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报刊以表的文稿小集选 之一：文艺评论、文史论文；之二：诗词楹联、书法艺术； 之三：贵定地方文史；之四：贵定云雾贡茶、茶文化专集； 《电视与戏剧》1989年第2期（总第90期）
受宠若惊与民族尊严
——谈谈《红高粱》的获奖
□ 季 兆 秋
《红高粱》在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并不是坏事。然而，倘若“受宠若惊”则大可不必。因为这次获奖决不能作为我们评论这部影片好坏的唯一标准。
日本赴国外留学生们在国外所获得的任何学位，都必须再经日本东京大学或有关最高学术机关的再考虑方能得到承认；
他们并不特别崇拜外国的承认。这大概是不会因不失其民族气节而被扣上“闭关”、“排外”的帽子的。
在社会科学上，特别是在文学艺术界，我们至今尚未有谁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这并不能因此“证明”我们中国的作家们都全是“低能儿”。
艺术是真实，并不等于原封不动地照搬现实生活。这是公认的定论。鲁迅先生说过，现实生活中有鼻涕、有毛毛虫之类，但我决不去写毛毛虫和鼻涕的。
阿Q讳其“癞疮疤”以博取“真实”的赞誉，却不见得就是高明的手法。正如“性生活”为公开秘密，而倘若把它完全真实地再现于文学艺术特别是电影艺术中，只能说是诲淫。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其优良传统的，自有其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特点。离开了“民族特点”四字便不能成其为民族的。用现在的话说，便是“中国特色”四字。日本人尚且不以洋人认可为“最高准则”，我们又怎能只围着“国际获奖”四字人云亦云，大作文章自甘“受人殊荣”而失去自己的民族尊严呢！
我们对于《红高粱》的评论，决不能“是用英尺来量俄里，
又用法尺来量密达”（鲁迅语）。我们的尺子只能是“中国特色”。用这把尺子来评量《红高粱》，它所暴露的决不是“中国特色”中的典型，也决不是鲁迅所说过的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愚弱的国民性”。
我们仍希望有更多的艺术作品在国际获奖，就是要以独具中国特色的这一特点去赢得世界的公认，而决不是以“噱头”去博取持“外国特色”的外国评论家们的喝采。这便是拙文所持的结论。
（责任编辑：杨正才）
说明：我写的评论文《受宠若惊与民族尊严》发表在1989年的中国《电视与戏剧》第2期（总第90期）之后，在全国引起争鸣，支持我的观点的文章30多篇，反对我观点者文章约10篇。见仁见智，我很佩服四川著名作家魏明伦所说的“张艺谋不懂历史而乱凑历史”之论断……
文艺作品可以虚构，但历史背景、生活环境、习俗不能虚构……。你不能虚构“皇帝坐飞机看电视……”
季德新（笔名季兆秋）附言
浅论古今名人诗联之误
（本文发表在2009年首届“黄河杯”国际文化大赛《优秀作品大典》作家出版社印） □ 季 德 新
季德新，笔名季兆秋。汉族，1937年生，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贵定诗词楹联学会会长。 地址：（551300）贵州省贵定县城关园丁路14-4-4号。电话：13086926037。
在我国古今名人名著中，偶尔也见有失误之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客观条件如信息难通、史料缺乏、校勘错误等等。但有的失误则是文史知识不够的原故。虽然这些“偶尔失误”仅是名人名著中或一生业迹中的“九牛一毛”的瑕疵，不损其声誉，但其社会影响往往很大的，后人常把错处也当作“至理名言”而以讹传讹，不知其错或不敢指出名人之错。于是乎便成为“永久性错误”现象，其负面影响是存在的。今举几例
以供探讨。
（一）李白诗中把晋代王羲之抄写的《道德经》错为写《黄庭经》。
唐代李白有《送贺宾客归越》诗，其中两句云：“山阴道士如相问，应写黄庭换白鹅。”另一诗《题王羲之书法》云：“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黄庭，笔精妙如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诗中“换白鹅”、“好鹅宾“之典故是指王羲之特别喜欢白鹅而为道士抄写经书换取白鹅归去的轶事。而所抄之经应是老子的《道德经》而绝不是王羲之逝世后才出现的《黄庭经》。
最早对李白诗中“写黄庭”提出疑点的，是宋代人黄伯思。他著《东观余论下·跋黄庭经后》一文中有“羲之逝后始有黄庭经出”。在196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再版的《日下尊闻录》（与《京城古迹考》合编）第54页，有乾隆皇帝题画诗的文章中说“高宗纯皇帝题沈周《花下睡鹅图》云：“分明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