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听、目听这五听来体察民情，门左边立嘉石，右边立肺石，所有事情都精心研究，但是五刑之类尚有二千五百种。
于是设立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律：一刺是问群臣，二刺是问群吏，三刺是问万民；一有是宽宥不了解，二宥是宽宥过失，三宥是宽宥遣忘；一赦是赦免年幼的人，二赦是赦免年老的人，三赦是赦免愚蠢的人。
《司马法》说：有时是兴起军队征伐不义的人，对不进献的就要讨伐，对不来朝见君主的诸侯或臣属就要诛灭，对搞乱嫡庶顺序的要拘囚，对变动礼法和刑法的要放逐。
传说：“殷朝周朝是朴实不如文采多。”到了昭后前往征讨，穆王变得昏乱，于是开始制定刑法，用来治理天下，为非作歹的人很多，离乱总是出现，这就是所谓“夏有乱政而创制《禹刑》，商有乱政而创制《汤刑》，周有乱政而创制《九刑》”。
古时行大刑用兵器，行中刑用刀锯，行轻刑用鞭扑。
从此以后，诡诈越来越多。
武皇帝还认为以往的法律可疑，不能拿来治理国家，于是命
令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召集精英，刊定法律。
汉朝自从王莽篡位之后，原有的典章制度不再存在。
光武帝中兴以后，注意各种诉讼之事，常常在上朝时听理诉讼，亲自裁决可疑的事情。
当时刚好在离乱之后，刑法松弛，犯人罪名定得轻，没有惩戒罪人的办法。
梁统于是上疏说：臣下见到了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本该处斩首刑罚的法律三十四条，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间，减轻本该处以斩首刑罚的法令共八十一条，其中四十二条，亲手杀人的都灭死罪一等，这已被标定为常法。
从此以后，百姓把犯法看得很轻，官吏把杀人看得很平常，官吏和老百姓都做得不当，导致失去了约束。
臣以为刑罚不能随便地致力于从轻，而要致力于适当。
统治百姓的方法，是以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事务。
爱人就应当为人除害，治理事务也应当除去祸乱。
因此，五帝时有流放和诛杀逭样的刑罚，三王时有大辟和刻肌这样的刑罚，其目的就是清除暴虐和祸乱。
因此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又说“治理财产端正言辞，禁止人为非作歹就叫义”。
直壶登基以后，制定约令法律，传给后代，可以经常施行。
文帝宽厚仁惠，蕴藉自持，值康平时世，顺应时势赐给百姓恩泽，碱省肉刑，除去相坐约刑法，其它的都沿袭原来的典章，天下达到太平。
武帝时正赶上中原强盛，财力有余，调兵遣将，征伐远方的敌人，兵役多次征发，百姓羸弱疲困，豪放任侠之士违犯禁令，奸猾的官吏玩弄法律，故意设立遁匿的条律和知纵的法律。
宣帝聪明正直，遵行正道掌握要领，用以统治国家，下臣们奉行法令，都没有失去准则。
丞帝时稍微更改了一些法律，天下安宁。
孝成帝、孝哀帝承袭太平继接皇位，在位的日子短暂．听讼裁夺的时候不多。
丞相玉嘉等人在数年之间苟且从事，减损先帝原有的法令，牵强地解释法律，共有一百多处，有的对于施政不利，有的不能让百姓称心。
臣下谨上表列举特别妨害政事、危害善良的人们的事情，奏陈如下。
希望陛下同时拥有五常，履行九德，顺应时务拨乱反正，广施恩惠以救助时艰，然而反过来因循末世的小节，衰微的轨迹，实在不是回复当初反归根本，靠着改元除旧布新的做法。
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官员，把初元、建平年问的穿凿之处都举出来，考察它们的轻重得失和教化风俗，足以瞭解政教的处境，选择那些好的采用，选择那些不好的进行改正，制定不可更易的法律，千秋万代施行下去，那么这是天下的幸运。
皇帝把梁统的意见下交给三公、廷尉讨论，都认为严刑峻法，不是圣明君王亟须办理的事，不能同意。
梁统又上书说：“有关官员认为臣下呈上的意见不可施行。
现在臣下所说的，并不算严刑。
我认为高帝以后，直到宣帝，所施行的刑法，综合经传研究的话，和今天的事情比照，不是严刑峻法。
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受到召见，就像回答尚书近臣一样，亲口陈述我的意见。”皇帝命令尚书去询问意见，銮筮又用同样的意见回答，极言政刑应该改革。
他的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
到了明帝登土皇位时，常常到听讼观省察甄别洛阳各种诉讼。
明帝天性明察，能够获悉下面奸邪罪恶的情况，所以尚书上奏裁决刑罚接近严峻烦琐。
到了章帝的时候，尚书陈宠上疏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过分，刑罚不过度，与其不得已，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可过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