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替代效应。替代效应既可以来自于生产函数，也可以来自于效用函数，一般替代效应有两种影响：跨期替代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效应和期内替代 (intratemporal substitution)效应，前者可产生模型经济的粘持性，后者则可产生模型经济的共动性。通过跨期替代为传导机制研究的思想是：时间不可分的跨期替代效应和劳动不可分效用假设，可以产生出期内消费和休闲相互替代的效果，如Hansen （1985）假设劳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中就业的人数，而与就业者工作的时间无关。Long和Plosser （1983）则假定各期消费是正常品，多种生产性投入和光滑的纵向横向替代技术，理论上证明了粘持性和共动性的产生。
（3）调整成本。调整成本类型假设的模型有两种：一是资本的装置具有调整成本；二是劳动调整成本。
资本调整成本模型始于Kydland和Prescott（1982）的time-to-build模型，他们说：“酒不是一日酿成的”,资本从投资到开始生产要有一个过程，不同的项目，资本投资周期不同，有的需几个月，有的则需几年。这种解释粘持性的思想曾经很引人注目。很多学者直接引用或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资本调整成本问题。
另一种资本调整成本模型是著名的Q-理论。其基本假定为：新资本的边际安装成本是投资率的增函数。其本质同上面的情形类同，效果相似。
以上几种模型，理论上存在传导机制，然而Cogley和Nason（1995）的实证结果显示，要么没有，要么存在很小的内生传导性。究其内在的原因是：以上几种思想实质上都是依赖于通过资本存量和消费水平的改变来改变投资水平。一方面投资水平相对于总资本存量非常之小。因而以上几种思想下，对资本积累的轨迹几乎没有影响。另一方面，资本占有相对产出的贡献的份额也不超过三分之一。因而资本调整成本的各种模型，实际上都还需要依赖于外生技术冲击的自相关性才能产生足够的实际经济时间序列所表现出来的粘持性水平。
其次，考虑劳动投入调整成本的模型。因为，劳动占有产出的贡献份额比较多，Burnside et al（1993）通过假定公司劳动的调整滞后一个季度提出了Labor-Hoarding模型。在模型中，他假定公司在观察到当期的经济状态之前决定劳动规模，但可以事后调整劳动强度。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劳动成本无限大的一种情况。Cogley和Nason（1995）考虑引入劳动的调整成本。基本的结果是：劳动调整成本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模型的内生传导机制，但依赖于较大的政府公共开支冲击才能产生和实际经济数据所表现出来的差不多的粘持性。
3．90年代—多元化的时代
90年代是多元化思想的时代。Christiano 和 Eichenbaum （1992）引入政府公共开支改进了一些解释力。Greenwood 和 Huffman (1991)，Braun (1994)引入了扭曲税（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资本收入税的波动性通过跨期替代效应会改变投资的波动，个人和公司收入税的变化会改变休闲和劳动的供给，从而引入扭曲税增强了对波动的解释力。这类模型的贡献是不可小视的，它从根本上证明了政府的作用。早期的实际派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自身的最优反应，政府稳定经济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只能造成总体社会福利损失(Prescott, 1986; Long 和 Plosser, 1983)。从Christiano 和 Eichenbaum的研究后，人们开始同意政府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