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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息灭华伪之文的，因此反对流行当时的辞赋。《定贤》篇说：“以敏于赋颂 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 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这样，可以看出他的宗旨要“立真伪之平”“辨 然否之实”，所以说他论文主于真。
《后汉书·王充传》说他“师事扶风班彪”，而其《论衡·自纪》篇却说： “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不曾提到“师事班彪”，这虽似有些 矛盾，但他曾从班彪学，受他的影响，则也是事实。班彪是以史学著名的，而王 充对于古代的学者又是相当推崇司马迁的，因此他的论文也就近于史家的态度。 《佚文》篇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名，传人之行也。”这 就是史家的任务。史家有“载人之名，传人之行”的任务，所以史家的文也就起 一定的作用。《佚文》篇再说：“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 惩； 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流传于世，成为丹 青，故可尊也。”这又是说文有劝善惩恶的作用，所以认为文的作用是“定善恶 之实”。因此，可以说他论文又主于善。
可是，他的学问思想虽受桓谭班彪的影响，却并不局限于他们两人的成就， 尤其是班彪。他是当时异军突起的思想家，是大胆批判当时学术思想的思想家。 西汉学术主于解经，而王充却不囿于经生的见解，不闹乌烟瘴气的阴阳五行之说， 反而批判了谶纬迷信的思想。这一点是和桓谭相同的，但是比桓谭做得更彻底。 在这方面，经学中的古文学家要比西汉今文学家好一些，可是象开创古文学先路 的刘歆，却又在另一方面走错了道路，甚至伪造古籍，窜乱古籍，这就离开了求 真的态度了。西汉文学又重在辞赋，而王充却又能不染赋家的习气，不玩雕虫篆 刻的把戏。这一点是超过班彪的，班彪还不免为时风众势所左右。在这一方面， 扬雄自悔其少作，可以说已经开了轻视辞赋，批判辞赋的风气，但是扬雄又走上 另一段歪路，结果反而以艰深文浅陋，疲精劳神于被人覆瓿的事业。王充不同刘 歆扬雄一样，这就是王充特殊的成就。他不仅不同于刘歆扬雄，抑且不限于桓谭 班彪，所以我们称他修正了传统的文学观。
由于他论文主于“真”与“善”，近于传统的文学观，所以“论衡”书中对 于“文”及“文章”诸名之含义独与当时不同。《佚文》篇说：“五经六艺为文， 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又谓：“天憎 秦，灭其文章。”可知他指的都是最广义的“文”。
所以他一方面仍主张“尚文”，认为“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 圣贤”，甚至说：“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均见《书解》篇）一方面也主张“尚用”，《自纪》篇说：“为世用者百篇无 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这简直与荀子 《非相》篇所说：“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没有什么 两样了。
哲人之文足以立真伪之平，史家之文又足以定善恶之实，所以他所谓文，一 种是重在抒发思想，一种是重在记载事实。就抒发思想言，于是觉得上面所引 《佚文》篇中说的五种“文”，应当以造论著说之文为高，因为这是“论发胸臆， 文成手中”。另一方面，从人的造诣来讲，又应当以鸿儒为最。《超奇》篇说： “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 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逾文人。” 他竟隐隐以鸿儒自负了。《超奇》篇又说：”说论之徒君山为甲。”他所取于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