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前，我国的外贸顺差一直维持在500亿美元之下，2005开始急剧增长，当年即突破1000亿美元。
此后3年增速逐年回落，2008年比上年增长12.8%，达到2954.7亿美元。 从2006年开始，贸易顺差过大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这又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完成“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难度很大。
从2006～2008年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来看，尽管有些指标大体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设定的目标，但还不能说完全实现了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要求。
特别是，经济出现了明显过热，然后又急剧下滑。
当然，这与外部环境特别是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有很大关系，不能完全归咎于宏观调控。
“十一五”头3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增长目标（包括总体GDP与人均GDP）“超额”完成； 物价稳定基本实现，但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高通胀；
就业目标在高增长的拉动下实现，但未来就业压力非常大；
国际收支方面，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 而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更是有限。
事实上，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失衡，而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更是长路漫漫。
2、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
总体来说，2006～2008年，我国经济整体上经历了加快、偏快以及迅速低落的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与消费基本延续并发展了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所形成的相对格局与规律趋势——直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开始显现。
短时间内，我国经济势必依靠内需，但仍不得不采取扩大投资的旧道路；
未来3—5年内，即使外需可能得到重新恢复，我国还是需要加大力度解决投资与消费的协调配合问题；
中长期内，在一些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得到解决后，消费才有可能发生转折性变化。
2006年和2007年，消费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初步止住了自1999年以来的连续下滑态势，开始略有反弹；投资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则出现了小幅降低。
2006年和2007年，投资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均高于消费的贡献率。 2008年，由于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运行与政策措施出现了新变化，投资高于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的状况进一步扩大，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扭转。
“十一五”头3年投资与消费领域的主要问题可以简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无论从规模水平还从速度上看，而且不管是在支出法还是生产法下考察，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都大于消费，并且这一格局仍将延续一段时期。
因此，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到主要靠内需上——尤其是消费的轨道上来很有可能是一个中长期问题；
（2）固定资产投资越来越集中于城镇地区，目前已经达到了86%，而且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村，说明城乡地区投资差距在进一步加大。
虽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可能还持续较长时期，但协调城乡同步发展，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这也是一个中长期问题；
（3）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地区的投资虽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不断上升、存货下降，但城镇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率在不断下降，说明建设投资效果不理想。
这是前一问题的子问题，但是应属于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
（4）投资增长的行业结构存在问题，尤其是教育，3年内位列全部行业两年倒数第一、一年倒数第二，大大低于平均水平。
教育的意义不必强调，我国经济未来科技、技能乃至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能否提高与持续都取决于教育。
而且，教育目前更成为影响甚至制约居民扩大消费的一个障碍；
（5）中央和地方项目投资增速存在较大差距，中央投资项目没能带动起地方投资项目的启动。
这是一个短期问题，目前更需要加快解决；
（6）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速差距有可能扩大。
由于二者合计占全部投资50%以上，对整个投资的贡献和拉动作用比较大。 但是，由于被列入振兴目录，制造业投资未来将不断加速，而房地产业投资将存在不确定因素。
如何保持两者的健康发展，防止此起彼伏，对于未来整体投资增长具有稳定和持续作用。
这是一个中期甚至短期问题。
第七，消费、居民消费、农村消费依次递进的困境是较长时期以来的一个难题。 它既涉及经济增长方式，又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还涉及到城乡协调发展。
具体的问题包括劳动报酬（112资收入）合理增长（包括如何调节不同行业差距问题）、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
这是一个长期战略性问题。
第八，社会消费品零售方面，县及县以下（可以认为是农村地区）与城市的水平和增速差距问题，这既有支付购买能力（涉及收入）问题，又有商品市场流通建设问题。
3、产业结构演进
从产业结构演进角度看，“十一五”前3年我国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大体稳定，2006～2008年，第一产业产值占比大约保持
在11%左右，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约保持在49%左右，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大约保持在40%左右。
显然，这种三次产业比例，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
尤其是，“十一五”前3年，服务业占比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比例提高的趋势，“十一五”规划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但是，应该认识到，我国这样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有其合理性的。 因为，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应看其是否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我国的三次产业比例大体合理。
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并不算太高，第三产业比重也不算太低，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也仅略高于韩国。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看，1971年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均在35%以上，德国、日本、英国分别为46%、45%和43%，与我国目前的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相当。
较高的第二产业比重是符合我国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和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的。 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劳动力含量高的服务业产品的价格上涨滞后于资本含量高的第二产业产品的价格上涨。
相对来说，发达国家服务业价格上涨得更快，而产业结构是按照当前价格计算的。
产业结构演进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重化工化问题。 进入“十五”以来，我国的再重工业化趋势十分明显。 关于重化工化，近些年理论界产生了大量的争论。
进入“十一五”以后，这种趋势仍没有改变，还在不断加快，到2006年，轻重工业比例为30%比70%，这已经成为建国以来二者比例相差最大的。
即使在2008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速开始回落，而且轻工业增速回落慢于重工业，但全年轻、重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3%和13.2%，重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仍高于轻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可以预见，这种重化工化趋势仍会延续整个“十一五”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
重工业的高速增长也带来土地和水资源不足、环境恶化、资源约束加剧、能源安全风险增大等问题。
但是，还必须认识到，我国这种重工业化趋势同样有其合理性。
一是与改革开放前国家完全依靠国有企业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有很大不同。 1999年以来，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对重化工业的发展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领域的投资主体恰恰是民营资本和外资。
同时，国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很难获得有效的手段调控资金的投向，这也是为什么在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领域，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往往难以实现的原因；
二是目前重化工业的发展从经济上看也是合理的。
与原来国家主要依靠扭曲要素价格实现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不同，现在我国几乎所有商品都由市场定价，作为重化工业重要投入品的铁矿石等矿产资源的价格更是已经与国际接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会自然趋使其流向回报率更高的领域。 2007年，轻工业和重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总额与资产之比分别为7.62%和7.72%，轻工业和重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分别为5.78%、7.21%，这就说明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
三是我国重工业的内涵与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化过程中以及发达国家当前的重工业存在很大的不同，统计意义上的重工业并不意味着一定完全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自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世界产业组织形态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外包和离岸外包成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最优配置资源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趋势下，发达国家往往保留生产链条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环节，而将劳动密集型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