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实的关系是，宗教没有任何属神的内容，上帝的本质乃是人的本质，是人的
本质的异化。因此，黑格尔哲学无非是神学的恢复，是宗教之合乎理性的最后支
柱。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以及同人本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
了重大的启迪作用，尽管马克思在当时对它的某些方面持保留态度。
《导言》直接衔接着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马克思认为，由费尔巴哈所完成的
批判乃是一切其他批判的前提。既然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那么
彼岸世界真理的消失就要求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因而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
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成了对政治的批
判。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乃是宗教的真理，但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之
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而国家、社会之所以产生宗教这
种颠倒的世界意识，乃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因此，反对宗教的斗争
尽管是间接的，但在实质上也是反对那个以宗教为慰藉的世界的斗争。
在德国，这一任务首先必须通过哲学来解决。德国的历史性在于：其现实的水
平低于批判的水平；德国人不是在历史的现实方面、而只是在哲学方面才是本世
纪的同时代人。因此只有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加以批判，才能接触到“当代所谓的
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出路就在于实现一个“有
原则高度的实践”，即一个筋斗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越过现代各国（英、
法等等）面临的障碍。这一点在哲学上的可能性就在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
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
质力量；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因此，哲学同世界的关系、理论同实
践的关系是：不仅思想要力求体现为现实，而且显示本身也应该力求趋向于思想。
那么彻底革命的“实际可能性”又在什么地方呢？马克思指出，德国的“任何
一个特殊阶级”都无力承担这一革命；德国的市民阶级甚至承担不了部分的纯政
治的革命：它总是未等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表现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了自
己的狭隘本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就当时德国的历史性而言，部分的纯政治
的革命反倒是不可能的；并且从这种不可能性中产生出彻底革命的可能性。而彻
底的、人的高度的革命要成为可能，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戴上锁链的阶级”，
一个遭受普遍苦难的等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表现了人的“完
全丧失”、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的等级，这就是无产阶级。
因此，德国人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它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
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
学通过消灭无产阶级而成为现实，无产阶级通过实现哲学而消灭自己。
这篇论文是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一，其内容可参照同
一时期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来理解。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
克思严格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指出人的解放的实现，不仅必须摧毁宗教
的幻想，而且必须首先摧毁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宗教不过是这个社会的观念形态。
《导言》的哲学立场表明，马克思一方面完全摆脱了鲍威尔等人立足于“自我
意识”立场的抽象批判和空洞否定，而致力于形成一种现实的批判原则。这一原
则不是同现实世界处于外在的、抽象的对立中，相反，它把物质力量看作是自身
的基础，看作是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因此，积极地、能动的批判不是贬斥“被
动因素”、贬斥“物质基础”、贬斥“群众”的纯粹活动，而是实际地改造现实世
界，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它诉诸阶级斗争，诉诸革命实践，诉诸无产阶级。另
一方面，马克思当时的哲学观点一般来说是同费尔巴哈想接近的，把现实性理解
为感性对象性，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理解为哲学的真正基础。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启迪作用，与其说是提供了现成的哲学立场和哲
学观点，毋宁说是提示了思考的线索和主要的问题。即使在当时，马克思就已经
敏锐地指出了费尔巴哈的一个基本缺点，即“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
治。”进而言之，在这种形式的分歧后面还隐藏着更深的差别：当费尔巴哈仅仅
依据感性直观来建立感性对象性的时候，马克思却在感性的基础上使德国哲学发
展起来的能动原则得以持存。因此，和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仅诉诸“被动因
素”和“物质基础”，而且诉诸“理论”和“哲学”；不仅诉诸“心脏”，而且诉
诸“头脑”；不仅诉诸“物质武器”（无产阶级），而且诉诸“精神武器”（哲学）。
其结果是，费尔巴哈通过批判把宗教归结到它的世俗基础以后，又重新把人的解
放设定在“爱的宗教”中；而马克思则试图真实地深入到这个基础之中，通过现
实的革命、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彻底的人类解放。
《导言》的观点还表明，马克思已经扬弃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
从而开始沟通了哲学世界观同共产主义学说。此外，由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已经把法的观念和国家的形式下降到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对
这一基础进行解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已经提示出来了。我们可以在《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这些思想材料在批判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巨大的融合。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又称《巴黎手稿》，是马克思
流寓巴黎时于1844年5月至8月写成的。它可能是马克思曾经打算撰写的《政
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草稿，现在的书名是编者在出版时加的。全书共三
个手稿，有一部分已经散失；1932年《巴黎手稿》第一次发表。
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综合和艰难的创造，它的
写成是新世界观萌芽前的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并
不在于它已经达到的某种结论，而是在于，各种必要的思想材料开始汇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