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東方人文學誌第9卷第3期
民之莫。」宧也就是說君主都是上帝為眷顧下民而設的，天降王命實肇於民，上帝哀憐四方民，所以降命給能夠勤勉於德行的人。天具有仁愛的特性，王愈愛民，就愈能表現天的特性。周人要鞏固政治統治，就必須尊天，敬德與保民，才能永保周王朝世世代代的天命。
在西周，這種以民心的向背來說明天命的問題，不同於史前宗教以來包括夏、商兩代在內，把天看作是一種外來盲目的力量的天。西周人的天被賦予理性和道德性的社會屬性，把人的主觀行為當作為鞏固王權的保證，強調通過人間統治者的敬德明德這種行為來永保天命；也藉天、帝愛民的光輝，照耀出人存在的價值和人性的意義，為以後天人關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料。王志躍先生說：
周人的這種天命神學的意識形態來說，由於它強調以明德重人的思想去順從天意，以一種兢兢業業的心態去實踐我們在現實社會中的責任與義務，這是一種強調人事的重要性的精神，正是這一種精神，開啟了後來儒學的人學精神以及人性論，使人在現實的社會政治之中，在現實的生產生活中，在現實的人際關係中，去體悟天道的存在。後來中國文化的
宧 同註娙，頁70。
24 - -
中國倫理思想起源之研究 （3）
天人合一思想，正是從這一轉向上立下了根基。宭
周人改造殷商統治者的天命觀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天命」已有了確定的道德內涵。這種內涵以尊天、敬德與保民為主要的意涵。「天」作為道德的價值內涵，人與民的地位逐漸提升，這正是周人「天」與殷人「帝」的實質差異，此是周人天命思想的特色，也是周人在人文精神上的一大躍進。天帝愛民成為日後儒家政治哲學中仁愛、正義、天下一家思想的慧命根源，後來孔、孟以敬德為其政治哲學的主要概念，亦可看出其間的傳承理緒。
其四、集體天命觀。周人的天命觀具有集體之性質，天命雖依人王之德性以決定降命與否，然人王之敬德保命以求天命永固，也象徵該族群之天命延續與否的問題。故天命降於周王，亦即天命降於周人，周人以一個德行良善的族群而獲得天命眷顧。可見天命觀最初乃是作為一族群之共命型態之政權得失而出現，此天命觀比較上是整個族群反省政權得失所創造出來的集體文化意識，然尚未真正以人為主位，內化為個人之內在道德精神。至於個人層面的天命觀則是漸次出現的，作為個人層面的天命觀，一直要到孔子「知命」裏方得顯現，人之道德主體性的建立，仍有待孔子加以揭示與發揚。 宭 同註唃，頁65。
25 - -
（2） 東方人文學誌第9卷第3期
七、春秋戰國時期天命神學的開展與轉化
西周末年出現許多「怨天」的思想，這些怨天的思想主要表現在《詩經》中所謂的變雅之詩。《詩經》所載的年代為西周初年至春秋末約五百年間的詩歌總集，徐復觀先生認為這些「變雅」之詩，主要是西周後期厲王（BC 878-842）和幽王（BC 781-771）時代的詩。宬周至厲、幽之時政教不興，周室大壞，《左傳．宣公三年》記載：「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顯示周衰之時，因為不願統治權的喪失，而有「天命未改」的私念產生，天命成為國君繼續掌有政權的藉口，同時也淪降為現實的工具或利益。周初聖賢所揭示的以德撫民的天命理想不復留存，人王之失德並沒有得到「天」應有的反應與懲罰，造成人民對天命思想的懷疑。人們生活於無德的現實環境中，政治腐敗、天降災難、民生困乏，也自然對於現實的絕望表現為怨天之詩，此如：尃
天不我將。（《詩經．大雅．桑柔》）
宬 同註娗，頁36～39。
尃 張立文：《天》，台北：七略，1996，頁23。
26 - -
中國倫理思想起源之研究 （3）
昊天不傭，降此大戾。（《詩經．小雅．節南山》）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詩經．大雅．瞻仰》）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詩經．小雅．小旻》）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詩經．小雅．雨無正》）
天降喪亂，飢饉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率，寧莫我聽。（《詩經．大雅．雲漢》）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飢饉，民率流亡。（《詩經．大雅．昭旻》）
《詩經》中的這些「怨天」之詩，披露幽王亂政亡國，民不聊生之情境，反應了人們對當時社會環境的不滿。由於現實生活面的政局混亂，天降災難，在現實的無常與無助中，人對之莫可奈何，所能歸因的只是天之無常，「命」於是成
27 - -
（2） 東方人文學誌第9卷第3期
為異於主體而存在的一種必然性。屖
周人的天命觀原為「命隨德定」之王權得失根據，在廣義上也有德福一致的意味。然迨至厲、幽之世，天子暴虐，民不堪命，西周人賦予「天」仁愛、正義、愛民的福德一致之天的信念被動搖，但是儘管人民怨天有加，但當現實無所依靠時，人唯一可依可信的仍是天命而已。所以天命又是人現實世界中的最後依靠，此一時期天的意義隕落，以及生命價值之重新安立，使得天人思想也由之變化，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事實上並沒有形成獨立於傳統天命神學之外的相對立思想體系，禮崩而不潰，樂壞而不腐，宗天神學仍有著指導性的作用，各種新的思想觀念依然是在天人之際的神學思維框架下萌發其思想內容。就連《春秋》一書，歷來學者認為它上本天道，中國王法，下理人情，其所關心的仍是天人之際的問題，其精微之處，則是以人事反諸天道。屔由此反應了春秋時期的人文思潮也只能在西周天命神學的思維框架內展開和創生。
另一方面，傳統天命神學在春秋時期也受到極大的挑戰，激烈動蕩的社會、
屖 同註尃，頁20～23。
屔 同註唃，頁68。
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