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正”的文学思潮
“雅正”的内涵 （1）诗风温柔敦厚（2）题材歌咏升平
（二）“元诗四大家”
元诗四大家：指元代中期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并称“虞杨范揭”。作品多题咏寄赠
之类，内容较空泛；崇尚“雅正”，宗法唐诗，而风格各异。
四家的诗仍沿着与宋诗相背的轨迹。他们在讲究诗歌艺术特征的同时也重视文学与“治道”、“教化”的依存关系，创作中又有一种个性收缩和伦理回归的倾向。
对元四家，历来不乏“为有元一代之极盛”的评价，这其实是从“风流儒雅”这一类正统美学趣味而言的。如果单论诗歌写作的精致，他们确实是元代最突出的，但要说由热烈的抒情而形成的诗中的生气，则四家的诗比较前期、后期均为逊色。我们只能说它是元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迁崇仁（今属江西）。早年受家学熏陶，通晓宋儒“性理之学”。大德初至京师，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后历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曾奉旨修撰《经世大典》。晚年告病回江西。有《道园学古录）等。
虞集诗文中不乏歌颂朝廷盛德之作，但同时不少作品带有一种惆怅、哀伤或感慨，实即显示了历史遗恨和种族歧视给汉族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 四、元代后期的诗歌
元代后期诗文创作的中心是在东南沿海城市。重要的作家中，除了萨都剌是北方人，杨维桢、高启、顾瑛、王冕等都是南方人。
高启，其主要文学活动是在元末，入明后仅六年就被处死。 （一）元末诗歌的新特征 1、世俗性
所谓世俗性，是作品中表述的心理层面更接近人性真实，而较少伦理掩饰。作家对世俗生活的兴趣的增长，和人生欲念的坦露，使得传统诗文的艺术规范不能满足抒情写志的要求，而引起审美观念的变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元代后期诗歌在思想情趣和题材、语汇各方面都受到新兴的市井文艺——小说、戏剧、散曲的影响。所谓“雅”文学和“俗”文学的界限被打破了。
2、个体意识的强化
后期作家在生活中喜欢表现不同常人的独特个性，思想上也有独立思考的倾向。 如王冕“着高檐帽，被绿蓑衣，履长齿木屐，击木剑；或骑黄牛，持《汉书》以读，人咸以为狂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杨维桢更被“礼法士”斥为“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的“文妖”（王彝《文妖》）。
他们喜欢描绘自身的精神形象，如杨维桢的《大人词》、高启的《青丘子歌》、顾瑛的《自题像》等，各自不同程度地要求摆脱传统伦理信条的束缚，发展与表现自己的个性。
顾嗣立《元诗选》称元后期为“奇材益出”的时期；
《四库提要》也以“横绝一世之才”和“天才高逸”这样的赞语分别评说杨维桢和高启。应该说，元后期诗歌在艺术上是获得了特出成就的，过去的文学史对此重视不够。
（二）杨维桢的“铁崖体”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有铁崖、铁笛道人、东维子等数十个名号。诸暨（今属浙江）人。泰定四年（1327）中乙榜进士，授天台县尹，降为钱清盐场司令，后为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晚年隐居于松江。明初应召至南京，纂修礼乐书，不久归里。有《铁崖古乐府》、《东维子文集》等。
铁崖体：
元末诗人杨维桢号铁崖，其诗作最具艺术个性。他融汇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的典雅、平稳，自我精神的恣肆飞扬和赞美世俗享乐，构成了杨维桢诗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