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特别是轻重工业结构、制造业结构有其合理性，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各层次产业之间比例的高低，而是由产业的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质量低下导致的问题，
主要包括：
重化工业粗放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和能源压力增强；
制造业以高能耗、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以原始设备制造（OEM）为主，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
过度依赖出口并且出口拉动力减弱；
资本深化与劳动力数量巨大之间的矛盾，以及高技能的劳动力短缺等。
尤其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比较滞后。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向生产者提供中间性投入服务的产业。
除个别时期外，1987年以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一直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生产性服务业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以及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向我国转移，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加快。
但是，与发达国家乃至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仍相当落后。
4、财税领域
在“十一五”前3年中，我国财政与税收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6～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总体上延续了1994年财税改革以来的快速增长趋势。
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8730.62亿元，比2005年增加7081.33亿元，增长22.4%。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04.03亿元，2008年为61316.9亿元，增速出现大幅下滑。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最低值出现在1995年，为10.27%。
此后一直上升。2006和2007年分别为18.29%和20.56%。
2008年该比重略微下降，为20.39%，但也比1994～2006年之间的任何一年都要高。
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正常的。
财政收入的增长表明，1994年财税改革所确定的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目标已经实现。
伴随着“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的形成”，财政收入以高出GDP增速较多的速度快速增长。
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是难以做到的。
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有一次性、政策性和超常规因素。
但从现实来看，税收征管的改善是财政收入超GDP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2006～2008年，全国财政支出一直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2006年全国财政支出40213.16亿元，比2005年增加6282.88亿元，增长18.5%。 2007年全国财政支出49565.4亿元。 2008年为62427.03亿元。
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
从总体上看，2006～2008年延续了改革以来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趋势，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下降。
财政支农力度一直在加强。
财政支出的重点向社会事业倾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支出得到有力的保障，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06～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逐步缩小，而且，每年的国债余额均控制在年度预算限额之内，可以说，这是稳健（中性）财政政策的体现。
2006～2008年，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5年规划纲要》的要求，中国在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的完善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取消农业税，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进一步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许多地方得到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保障机制逐步形成；
（3）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正逐步深化，财政透明度正逐步提高。
国库现金管理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也逐步规范。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也顺利进行。
在完善税收制度上，主要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取得进展：
（1）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
（2）调整了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了部分应税品目税负水平和征缴办法，将燃油税制改革融人消费税制；
（3）出口退税率作了多次调整； （4）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 （5）进一步完善了个人所得税制；
（6）适时调整房地产税制，统一了内外资的房地产税制，实现了房地产税与城市房地产税的统一。在一些地方进行物业税“空转”试点；
（7）提高于耕地占用税的税负；
（8）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以及相关征收方式作了多次的调整。
“十一五”前3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向积极，财政压力前所未有。
2006～2008年在财政政策上所呈现的最大变化，就是2008年下半年财政政策实现了从稳健向积极的转型。
自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出台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这是第二次。 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讲，必须“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
与上一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主要放在扩大财政支出一条线索上不同，这一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则是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两翼同时并举、两条线索协同作战。
在其中，不仅有扩大财政支出的传统举措，也有结构性减税的新动作。
就扩大财政支出而言，不仅有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项目，也有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及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方面的安排。
就结构性减税而言，不仅涉及到诸如增值税转型、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等份额较大的税种的减收，也有包括个人所得税、二手房交易税负、股票交易印花税等份额相对较小的税种的减收。
因而，可以说，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所实施的是“全方位”的扩张。
在财政收入一翼，实行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和居民减轻负担。 2008年共减轻了大约2800亿元的企业和居民负担。
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推出了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税费减免举措，从而拿出了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500亿元的“减税大单”。
在财政支出一翼，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主要用于
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2081亿元）、 保障性住房建设（493亿元）、
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713亿元），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1300亿元）、 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680亿元）、
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及服务业发展（452亿元）
以及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2317亿元）。
除此之外，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
性生活补贴等途径，安排了家电下乡补贴200亿元和汽车下乡补贴50亿元，以实施家电和汽车下乡补贴政策。
上一次长达7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成果，是在我们付出了国债和赤字规模双双激增的昂贵代价之后取得的。
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操作，仅在第一年，就安排了高达9500亿元的赤字和相应规模的国债发行。
根据目前的经济态势和经济周期运行的规律，即便做非常保守的预期，这一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区间至少要跨越3年。
注意到当前财政收入持续下滑和财政支出逆势上扬的势头，在今后一个可能不算短的时间内，我国财政收支上的困难局面在所难免。
5、金融发展与货币政策
“十一五”前3年，我国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开放，在金融宏观调控、金融机构与市场体系的改革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货币政策经历了从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到应对金融危机的转变，因此，货币政策调控方向也经历了“稳中适度从紧”、“从紧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转变。
货币政策调控第一次转变是在2007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货币政策“稳中适度从紧”，改变了1998年以来的“稳健货币政策”。
然而，在随后半年左右时间里，通胀预期有所上升，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这是货币政策的第二次转变。2008年9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
到11月初，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短短两年时间里货币政策的第三次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