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公共资产,提升对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和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可能是成本低、收效好的宏观政策选择。还有,将政府的一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职能采取和农民组织合作方式例如托管卫生院和学校,以加强对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服务质量的监督,这对于形成农村的公共服务市场,提高公共服务的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 结
农民社会保障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范畴,它与20世纪的职工社会保障在本质上不同,它不以职业收入为唯一前提,也不主要体现为国家法律强制下的正式的规范制度,它将是国家扶助、农民互助组织保护、农民个人资产与社区公共资产建设并举,社会公共服务与社区公共服务并举、正规制度与非正规制度并举的多元利益主体协同与制衡的新的制度体系。
农民社会保障与农村发展是同一个问题——农村现代化的不同视角,即社会公平和社会保护的视角。本文将新农村的农民社会保障概括为小农户的社会保护政策。由此,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命题转化为对小农户的社会保护战略。这一战略的目的不是防范确定性的风险,而是对以遭受不确定性风险为常态的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全面保护;对象不是拿工资的职工,而是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农民;主要方式不是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而是资产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战略的实施者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农村社区农民互助合作的自治组织及其联盟。
这一战略的政策功效,将远远超过对小农户的社会保护,不能只用农业产业化或者农村公共服务合理化等一般的单项标准来衡量,其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探索了一种迄今为止世人还未能充分认识其意义的人类新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也许,未来的人类探索将证明,这种模式自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始,在中国大地将走过其主要发展阶段,并在非洲和亚洲的多人口且不发达的国家中走向成熟。因为不仅中国的乡村需要它,全球的乡村也需要它,人类应该有信心有能力创造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的文明的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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