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正是狂放不羁的个性加上苦痛的人生经历凝成了他胸中的悲愤之气，他在词中屡屡表达壮志难酬的悲情，《好事近·夏日史蘧庵先生招饮》：
分手柳花天，雪向睛窗飘落。转眼葵肌初绣，又红欹栏角。 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失路，忽凉风索索。
上阕写景，下阕抒情，末句突转萧索，透出词人悲凉的心态及无绪的情绪。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嘉兴市）人。明亡，曾共图恢复，事败远游，文名广播，50岁以布衣应博学鸿科试科试，授翰林院检讨，后以事罢官归里，著述以终。朱彝尊博通经史，诗词古文俱工，开创了浙西词派。有《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
康熙十七年，朱彝尊选辑、汪森增订的《词综》刊行，浙西派词论基本形成。浙西词派认为词“足以宜昭六义，鼓吹元音”，可以“假闺房儿女之言，通这于《离骚》、变雅之义”，但诗词有别，“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由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朱彝尊《紫云词序》）这与陈维崧论词恰恰相反。另外浙西词派尊崇南宋词风，主张学习姜夔、张文英，朱彝尊认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宋末格律词派追求“清空”、“雅正”、“醇厚”，浙西词派大力提倡醇雅。朱彝尊的词和词学，正代表了由明清动荡转向康熙盛世的时代风气，符合歌咏升平的需要。
朱氏50岁才得入博学鸿词科，前半生基本在流离之中，长期过着客居游幕的生活，其于康熙十一年编订的《江湖载酒集》就取名于杜牧诗句“落拓江湖载酒行”，暗示自己生活的困顿，多写个人的落拓飘零。朱彝尊身历故国沧桑，往往将黍离麦秀之思融入词中，以一种极其雅致、婉曲的方式表达出来，如长调《飞雪满群山》（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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髻鸿妻）、《风蝶令》（青盖三杯酒）等表达了明清易代的感慨。其《卖花声·雨花台》被陈廷焯评为“气韵沉雄，却不叫嚣，不流散慢，出苏辛之口。”（《云韶集》）朱彝尊虽在理论上倡“清空”，他也明确指出了自己创作的宗师，“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但其词中却不乏沉雄悲壮、气象宏大之作，如《满江红·吴大帝庙》、《水龙吟·谒张子房祠》、《百字令·自题画像》等慷慨激昂，意蕴沉厚。
但朱氏词作不仅风格多样，内容也极其丰富，其登临怀古之作甚多，更有不少写爱情的佳作，他的《静志居琴趣》，一改《花间集》的艳情之风，摒弃个人私欲，纯写爱情，正与其“醇雅”的主张相一致。如其小令《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词作毫无写男女之情常有的脂粉气和庸俗气，完全采用白描的手法，语言浅近，自然清新，词境超脱于男女情事之外，而别有高致，深得谭献称赏，认为“复振五代、北宋之绪”。
纳兰性德（1654—1685），原名成德，因避太子讳改名成德，字容若，别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其父明珠是康熙朝的权相之一。康熙十五年（1676），纳兰性德应殿试，赐进士出身，不久官至一等侍卫，深得宠信，在世人眼中，显赫无比，但纳兰却时时被郁闷与哀伤的情绪所困扰，他“闭门扫轨，萧然若寒素。客或诣者，辄避匿”（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并“惴惴有临履之忧”（严绳孙《成容若遗集序》）。纳兰天性敏感多情、才情富艳，是一个极其理想化的文人，顾贞观在为纳兰所作的祭文中云，“吾哥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面对现实社会，他往往极其容易产生幻灭之感，随驾扈从不得自由的生活，壮志难酬谢的苦闷，身边才华横溢之士遭嫉等等使他处于无尽的烦闷之中，“须知名士倾城，一般易到伤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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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间厚福，天公尽付，痴儿騃女。”（《水龙吟·题文姬图》）这种性格、气质再加上他富艳的才情，发而为词，则缠绵哀婉，曲折幽咽。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集》，今年流存下来的词有三百余首。
纳兰于词推尊南唐后主李煜，兼学花间、晏辛，陈维崧评其“得南唐二主之遗”，周之琦认为他是“南唐李重光后身也”， 纳兰性德的词天然质朴，写景咏物情感真挚，自然明朗，悼亡词则凄美幽怨，他的虽承婉约之风，但豪无浮艳颓靡之气，真纯自然，清新超逸，被王国维评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从内容上看，爱情词在其创作中占了重要部分，纳兰与夫人卢氏情笃意切，纳兰身为侍卫，不得不经常护驾扈从，夫妻离多聚少，且婚后3年，卢氏既因难产而逝，因此，爱情成为纳兰词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些词作低回幽怨、真挚清淳，感人至深。如《临江仙·寒柳》“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太常引》“梦也不明，又何必催教梦醒”，《浣溪沙》“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断肠人去自今年。一片晕红才着雨，几丝柔柳乍和烟，倩魂销尽夕阳前”，其《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蝶恋花》等更是哀怨深婉，不忍卒读。因任康熙侍卫，多次奉命出塞，边塞的大漠风光，虽能让人产生无限豪情，但也不免给以荒寒孤寂之感，描写边塞生活，记录边塞的心绪也是纳兰词的重要内容，《菩萨蛮》“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尤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既有雄豪之气，双兼婉约之美。
清词坛的著名作家另有顾贞观、曹贞吉等人。顾贞观（1637—1714），字远平，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清史稿·文苑传》将他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为“词家三绝”他的词以情胜出，重白描，用笔圆朗，不事雕琢，词集《弹指词》追求出神入化之妙，流传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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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初的白话小说 第一节 才子佳人小说
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集群式出现，蔚为风气，形成流派，是明末清初小说界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所谓才子佳人小说，是指明末清初数十年间那些以才貌双全的青年男女之曲折婚恋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以及更大背景的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在明末清初的特殊文化境遇中蓬勃一时。
毫无疑问，才子佳人小说以其所构造的婚恋类型，所表达的婚恋理想，显示出它是中国婚恋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人类告别乱交杂处的原始群婚状态，走进比较文明的对偶婚姻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演化，出现过许多配偶类型，也不断地探索着理想的婚配模式。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漫长延续和伦理政教型文化的积淀渗透，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婚姻观念长期以来把爱情拒之门外，同时也把当事人双方的自主选择权力加以剥夺，婚姻的原则和动力建立在家族利益、家长权力或金钱、门第之上，当事人本人的条件素质及其相互挑选处于从属地位，社会上流行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千百年来不知酿造了多少婚姻悲剧，爱情意识的萎缩泯灭更是家庭生活的普遍事实。至于女性，则由于封建性别文化受男权中心的封建宗法文化的制约，更以性别整体在两性关系中接受男权的压迫，在婚姻生活中则受夫权的压迫，失去了平等的权利。尽管如此，有知识有灵性的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于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爱情婚姻理想境界的追求。受明代思想解放运动、人文浪漫思潮的影响，人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读书人的主体精神得到提升和强化，他们在婚恋方面追求才情的自我体认，幻想着才貌俱佳的青年男女自主婚配，终成眷属，过相互倾心爱慕的爱情生活。朱光潜先生《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曾说：“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的影响，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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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欣合，在中国得于友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子的地位比较低。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该文又说：“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而“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看起来，明末清初的文人才士们对婚恋生活的这种传统境界已颇有改造之心了，他们也希望在婚恋生活中能于学问和情趣方面得到如处友朋的乐趣和志同道合的乐趣，他们也不再满足于写“怨”的文学，而要来追求这“慕”的境界了。从这个角度说，才子佳人小说是随着中国婚恋文化的变迁和进步而同步出现的。
中国婚恋文化向来是以文学作为自己十分重要的载体和表达工具的，中国古代文学因而描述过许多不同的婚恋类型，咏叹过许多不同趣味的“情”，例如君子淑女、离人思妇、旷夫怨女、征夫怨妇、村夫农妇、英雄美人、帝王后妃、状元公主、王孙小姐、商人弃妇、老夫少妻、嫖客娼妓、一夫数妾、和尚尼姑，乃至幻想境界中的书生鬼狐、凡人仙女、牛郎织女等等。这些婚恋类型固然也极大地开拓了性爱的广阔领域，但大多数类型显然不是人类较为理想的婚配模式，有些还是畸形变态或腐朽的性爱关系。比较起来，才子佳人的婚配类型显然在自由、自主、平等、相知、相爱、相助、患难与共、讲究文化素养、欣赏气质才情等多个契合点上，更接近现代婚姻观念，因而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是比较理想的婚恋类型，攀登着性爱的较高境界。
才子佳人小说所表达的婚姻理想可以归纳为容貌美、才智美、情爱美三个方面，也是从外表到内心的三个层次。试以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定情人》稍作分析。 先说容貌美。容貌美是才子佳人相互倾慕的必要条件和浅显层次。才子佳人之遇合，必以惊艳而动心，故每部作品都有关于美貌的描写段落。《定情人》中，作品描摹蕊珠小姐的惊人美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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