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费尔巴哈把当下的、直接的肯定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对立起来时，当费尔巴哈把否定之否定仅仅看作是哲学同自身的矛盾，是神学的恢复时，马克思却坚决地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成果，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人看作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把对象化看作是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出的一个本质重要的判断，是把能动的创造原则注入感性对象性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马克思在关乎本质的哲学基础上说出了费尔巴哈所不理解的东西：当费尔巴哈把感性的对象性仅仅设定为感觉和直观时，当他把“扬弃”仅仅了解为神学的幻想时，马克思却牢牢抓住了否定的辩证法，并通过“对象性的活动”重新规定并表述了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这意味着亦称真正的哲学革命的开端，一场哲学存在论根基上的革命开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及其“历史科学”的全部创制，都是立足于这一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从结果方面来看，这一哲学革命拯救了黑格尔哲学的伟大成果，即否定的辩证法。同时马克思又明确地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的神秘主义倾向：尽管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他却只知道并且只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从而使人变成了一种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的原则作了这样的概括，即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就它是一种历史运动的表达而言，黑格尔达到了其他哲学家所未能达到的深刻性，而就这种表达之为抽象的和思辨的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法又完全是神秘主义的。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既包含着伟大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原则，又隐藏着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批判和概括，不仅使马克思在哲学的基本立场上决定性的超出了费尔巴哈的眼界（尽管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整个地决定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取向，决定着新世界观的主导原则和基本性质。它标志着哲学革命的理论机遇已经接近完成，标志着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可能；它不仅是同思辨唯心主义对立的东西，而且要求真正地克服和扬弃这种唯心主义。在写成这部著作的几个月以后，马克思就开始对费尔巴哈进行全面的批判。
《巴黎手稿》是各种思想材料的巨大汇集与融合，而且是一种在理论逻辑上表现为必然性的汇集和融合。换句话说，这些思想材料已经在一个总体的统摄下受到了批判，并且在调整理论基地的同时开始对它们加以重新铸造。全部批判指向哲学世界观：一方面，问题已不再局限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而是扩展
到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前提，扩展到一般的辩证法原则，扩展到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个估价取舍；另一方面，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联结点和分歧点已经实质性地显现出来，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理由已经酝酿成熟了。就这一著作的内容本身以及表达这些内容的形式和范畴而言，它是未定型的、过渡性的，然而就这一著作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它却是承前启后的和决定性的。它是新世界观理论准备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记录自己思想的一个笔记，写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
这个笔记并不打算发表，后来恩格斯读到它，评价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于1888年在发表自己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将之作为附录面世。发表前，恩格斯对它作了一些修改，以便易懂，因此现在就有两个文本，一个是马克思的原本（即1845年稿本），一个是恩格斯的改本（即1888年稿本），读者可以比较着来研读。
如果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指经历了他自己实行的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思想，既扬弃了唯心主义，也扬弃了传统的唯物主义，那么，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就是完全正确的，它确实可以被称为新世界观的“第一个文件”。因为有上述两个扬弃，我们读《提纲》时，关注的中心自然应当是它所展示的本体论境域。
《提纲》共十一条，字数不满１５００字，若从本体论上解读，就需要深思包含在这些简洁文字中的深意。《提纲》既是对《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革命的扼要总结，又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纲要性提示，由此可见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的里程碑意义。对于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每一条论断都具有基本的判据性价值。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提纲》之间还有一本著作，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该著的主题是批判以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当时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而这一批判在本体论上的主要武器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尽管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实行了一场哲学革命，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着手从根本上澄清自己的思想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区别，《神圣家族》因此主要地具有与唯心主义观点作最后诀别、为新世界观的创立做准备的的意义。马克思结束《神圣家族》的写作是在１８４４年１１月，此后他便马上拿起被暂时延宕的重大课题，即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以便刚清楚由一场哲学革命奠定好基础的新世界观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关系。这就引致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同时，他的唯物主义也是以“人本学”立论的，这就使他在本体论上超出了先前的唯物主义。对此，马克思是予以高度评价的，即使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仍说他“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却还是将它列入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之中。这也就是说，在写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的费尔巴哈那里，哲学改造其实并未真正发生。这个基本批判是耐人寻思的。寻思之所向，当是去理解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所包含的对西方整个哲学传统的批判，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这一传统中的对立所作的根本性判决（见《提纲》第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