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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是“老鬼”。
《风声》选了这样一张剧照作为宣传海报：摄像头置于顶端，俯拍，为顾晓梦打了一个全身的景别。顾晓梦身着旗袍，脸微侧，神情里透露着浅浅忧思，躺在宽大的铺着金黄色的缎子的床上。在白色恐怖的大环境里，顾晓梦深陷虎口，却光芒四射地躺在黑色的杀人魔窟——这一幕自然也是导演编剧的精心布置，以此来烘托顾晓梦内心的纯洁和美好。从这里，你可以大胆地推测，顾晓梦就是传言中的“老鬼”。这一幕里的动作造型、光影造型所塑造的符号如果被观众采纳，那得到的不仅仅是对剧情的提示而已。另外一张海报：黄晓明饰演武田面部的正面：光线从顶端打下来，形成阴冷的“骷髅光”，以体现人物内心的黑暗。
三、音响配置
音乐进入电影，对表现力本来就强的电影符号而言，如虎添翼。电影音乐是音乐范畴中的一个分支,是电影与音乐的结合。电影音乐符号在影片中能体现影片艺术构思，它是电影艺术符号性的重要支援。电影音乐主要是指在一部影片中的非自然音响,包括(情调、情景)配乐、插曲、主题歌之类。
电影音响符号能够表达主观态度，它概括影片的主题思想、表达作者对影片内容、人物、事件的主观态度；能够表达感情，用它抒发人物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情，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能够渲染气氛，它能为影片创造一种特定的背景气氛，用以深化视觉效果；能够参与剧作，它直接参与到影片的情节中去，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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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符号学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
能够加强影片艺术结构的连贯性和完整性，用它衔接前后两场或更多场戏，组接同一时间不同事件的若干组画面的交替、同一事件的若干个不同侧面的各组镜头的交替，电影时间空间的跳跃、交错等。电影把不同的时空粘贴而产生意蕴，音乐在这些时空变化之中起到了场景转换的作用。音乐能流畅地不动声色地暗示心理、时空的扭转。电影音乐在情感的表达和推动剧情发展上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语言不能到达那个“点”时，音乐就出现了。
我们知道，中国恐怖片习惯从单一的视觉方面来营造效果，而外国恐怖片在氛围效果上的更会利用多种影视元素来渲染气氛，比如说音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恐怖片比国外的恐怖片逊色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恐怖电影发展不成熟时期，多利用的就是僵尸和抓僵尸道长道姑的二元对立模式和色彩对我们视觉的冲击。中国的恐怖片,在营造气氛时，首先利用的是灯光,整个片子或是在绿幽幽的夜光中,就是在红晃晃的血色灯光照明下,要不就如同医院药水一样的冰冷的里。鬼怪未必是丑陋无比的，最多不过面色铁青，或者嘴角有血等，鬼故事的重点不在于让人感觉到鬼怪的丑陋，而是让人们了解他们出现出来作祟的真正动机，“刨根问底”的挖掘鬼怪的悲惨人生经历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欧美片则不同，客观来说，欧美的鬼故事更让人害怕是因为它对音响效果的利用。你会发现他们创造出一些奇特的，畸形的，面目狰狞的，或者佩带着面具的鬼怪，顶多是形象上的丑陋，撇开其他，这些鬼怪压根谈不上令人“恐惧”。通过音响，西方的恐怖片的导演稳稳地把观众的心理效果攒在手中，经典的恐怖片观赏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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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感觉你的心脏是被谁攒在手心里，松松紧紧，根本由不得自己。
如2004法国票房冠军、2004年奥斯奥金像奖得主、最佳原创歌曲提名、最佳音乐奖、最佳混音奖克里斯托弗的作品《放牛班的春天》中的主题音乐和皮埃尔的天籁之声，对全篇的结构和剧本的贯通起到了很好的整合作用，优美的旋律为全片营造出了温馨柔美的风格，人物形象得到了细腻的呈现。音乐修辞还能创造出类似对比等具体的修辞效果。如2001年印度导演桑托什·斯万执导的大型历史题材《阿育王》，上半片以阿育王和卡瓦奇公主的美丽邂逅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音乐歌舞使观众沉浸在一个欢快祥和的世界里，充满民族色彩的音乐、和创造性的歌舞的让整部片子美轮美奂。可是越激昂越动听的场景之外，阴谋也不停上演。故事的下半阙，阿育王以为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卡瓦奇，他开始无所畏惧，悲壮的场面和上半部的轻快形成了鲜明对比。
《女人不坏》的符号性很强，音乐运用也是如此。如其中的主题歌《试验品》、《雷电交加》直接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1965年福克斯电影公司制作的《音乐之声》在音乐、音响符号的运用方面是数一数二的典范。这部影片既不失幽默的情趣，又不缺少深沉凝重的感情，最终获得了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配乐和最佳音响奖。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恐怕是其中流传最广的几首经典音乐，如表达玛利亚对大自然热爱的主题曲《音乐之声》；轻松愉快的《孤独的牧羊人》；特拉普上校演唱的深情无限的《雪绒花》；欢乐大方的《哆来咪》；以及可爱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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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的《晚安，再见》等等，都成为人们记忆中最值得珍惜和细细回味的艺术佳作，它被视做人类最珍贵的永恒佳品。在这部影片中，观众感到的是人世间那种最淳朴、最简单的友爱和挚爱之情。《音乐之声》以乐传情，用音乐和剧情的交织把父爱、母爱与博爱相互融合，把爱情与亲情相互融合，把家庭之爱与国家兴衰、个人理想相融合，用音乐的轻快与洒脱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向往灵魂的真善美和自由，向往纯洁美好、乐观向上的生活。
音响修辞的效果在推动剧情方面体现得明显。影片的开始，玛利亚的旷达的歌声，就给全片定义了轻快愉悦的基调。她听到修道院的钟声后狂奔回修道院，音乐开始变得急促。在修道院，院长与老修女讨论后认为玛利亚不适合当修女，让她前往冯?特普拉上校家当家庭教师，故事才真正开始。上校家的七个孩子自幼丧母，上校因为丧妻之痛和长期军舰生活变得严肃刻板，经常摆出一副严父的模样，仿佛刻意跟孩子们拉开距离。他表面上并不关心孩子。孩子们淘气而且叛逆，拒绝别人的关爱，还无理取闹地气走了好几个家庭教师。玛丽亚却知道他们从心底里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的。玛利亚被孩子们接受，是从一个打雷的夜晚开始的，音响修辞的抒情效果再次体现出来，她的歌声有图片编辑器中的柔化处理方式的效果，让片子的色彩变得更加柔和，抚慰了孩子们孤独恐惧的心灵，也渐渐温暖了上校冷漠坚忍的心。
影片主题曲“校歌”《哆来咪》别有情趣，玛利亚用窗帘布做了七套“校服”，带领孩子们徜徉于大自然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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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群快乐的小鸟，欢快的歌声让观众融入其中。回到家里以后，情节开始有了波折，上校带回了他的未婚妻男爵夫人，孩子们面对将来的继母，有点胆怯。为了欢迎男爵夫人，上校举办了一场舞会。七个孩子用恬静的《晚安，再见》向大家道晚安。音乐相对于其他音响来说，具有更加完整的“叙事性修辞”、“抒情性修辞”的作用。玛利亚和上校的爱情也开始了。但是，纳粹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幸福生活，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上校被迫到德营接受新的职务，但他不愿背离祖国，毅然选择了举家逃离。在临行前的表演会上，冯?特普拉全家人用深情的《雪绒花》更是点燃了在场者的爱国热情。类似《雪绒花》这样的电影音乐通常是由作曲家在看了影片后根据影片的基调创造出来的曲子，用以表达影片画面情绪,补充画面内涵，辅助画面传达导演的艺术理念、思想境界与增强艺术效果。因此，它更贴切文本的结构，并与主题的需求紧密相联。“雪绒花”是奥地利的“国花”，在奥地利的文化里，它代表美好与自由。因此，冯?特普拉每次深情地唱《雪绒花》时，都是饱含了深深的爱国之情。他眼神里所充满的，不仅仅是在孩子们中间的父爱的柔和，还有国家在危险边缘的悲情。从这里不难发现，音响符号在电影中有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即使不懂电影的人，也能从音响符号中捉摸到一些东西，这是电影中其它元素无法取代的。
音响符号著名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描述的那样，“为我们展示我们周围的有声的环境、我们生活其中的有声的世界、各种物象的语言和大自然的悄声低语；所有这些语言都胜于人类的语言，从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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