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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那么，即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之类也都把 它当作文学看了。所以可以知道当时所谓“文学”，说得广一些，是一切学术的 意思；说得狭一些，是指儒术，指经学。
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如： 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则召除为丞相史。（《曹相国世家》） 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 也。（《三王世家》）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屈 原贾生列传》）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 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儒林列传》）
以上诸例均见《史记》。再证之以《汉书》，如《公孙弘传·赞》中说：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说：“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就可以知道汉时对辞赋、 史传文或奏议文，都称之为“文章”。这种分别，到三国时候还是这样。《魏志 ·刘劭传》：“夏侯惠荐劭曰：‘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 论属辞’。”这是分用最明显的例。即刘劭《人物志流业》篇亦称“能属文著述， 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 公是也”。所以我们称汉人有文学文章之分是有可靠的根据的。
汉人何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辞赋的发展。辞赋发 展了，文学类的创作和学术性的著作显然划分了鸿沟。这道鸿沟，是从性质上分 的，不是从形式上分的。以前分诗文二类，是形式上韵散的分别，到刘歆班固分 出诗赋略一类，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那就对于文学的性质，已经有比 较正确的认识了，清代刘天惠文笔考对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他说： 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艺文志》先六经，次诸子，次诗 赋，次兵书，次术数，次方技。六经谓之六艺，兵书术数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诸 子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弊短，合其要归，亦六 经支与流裔。”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
这是最显著的一点，所以《艺文志》中首先把诗赋略别出为一类。我们根据 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明汉人所以会有“文学”“文章”分别的原因。不过原因还 不止这一项。以诗赋为文，这是清代学者主张文笔之分的说法，即如刘天惠说： “至若董子工于对策，而叙传但称其属书，司马迁长于叙事，而传赞但称其史才， 皆不得混能文之誉焉。”事实上，“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明明见于《公孙弘传 ·赞》，不是叙事也是文章吗？“刘向、王褒以文章显”，也见于《公孙弘传· 赞》而刘向就是以奏议著称的，不是对策也是文章吗？所以汉人所谓“文章”， 并不象后人所说，只限于诗赋，只因汉人所作的奏议、论说、叙记之文还不成为 集，只称为子或史，所以这些文章也就不可能象辞赋这样显得突出罢了。其实， 汉人之“子”，象《贾子新书》这样，已经可以说是“文集化”了。事实上，明 明有杂文，有短文，明明是秦以后新兴的体制，因此，也就不可能不承认为文章。 所以汉人分别文学文章的原因还不完全由于辞赋之发展，它和当时新兴的杂文也 有相当关系的。
“文学”“文章”都是复音词，假使用单音词的时候，那就把“文学”一名 而析言之，以文章之义称“文”，以博学之义称“学”。《汉书·贾生传》云： “以能诵诗书属文闻于郡中”；《终军传》云：“以博辨能属文闻于郡中。”这 是称文章为“文”的证据。《汉书、韦贤志、赞》云：“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