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
4.2.2. 新权威主义政体的局限性
新权威主义政体作为一种政权形式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必然会有其历史局限性。
4.2.2.1. 诱发政治腐败
我们所提到的新权威主义虽然是新晋于强权政治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本质内涵中还是包含很大成分权威政治的。而孟德斯鸿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在政权集权的特征下,政治权利高度集中于某一个人或某个权力集团手中,监督制约机制并不能有效的实现。例如某些东亚国家虽然存在立法与监督机构，但并未完全保护人民的政治权利,诱发政治腐败，民主化的进程停滞乃至延缓。
集权政府经济发展模式受政府主导，掌握资源分配、安排生产的生活大权,政府过多的介入经济生活,就会出现个人或者企业贿赂政府及官员,意志薄弱的政府机构及官员就会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接受贿赂。
新权威主义政体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高度的政治集权“强国家一弱社会”，最终可能导致权威政治出现一种“软危机”：体制与秩序在形式上会仍然存在，但整个社会却处于实质上的无政府状态。一旦出现这样一种退化性的结构陷阱，即使再从事民主制度建设，就会面对更大的困难。达到这种程度腐败综合症就无法通过体制的内部更新克服。
4.2.2.2. 经济危机易现
在新权威主义的控制下，倘若民主和权威的平衡处理不当，实际上是极易引发经济危机的。这是因为新权威主义下的经济发展大多由政府主导，东亚地区经济的腾飞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政府强势主导使国家摆脱了落后的状态促进了现代化进程；然而政府过多干预则导致了政府与经济关系失衡出现畸变。
政府对市场体制的干预会违背市场规律,例如政府对部分企业的过分扶持会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和生存能力。还有部分家族企业倚仗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谋取暴利，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政企勾结使得企业不考虑市场需求及经济效益,这就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出现和破灭。
4.2.2.3. 对权力的监督缺位
新权威主义的主导还是权威，甚至是强力的权威。但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普遍存在权利监督缺位的问题。以中国为例，处在改革转折时期的中国，即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制度性缺陷， “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深层次矛盾相结合，权利监督权威。
例如处于中国主要阶层的劳动人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普遍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就更加谈不上对社会的管理进行有效监督；亦或者是掌握监督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也日益丧失了社会监督批判者的意识和功能。
4.3. 舆情公共危机事件案例分析
4.3.1. 自然灾害事件——以哈尔滨火灾事件为例
4.3.1.1. 事件进程概述
2015年1月2日13时14分，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街727号南头日杂物品仓库发生火灾。火灾造成11层建筑坍塌，5名消防员遇难，14人受伤。
2015年1月3日凌晨4时25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公布“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街727号库房火灾基本情况”。通报全文共585个字中，“领导高度重视”共258个字，几乎占去全文字数的一半。提到名字的领导有9位，详细介绍他们的12种头衔，而对于牺牲的3位战士和失联的2位战士则一笔带过。
1月5日，吉林省新文化报转发黑龙江省公安厅官微的消息，“1月4日，公安部政治部批准在哈尔滨‘1·2’火灾抢险救援中光荣牺牲的杨小伟、侯宝森、傅仁超、张晓凯、赵子龙五名同志为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分别为其家属发放抚恤补助金2万元”。
1月6日，新文化报消息，哈尔滨“1·2”火灾抢险救援中牺牲的榆树籍消防战士赵子龙的遗体将于1月8日回到家乡，安葬在榆树市烈士陵园。1月7日，有媒体报道，在“1·2”哈尔滨火灾救援现场，哈尔滨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石嘉兴听取汇报的一张照片在微信、微博广泛流传。原因在于有网民爆料该领导所穿羽绒服国内售价在万元以上，而牺牲的年轻战士抚恤金才2万元。而石嘉兴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回应称，羽绒服为女儿从国外购买，人民币几千块钱。
4.3.1.2. 舆情管理分析
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体微博迅速跟进，政府和官员面临的从政风险也越来越大。“官方说法”是舆论最初关切，能否瞄准公众关切，解读出纷繁信息中的舆论诉求，“对症下药”，是政府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成功与否的关键。灾难发生后，对灾情的详细报道、调查，以及随后严厉的问责报道，才是合格的灾难报道。
在各种官方的灾情通报中，“领导重视”八股通稿，目前是官宣党媒的通用做法。但要明确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想要了解事件和舆论可谓举手之劳，民众希望在官方通报中读到具体的信息，对“领导重视”的反感则是厌恶官本位以及渴望真正的以人为本。作为政府网站的官方报道，需要转作风、转文风，说人话，有人情，让公众和社会能够真正感受应有的人心之暖。
作为一次灾难和舆情事件，应改进官方灾难报道模式。公众需要了解更多的灾情和背后的原因，家属需要知道政府和领导如何重视、如何善后，官方灾难报道应该努力呈现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官方通报既没有关注伤者是否有生命危险，也没有回应死者身份是否核查清楚、善后工作如何展开，却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领导身上,让人寒心。事故发生后，无论领导如何地高度重视，似乎都不能挽回失去的生命，也不能化解死者家人的悲痛。各地各部门需要真正担负起职责，事前高度重视，而不能等到事故发生后才去高度重视。领导高度重视要做到常态化，积极预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面对舆论“2万元抚恤金和万元奢华羽绒服”的质疑，哈尔滨官方的信息发布需保障有头有尾，继续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及时通报各个方面的信息，保障透明度，提升公信力。同时，作为官方或有影响力的媒体，要做到快速调查、同时保障在报道时不断章取义、不片面解读，及时发布具体信息，避免民众不当猜疑，用事实说话、让真相发生，这才是应对网民汹涌民意的正确做法。
4.3.2. 事故灾难事件
4.3.2.1. 韩亚坠机事件 事件进程概述
北京时间7月7日凌晨，一架从仁川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波
音777-200E(ER)韩亚航空214航班，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时失事起火，共造成三名中国女学生死亡。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307人，其中乘客291人。包括141名中国人，77名韩国人，以及61名美国人。
当日韩国国土交通部表示，将成立韩亚航空OZ 214航班事故调查对策小组前往美国旧金山的事故现场，同美国政府展开联合调查。韩美政府、韩亚航空、客机制造商波音将共同参与调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8日发布对韩亚客机黑匣子的初步分析结果。飞机下降的高度太低，而且速度太慢，矛头都指向驾驶员操作错误。韩国国土交通部认为，此次事故很可能由于韩亚航空公司内部的培训产生问题。
7月14日，韩亚航空坠机事故中浙江江山中学31名师生、部分浙江赴美善后工作组人员和学生家属顺利回国。
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一起跨三国、涉及学生的航空安全事故。事故的后果、原因、调查和后续处理的每一个细节都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
舆情管理分析
在中国的舆论场上，有关于韩亚航空的官方消息与微博现场消息并存，但是微博的传播存在真实性难以保障的缺陷，首先盲目的分析失事原因，错误的把失事原因说成起落架故障，之后又有微博把矛头指向波音777飞机的可靠性，并且把严肃悲痛的空难异化为部分网友的恶搞吐槽。除了跑偏的谣言和渲染之外，中国媒体给予最多笔墨的是“暑期夏令营”。观点中国第一时间发表评论文章《学生假期遇难掀开官方夏令营的暗箱》，直接起到了引导舆论走向的作用。坠机事故之后，中国舆论对韩亚航空并没有出现过度职责、不依不饶的情况，而是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国内的“暑假夏令营”和“媒体过度渲染”的社会问题上，足见韩亚航空在事故后进行的大规模危机公关收效是明显的。
韩方的应对路径可以概括为：企业道歉担责；政府公正不护短；民间祈福关怀。韩国企业和政府都深知形象的重要性，并竭力呵护企业品牌和国家形象。可以说，韩亚航空在事故发生后为解决危机遵循了危机公关5s原则，包括承担责任、真诚沟通、速度第一、系统运行、权威证实。韩方运用科学的处理方式不仅能够使企业化解信任危机，在涉及跨国事务时同时维护了国家形象和两国友谊，对于韩亚航空坠机事故的妥善应对为中国企业和政府上了一课。
正如有评论指出，韩国“政府+企业+民众”三位一体式呵护韩国国家形象的“苦心经营”，的确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4.3.2.2. 深圳滑坡事件 事件进程概述
2015年12月20日，深圳市光明新区一淤泥渣土受纳场的人工堆土发生滑坡事故。此次事故共造成22栋厂房和民宅被掩埋，涉及15家公司。
据国土资源部官微通报，该受纳场主要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由于堆积量大、堆积坡度过陡，且没有防护措施对堆土进行支护，导致失稳垮塌。据官方媒体报道，失联人数20小时已变4次，22日凌晨失联人数达85人，事件相关进展还在持续报道中。12月20日22时，国土资源部官微通报称，事故原因被认定为人工堆放的渣土和建筑垃圾超出荷载能力而导致失稳垮塌，一时间引发舆论躁动。与此同时，有媒体挖出了事故背后非法交易的利益链条，渣土场处在一种无序、监管缺失的状态下违规作业而酿成大祸。
事故原因的公布，引发了公众和媒体对于事件舆论的高潮。此时公众舆论场开始从对“山体滑坡”说的质疑转向对渣土来源的讨论，以及这场“人祸”背后的问责。同时，事故的真相也引发了媒体对于城市建设中所累积的隐藏弊病的探讨。数据显示至21日无论是媒体的新闻报道数量还是微博上相关信息的数量都达到了峰值，出现舆论高峰。随着救援活动的展开，失联人员名单公布，此时公众舆论主要集中于对于失联人员救援情况的关注，媒体的报道也多集中于搜救活动的进展状况，舆情热度比起昨日稍有下降。12月22日下午，事故涉事公司有关人员被警方控制。再次引起公众对遇难者的祈福与舆论追责。
舆情管理分析
由于事发突然，尚未对事故现场进行技术性调查，因此多数媒体在报道时从直观现象出发，采用了“山体滑坡”一说，这一与公众传统观念中对于山体滑坡发生条件和环境相矛盾的说法，引发了网民对于此事故原因的关注和质疑。
通过紧跟事件发展动态的持续新闻报道，媒体发挥了较好的舆论引导作用。无论是媒体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进行的事故问责，还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对于事故背后利益关系的揭发，再到各大报刊通过社评所引起的网民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隐藏的问题的思考，都及时的部分缓解了网民对于这起事故中无辜生命逝去的愤怒之情，对舆情有一定的平息作用。
尽管在事故发生之初，媒体把事故简单归结为“山体滑坡”的说法引起了网民的质疑，引发了舆论高峰。但是官方在第一时间公布了事故调查结果，化解了这一阶段的舆情危机。除此之外，国家测绘地信局所发布的山体滑坡前后影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