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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的就在这一点。就记载事实言，他再有“文儒”“世儒”之分。《书解》篇说： “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 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 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 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这是能褒颂纪载的鸿笔之人所 以比世儒为重要的原因。不但如此，他看史家也等于思想家。《超奇》篇说： “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 出胸中也。”这一节话，尤其重要，他能说出史家立义创意的精神所在。孔子说： “吾欲托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说：“究天地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说 明史家并不机械地叙述事实，而是说史家都有他的“史观”的。《佚文》篇称班 叔皮不为恩挠，载乡里人以为恶戒，恐怕他所取于班彪的也就在这一点了。 他所重的是这种“论发胸臆”的文，是这种“褒颂纪载”的文，总之，都是 有内容的文，所以他有内容决定形式的主张。《超奇》篇说：
察文之人，人之杰也。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 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 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他认为才高知深，学问充实于中，则 美丽的文辞逢然流露于外。只须意奋，则笔自纵，所以成为内容决定形式。由其 文之将成时言，是“意奋而笔纵”；由其文之既成后言，又是所谓“文见而实露”。 文只求所以露其实而已，不必“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这样，所以他所认为美 的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只须“真”的方面做到切理餍心的地步，“善”的方面做 到入情入理的地步，自然也就美了。《佚文》篇说：
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韩非之 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 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 这些话可以和后来周德卿的话相对照。周德卿语王若虚云：“文章工于外而拙于 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见《滹南 遗老集》及《金史·文艺传》）这就说明了韩非陆贾扬雄桓谭之书所以能动人， 都在有精辟独到的内容，才可以适独坐而得首肯。
由于他的论文不限于传统的文学观，所以他再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即 使有些不免过偏，但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上，总是成为一家之言的。
他受桓谭“辨照然否”的影响，于是对于文学作品也取疾虚妄的态度，攻击 文人之好奇，反对夸饰的修辞。《艺增》篇说：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 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 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 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本，悲 离其实也。
他再举些例说：
诗曰：“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 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 人，增之也。（《艺增》篇）
儒书言楚养由基善射，射一杨叶，能百发百中之，是称其巧于射也。夫言其 时射一杨叶中之，可也；言其百发而百中，增之也。（《儒增》篇）类此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