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新权威主义的特征及价值关注
2.3.2.1. 新权威主义的特征
（1）对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具有现代化导向； （2）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方面，新权威主义往往借助传统的政治价值体系来凝聚全社会成员；
（3）合法性立足于政治实效与经济发展，而不是立足于某种终极性的价值原则。
2.3.2.2. 新权威主义的价值关注
（1）崇尚强人式权威力量，这是其一切主张的前提； （2）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至上；
（3）极为关注社会秩序，至少在现阶段绝对高于人的自由权利； （4）关注个人自由，但自由在此仅指经济自由，其焦点即通过政治强权来发展自由经济。
2.3.3. 新权威主义视角下的“契约民主”
新权威主义作为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在早期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特殊的政治形态，该视角下的民主是“契约性民主”：这是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的历史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一种契约性的人际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这种民主；其具有妥协、宽容、现实主义、政治灵活性等特点。发展这种“契约民主”的前提是：市民阶层的发展、现代教育的普及、舆论传播渠道的发展及通畅、权威合法性认知的一致性等。
契约性民主是经验性的、渐进式的：
（1）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中所面对的问题，需要积累经验并点滴改良。 （2）这种民主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不可盲目激进。
当市场契约化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使市场机制得以运转的政治基础，而社会的发展又完全依赖这一基础的稳定与有力的运转。这时民主政治的时代也就真正成熟，权威政治也将结束其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新权威主义最终指向现代民主政治。
3. 政府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现状审视
3.1. 引导与管理的现状 3.1.1. 管理方式
目前国家大多数对舆情公共危机的管理与处理可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常态性舆情管理。对于已形成常态性的舆情公共危机事件，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通常依靠常设性舆情管理部门进行引导与管控,常态性的舆情监测系统及对应的应急机制可被视为常态与成熟。
第二,突发性舆情危机处置。突发性舆情危机事件出现时,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组成临时任务团队对突发舆情进行监测。监测中完成舆情监控报告供领导小组作出决策,包括舆情引导、危机管理、应对媒体问题等相关处理方式。同时一般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也成立突发事件应急机构联动协调。
3.1.2. 管理的方法
(1)舆情监测。目前的舆情监测工作政府部门除了依靠自身信息收集研判系统，其余则基本依赖于来自市场上的互联网舆情监控服务：一类是专门从事市场调查行业的传统软件公司。第二类为依托主流媒体建立的检测机构。第三类为高校或学术研究机构，注重舆情归纳、梳理和提取变化规律。
(2)分析报告。首先获取公共危机事件的舆情数据，将数据的特点及时归纳总结规律,对有价值和有指示意义舆情数据信息进行提取,分析信息情况后形成舆情引导报告。
(3)领导决策。当舆情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在所得到的分析报告结果,通常等待常设部门的领导决策,根据领导裁决给出的进一步立案处置,各部门才开始分工合作解决危机。
3.2. 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2.1. 公共危机管理主体不明
我国在公共危机事件管理工作中，通过对一直以来的处理结果可以看出，国家现有的管理机制缺乏灵活的应对机制和完整合理、分工明细的应对规定,从而
导致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公共危机管理主体不明，出现问题互相推诿、协调功能差,根本无法达到对事件的及时反应和有效控制。
3.2.2. 公共危机运作模式不协调
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由于突发性特征的影响，各种大众舆论层出不穷,有些甚至非常损毁政府形象，有些将事件的真实情况歪曲，在这样的舆情危急时刻，令人失望着急的是，有关政府部门却迟迟不作反应。
一是综合信息平台不成熟。信息系统以部门划分，沟通不畅、信息散乱。 二是预警机制不完善。我国发展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较发达国家而言，时间较短，政府缺乏危机处理经验；同时政府一时难以具有解决所有公共危机的能力，很难实现完善的预警机制和完整的预警机构。
三是信息分析机制不完善。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后,危机事件舆情引导与管理研究缺乏专业团队进行分析和研究。
四是信息发布机制不健全。如何进行危机信息的发布,如何同民众进行有效沟通,如何对媒体进行协作交流等一系列制度都不完善。
3.2.3. 舆情引导方式欠缺
3.2.3.1. 封锁消息,传播不畅
最近几年出现一些失控的公共危机事件失败案例,无一例外是在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或是当事部门首先想到是“家丑不可外扬”,对消息进行封堵,不让公众知道。往往在事件得不到控制的时候,才不得汇报导致贻误时机、局面被动。而此时各方面也因从未了解事件始末而陷入尴尬境地。
3.2.3.2. 一味辟谣和否认
有时危机事件突发后，个别地方政府往往会不顾事实一味进行“辟谣”。现代社会正处于信息流通快速便捷的时代，大众传播会加速谣言的攻城略地。当谣言被进一步人口相传的歪曲之后，只会对社会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
3.2.3.3. 反应敷衍塞责
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现象，当公共危机爆发,面对公众的质疑,发言负责人
常常含糊其辞,对敏感问题“打太极”,一味官腔敷衍。但这些妨碍于公众安全的事件，不应该也是不能因为发言人认为不好说或者不想说就可以不说的。
同时，对于新闻发言人的选择也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发言不同于一般性内部交流开会,需要发言人有公众亲和力的能力并且具备一定的危机事件专业知识。
3.2.4. 公共危机管理事后处理不当
3.2.4.1. 事后管理处置不力
公共危机事后管理往往不当。立法的不完善，为透明执法带来一定难度。惩处力度非常有限，“威慑”作用不大。
3.2.4.2. 总结善后工作不到位
没有健全的追责问责制度，舆情危机发生后,损失较重、影响较大的事件往往以处置相关负责人为终点。
4. 新权威主义视角下的政府引导与管理相关案例分析
4.1. 新权威主义体制的必然性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新权威主义体制与传统集权体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顺应环境挑战过程的历史产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条件：
一是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 二是必须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使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新权威主义的内涵包括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走新权威主义道路来解决现代化当下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其间有着适应环境挑战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必要性。
4.2. 新权威主义的利弊分析 4.2.1. 新权威主义政体的积极作用
4.2.1.1. 舆论上的民主作用
纵观整个世界政治演变的情境，许多国家政治独裁现象依旧很明显，甚至按世袭制、血缘或地域统治等传统政治方式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依旧普遍存在。在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约制下，广大平民百姓参与政治的渠道非常有限，更不用说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能够以舆情发声，表达危机发生之后的意见观点以及诉求；而从大众媒体机构角度来看，在传统权威政治国家，媒体受到严格监控没有完全独立性。然而在新权威主义下，媒体机构具备独立发声的机会，言论相对自由。
4.2.1.2. 政局上的稳定作用
不论是局势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还是局势动荡的某些发展中国家，无不例外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应对来自国际间巨大的竞争压力。而权威主义作为过渡性政权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新权威主义被看作是传统权威主义的政治转型，虽然它最终会导致传统权威主义的瓦解，但取而代之的新晋权威主义不再是民主全封闭式的政权形势，不完全反对权威政治，遵循部分民主的价值观和原则，部分民主方式被采纳，这样兼容的政体形式会缓解来自外部和内部双方的压力。统治者在民主执政方面做出妥协，民众部分诉求得以满足，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倡导稳定和发展，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执政领导人倾向于通过有限民主来增强执政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4.2.1.3. 经济上的推动作用
新权威主义是传统权威主义和民主政治发展现状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将民主元素注入到权威集权中，为新权威主义的执行带来全新的生命力。民主所涵括的开放市场和自由经济的价值观，为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复苏带来巨大的政治推动力。例如大多数中东国家在21世纪早期所遇到的经济危机，就是通过新权威主义的有限民主来缓解的。而东亚经济的腾飞，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始发展“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这种新权威主义视角下的市场经济，对东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