不足，但他对现代政治哲学方法论的基本型构，并不妨碍他作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基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