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吟，经行市中，履陷于淖，衣裂其幅，如无见一人者。当其被酒无聊，郁郁愤懑，辄就座中恸哭，人亦不知其何以。班行第二，时称二痴，班亦即以自号”。（《清史稿·文苑传·冯班传》）著有《冯氏小集》、《钝吟诗文稿》、《钝吟杂录》。二冯继钱谦益之后，极力反对明七子仿古之风，其诗论也有个人独到之处，二冯与钱谦益最大分歧在于：宗法晚唐而鄙薄宋人。其中冯班的诗歌自张一军，影响颇广。
第二节 吴伟业和“梅村体”
钱谦益力诋前后七子，兼唐融宋，力倡宋诗，形成一时之风潮，江浙另外一些诗人反其道而行之，“诗拟唐人，意在矫前人（指钱谦益）推重宋元之枉”。（毛奇龄《国朝诗话》卷二）其中，反对最甚的当属吴伟业及其同乡后学“娄东十子”1。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官至南京国子监司业。南都福王立，召拜少詹事，后辞归。明亡后居住在家乡，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应清廷征召，前往北京，授秘书院侍讲，后又升任国子监祭。四年后，以母亲去世为借口，南还归乡，之后一直居于乡里。康熙十年卒。有《梅村家藏稿》。
吴伟业虽和钱谦益一样，由明而仕清。但不同之处在于，吴梅村明时深得眷爱，年仅二十有二，即拔为进士，位列清贵；又为复社中坚，名显一时。钱谦益用世之心极其强烈，随风而动，屡遭挫败；相较之下，吴伟业于出处进退，拿捏妥贴有度。清顺治元年，吴伟业三十五岁，正仕盛年，他不依附于新朝，南明政权建立时，也不愿投靠马士英、阮大铖一流，居家不出，不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顺治十年，年逾四十的吴伟业应征仕清。吴梅村在自己的诗文词中反复言及自己的被迫出仕的苦痛与无奈，“天意不我从，世网将人驱。亲朋尽追送，涕泣登征车。??一官受逼迫，
娄东十子有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摅、王曜升、顾湄、王忭，他们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同乡，在今江苏太仓，古称“娄东”，故称娄东十子。吴伟业也生于太仓，故其长篇歌行称“梅村体”，亦有“娄东体”之称。 6
1
万事堪欷歔”，（《矾清湖》）“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至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遣闷》），自悔愧负平生之志，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忧虑之中，“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自叹》），“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但始终止于内心的愧疚和言语上的自悔自责，而不象钱谦益一般付诸于行动。因此，清乾隆时，上谕将钱谦益的诗文集“概行毁弃”，一时之间，钱谦益成了千古罪人，而乾隆对吴梅村则极尽褒奖之能事，特地“御制题吴梅村集”，盛赞其“西崑幽思杜陵愁”。
明时，吴伟业身负清望，但当时钱谦益因力倡兼融唐宋，启开新风，位列盟主之尊；另有陈子龙才力峻拔，别树一帜，倡导尚古，相比之下，吴伟业还算是诗坛后学。直至清顺治十年，吴伟业四十五岁时，始荣列诗坛盟主之席。可以说，吴梅村正是钱谦益“灵心”、“世运”造诗歌的践行者。
清朝既建，文人虽从心理上极难以接受异族入主中原的现实，作诗作文以故国之思、黍离之悲为主调。顺治年间，清廷政权渐稳，士人自感回天无力，对国亡族衰的痛心、起衰拯弊的呐喊开始逐渐转转为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吴伟业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在关注历史，记录史实的同时，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具体个人的命运，引起了广大士子的共鸣，一时好评如潮。
吴梅村的叙事诗本着征实的原则，基本上是史有其人，人有其事。他的歌行虽然意在叙事、纪史，但却以人为重心，展现个人在时代兴亡、朝代鼎革之时的悲欢际遇。如《永和宫词》，以田贵妃在永和宫的经历为主线，另有三条副线交强并进，一写田妃的父亲借外戚之势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其“骄奢”、“豪夺”最终使田妃失宠；一写田妃之了悼灵王夭折一事，增加诗歌的悲剧氛围；一写是写农民起义军攻取北京，崇祯自杀。这几条线索交叉混合，将后宫佳丽的宠遇与幽怨放在宏阔的
7
背景中，超越了对特定个体的关注，由田贵一己之境遇推衍时局板荡之时人的普遍生存状态。《圆圆曲》写了陈圆圆这样一个女性在代际鼎革之时的命运际遇，也写到了左右历史风云的人物作出人生重大抉择时的无奈和痛苦。《圆圆曲》中“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即写出了吴三桂的两难处境：本来“妻子”是与人生大事无关的，但偏偏吴三桂是个“多情”的英雄，不能断然舍弃陈圆圆。更重要的是，吴三桂全部家人都掌握在李自成手中，他如起兵，全家必被杀害，一边是家族的血脉，一边是红颜知已，结果，吴三桂毅然起兵，救出了陈圆圆，而他的家人却成为白骨灰土。“白骨”、“红妆”相映衬，见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侠骨柔肠；也见出他身为大将，有征战杀伐之勇，却不能救家人性命的无奈，表达了人面对命运和环境的无力感。
吴梅村的叙事诗，意深调畅，婉转有致，可以说，正是这些歌行体诗作，成就了吴梅村的盟主地位。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吸收了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的因素，以诗歌来叙事，但又不象元白那样，按事件的自然过程来叙述事件，而借鉴了明代传奇叙事手法，增强了诗作的戏剧性和故事性；在创作中，吴梅村往往将个人的身世、心绪寓于其中，以诗兴寄，抒发感慨，诗作呈现出强烈的抒情性，颇具初唐四杰的抒情风范，加以缤纷的藻饰，融以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其诗婉丽绮艳，哀乐交缠，又不乏激楚苍凉、沉雄劲健的气韵，因其自成一格，被称为“梅村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歌行体诗“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前人曾力赞梅村的叙事诗，清人查为仁云：“梅村最工歌行，若《永和宫词》、《萧史青门风》、《圆圆曲》等篇，皆可方驾元、白。”张如哉云：“梅村七古，气格恢宏，开阖变化，大体本盛唐王（维）、高（适）、岑（参）、李（颀）诸家而稍异，其篇幅时出入于李杜，《永和宫词》、《琵琶行》、《女道士弹琴歌》、《临淮老妓行》、《王郎曲》、《圆圆曲》，
8
虽有与元、白名篇酷似处，然非专仿元白者也。至如《鸳湖曲》、《画兰曲》、《拙政园山茶花》、《白燕吟》诸作，情韵双绝，绵邈绮合，则又前无古，后无今，自成为梅村之诗。”
自唐宋以来，叙事长诗不很发达，吴伟业的叙事诗继承了白居易的传统，但白诗很少用典，语言也自然朴素，吴伟业却大量用典，而且词采绮丽。唐宋以来的七古长篇讲究散行散句，以古朴为佳，有意地回避律句，大多一韵到底，换韵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吴伟业却大量使用律句，华词丽藻，络绎连翩，用韵大多四句一换，平仄相间，读起来纡迴宛转，令人荡气回肠。梅村的诗语言流畅，蕴藉深厚，以绮丽之辞，写哀惋之思，颇足感人，梅村体一出，清人竞相模仿，但神似者绝少。
诗作极具故事性、戏剧性。与元白叙事诗相较，吴梅村的诗展示出极高的叙事技巧，白居易是歌行高手，但他的叙事诗被苏辙讥为“拙于记事，寸步不移，不得诗人法”，这是因为白居易的叙事诗一般都采用顺叙的记叙方法，很少辅以其他叙事手法，而吴梅村则在线性叙事结构的基础上，辅以倒叙、插叙、分写、合写等多种手法，使诗歌呈现出纵横开阖，腾挪跳跃之势。钱谦益在《梅村先生诗集序》中就称其诗“移形于跬步”。近代学者吴宓指出了吴梅村诗歌的叙事性特征，言“梅村诗如一大部小说”、“梅村诗如《汉书·外戚传》及唐人小说”。
以往的叙事诗基本上采用的是单线结构，按照时间顺序，步步推进，而吴梅村则拓展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在叙事中，注重多条线索交织并进，增强了叙事诗的艺术感染力，更完整、更真实、更深刻地把握了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从诗歌的性质来说，吴伟业的这类作品本近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叙事诗，但他却不像白居易那样，按照事件的自然过程来叙述，而是借用了初唐四杰的抒情性歌行的结构方法，在诗人的联想中腾挪跳跃。
吴伟业其他的诗作，也别有风姿。如他早期的《子夜词三首》，以清丽之笔写青
9
年男女的缠绵之情，细腻生动，清新
人采莲子青，妾采梧子黄。置身宛转中，纤小欢所尝。 忆欢教侬书，少小推无力。别郎欲郎怜，修笺自雕饰。 夜凉入空房，侍婢待除装。枕前钩不下，知未解衣裳。
赵翼《瓯北诗话》说，“梅村本从香奁入手，故一涉儿女闺房之事，辄千娇百媚，妖艳动人”。由这几首早期的作品，也却可看出吴梅村早年习练已久，后来的写儿女之态才把握自如，圆融流畅，自成一格，“虽然在写儿女柔情，风流韵事，但其中常含着深意和哀思，绝不是一味脂粉香奁体的作品所可同日而语”（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
吴伟业尚唐音，论诗与钱谦益也多有不同，他不满虞山诗派攻击明七子，指出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实为大家，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为了矫时救俗，极力排诋这些名家巨公，有矫枉过正之嫌。但针对明代诗坛流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钱谦益的诗论也颇有相合之处，他认为，“诗人之为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学识焉。其浅深正变之故，不于斯三者考之，不足以言诗之大也”（《龚芝麓诗序》）。
吴梅村的诗风影响了有清一代。吴梅村也喜好广招门徒，广事交游，当时就有众多诗人追步其后，仿效“梅村体”进行创作，其中，声名较著的当属吴兆骞。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因殿前罢试致遣戍黑龙江宁古塔，居塞上23年，借诗发抒一腔激愤之情与侘傺无聊的心绪，有《秋笳集》，其中《白头宫女行》、《榆关老翁行》、《浚稽曲》均系仿“梅村体”所作。至清末，习“梅村体”而作的还有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彩云曲》等。
第三节 顾炎武等遗民诗人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