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用全国人大、宪法的地位和人大审议及修宪程序的民主形式，为通过宪法及其修正案所表示的执政党政策，制造民主来源，从而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所以，修宪程序，以坚持中共领导为前提，又是由中共启动和主导，虚构人民主权的行使和人民的同意，根本目的在于宣扬和巩固中共过去、现在和未来统治的正当性。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支配国家的权力结构，是执政党党纲政策支配国家行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独占制（修）宪权并主导制（修）宪程序，是其政纲政策冠以?人民主权?名义进入宪法获得正当性的途径。独占政治权力，既是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神圣性的要求，又是其在政治现实中推行意识形态的结果。我们知道，儒学并不解释阐述共同体最高权力的来源问题，而是由着?天命?这个武断模糊的观念来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暴力斗争结果给予正当性。在现代中国，?人民主权?取代了?天命?观念，?革命?规律及其成功结果，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转换成历史规律，?制（修）宪?替代了?祭天（地）?，传统儒学与现代人民专政的相同之处在于：不是世俗的民众认同，而是仪式为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提供证明。 3、第36条与中共中央19号文件
宪法第36条第1款，来自1954年宪法第88条。[66]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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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的通知（31/3/1982，19号文件），[67]通过执政党独占制宪权和主导制宪程序，而成为宪法第36条第2－4款的基础。
这份第一次公开全面阐述执政党宗教政策的文件（以下简称19号文件），在第四部分阐述了?宗教信仰自由权?内容：
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这109个字看似丰富实则单一，只承认信与不信及信何宗何派的自由，却对传教、宗教出版、宗教教职、宗教场所和宗教院校自治等只字不提，恰好是宪法第36条第2款的注解。
该文件第四部分指出：
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当然绝不能被用来推行某种宗教，也绝不能被用来禁止某种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同时，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绝不允许强迫任何人特别是十八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庙学经，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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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宪法第36条第3款中?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就源于上述这段话。而?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活动）?和1982年宪法草案中原有（但后来被删除）的?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句子[68]，来自该文件第十部分?坚决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的要求。 第36条第4款?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是对该文件第十一部分下述内容的概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决抵制国际宗教反动势力重新控制我国宗教的企图，坚决拒绝任何外国教会和宗教界人士插手干预我国宗教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宗教组织（包括它们所控制的机构）用任何方式来我国传教，或者大量偷运和散发宗教宣传材料。?
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不仅通过制宪仪式进入宪法成为第36条，而且通过宗教管理体制以三种形式得以执行：在各级执政党组织系统，以政党文件形式自上而下地下达要求执行；在各级行政系统，以行政内部文件形式自上而下的命令执行：如《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公安部关于制止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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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督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通知》要求基督教书籍的印刷、出版和发行，必须经省级以上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在爱国宗教团体系统，以社团决议形式将该文件具体化：如定片、定点、定人的?三定?管理制度源于云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规定。执政党组织系统、行政系统和爱国宗教团体系统之间金字塔式权力结构关系，以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方式，来执行执政党宗教政策。宪法第36条与宗教管理体制，都由执政党创制，目的都是为实现服从国家的宗教秩序；只是创制方式不同和表现方式不同：前者借由制宪仪式表现为宪法上抽象概括的条款，后者通过政治行动表现为宗教团体政治化、行政化、单位化和单一化特征的体制结构。 （三）权力运作下的?依法管理宗教?
不是宪法第13条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是中共中央6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5/2/1991），转换了执政党宗教政策在政治秩序中执行的表现形式。
以1989年?六四?事件造成的政治危机为起因，教会和基督徒在东欧剧变中反极权的作用，使中共联想并?假设?国内宗教组织亦具有威胁其统治的可能。由此，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党为防止?和平演变?，对宗教问题给予空前重视：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首次由国务院主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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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上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会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首次同时邀见五大宗教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该通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正式下发。[69]
该通知虽明言继续贯彻执行19号文件，但反?和平演变?是其目的所在。[70]因此，与19号文件相比，管理措施更具体、强制色彩更浓厚。
6号文件第一次提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首次指出：?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为了使宗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要求政府以?法制?手段对宗教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分为四个方面：宗教活动场所、传教办学活动、对外交往和宗教立法：
首先要求一切宗教活动场所?依法登记?。宗教活动场所，已有的应登记，新设的须批准：依据是?法?，不登记未批准就不受法律保护。要求制止自发的传教活动，取缔未经许可的宗教院校。宗教对外交往，基本都要经过省级政府或国务院宗教局的批准、审批或通报等行政程序。明确提出?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要求国务院宗教局和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制定法规。
1990－1999年间，两项行政法规于1994年1月31日由国务院同时制定发布：《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国务院令144号)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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