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绳武在《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中，讲得更具体：“自来论诗者，或尚风格，或矜才调，或崇法律，而公则独标神韵。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公于书无所不窥，于学无所不贯，??而或但执诗以求公之诗，又或执一家之诗以求公诗，其亦终不足以语于知公也明矣。”渔洋的“神韵”说要求诗歌必须表现出描写对象的风神气韵，而反对呆板地执着于皮相的形似描摹，所谓“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称。”（王士禛《蚕尾文》）王士禛的创作实践与他的理论相一致，他的诗作，大都清丽和美，秀逸清真。与钱谦益、吴伟业二人相比，王士禛大多写自然风光，借助于自然景物隐微地透露个人心曲。如他最著名的《秋柳四首》，吟咏济南大明湖垂柳：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念憔悴晚烟痕。愁上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其一）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中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邪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其二） 诗名《秋柳》，但却不粘滞于“柳”这一物象，而是借助“柳”来表达某种情思。在士大夫的文化积淀中，“秋”往往和衰飒、萧瑟相联系，而秋日的垂柳失去了春日的轻盈和生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美的消逝，产生出哀伤和无奈之感。但作者并不直言美的幻灭，在诗中，又选用“春燕景”、“晚烟痕”、梦中的江南、风中的笛声等清丽、淡远的意象，以及“陌上黄骢曲”、“江南乌夜村”等典故，把这种幻灭和感伤处理成遥远的回忆。诗中包含着惆怅孤独、愁思苦恨，但又若隐若现，再加上全诗富于音乐感的节奏、优美的语言，全诗笼罩着一种优美的难以指实的感伤之情。如《秋柳》诗一样，王士禛对“秋”特别偏爱，他的作品中多有直接言秋的诗句，“烟雨秋深暗白波”、“杨子秋残暮雨时”、 “秋雨秋风过灞桥”、“荷灯百尺接秋河”、“垂虹秋色一千里，秋到吴淞思故乡”，既即使写到春景，也不免发出“浓春烟景似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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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慨叹，这样无形增添了诗作的凄凉感，同时，他又多用清丽的意象表达自己的情思，使这种愁思成为提纯了的审美情绪。由此可看出，王士禛所倡的“神韵说”是一种综合之美，他的诗既严格遵循诗歌的法度，又注重格调，符合“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原则。
王士禛作为清康熙几十年间最有影响的诗人和诗论家，执文坛牛耳达五十年之久，他在诗坛上标榜声华，自树坛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竟尚宋元??于是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披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
王士禛虽为一代盟主，但在当时，也不乏对他的批评。如他的甥婿赵执信在诗学著作《谈龙录》中就对他的创作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时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讥刺他“清秀李于麟”，即他的诗作像七子中的李于麟一样，只知摹仿，图有清秀之表，而没不底蕴，而稍后的袁枚则鄙薄他“大师才力薄”。他的诗作，虽有 当在当时，还是无人可以比拟的，袁枚虽然认为他“才力薄”，但也对其有公允的评价，“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实。须知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韦柳则有馀，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随园诗话》卷二） 在康熙诗坛上，王士禛前后还有宋琬、施闰章、查慎行等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谓：“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朱庭珍《筱园诗话》说：“顺治中，海内诗家称南施北宋，康熙中，称南朱北王，谓南人则宣城施愚山，秀水朱竹垞，北人则新城王阮亭，莱阳宋荔裳也。继又南取海盐查初白，北取益都赵秋谷益之。号六大家。”
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顺治四年（1647）进士，任浙江按察使时，因人诬告谋反而下狱，后闲居多年，晚任四川按察使。宋琬诗学杜、韩、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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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健举，韵格老成，又因际遇多舛，激成一腔悲愤，故颇多感伤忧患之辞。著有《安雅堂集》。其作品如《渔家词》，“估客不来贱若泥，租吏到门势欲缚。烹鱼酌酒幸无怒，泣向前村卖网罟”，写渔民的困苦，《狱中对月》，“栖乌红树冰霜苦，哀雁横天关寒难”，写羁囚的悲哀。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清世祖顺治六年（1664年）举进士后家居数家，康熙十八年（1679）又举博学鸿词。施闰章诗风平实严谨，王士禛的门生洪昇曾问诗法于施闰章，施云：“子之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从平地筑起”，其意则说王诗难的把握，而自己的诗则朴实严谨。王士禛将宋琬和施闰章并提，但两人诗风迥异，施诗多写平常生活的感受，写自然景物，清新而富有生趣；宋诗困苦的生活，多幽思愁苦感时伤世之作。王士禛对施推崇备至，将此话记入了《渔洋诗话》，更赞施闰章的诗“爱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清词丽句，叠见层出”。他的诗句，如“野桥沙际滑，山坞雪中深”，“泉闻深树里，山响乱流间”，“孤城春水岸，归鸟夕阳村”等，清词丽句，颇具王士禛所云的“神韵”之风。
施闰章之后的另一江南名家是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在后世以词而著名，但在清诗坛，他的诗以学力、辞藻见长，正合清人重学问之风，因此，名传一时。朱彝尊本人曾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喜宋诗，“迩来诗格乖正始，学宋体制嗤唐风。江西宗派名流别，吾先不取黄涪翁。”（《题王又旦过岭诗集》）但在当时宋诗风气的影响下，他还是不自觉地阑入了宋诗，因此，诗作取法唐人而兼两宋之风，或沉痛悲切、或清丽可喜，成为宗宋诗派浙派的发端。在清前期的词一节里，对朱彝尊有详细的介绍。
查慎行（1650—1727），本名查嗣琏，字夏重，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洪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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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皇后“国恤”期间演唱《长生殿》而受牵连，为避祸，遂改名慎行，改字悔馀。屡试进士不第，康熙四十一年（1702）入值南书房，时年已五十有三，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查慎行宗法宋诗，为浙派诗中成就最高者。查慎行诗作尤得力于苏轼、陆游，朱庭珍《筱园诗话》云：“查初白诗宗苏陆，以白描为主，气求条畅，词贵清新，工于比喻，善于形容，意婉而能曲达，笔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浅，时见巧妙，卓然成一家言。”查慎行的诗作刻画工细，意境清新，扬宋诗之长，同时又避宋人之短，兼学唐人，讲究音节色泽，追求情韵。查慎行一生，足迹所履甚广，他的作诗也有意识地记录当地山川景物，民俗民情，他的全集即是一部个人生平传记，也是一部旅游纪程。
第五节 清代前期的词
词经过元、明两代的低落后，到清代重又繁荣起来。据叶公卓编录的《全清词抄》，清词人达四千家，成为断宋以后又一个高峰。清代前期的词作家，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家最为著名，陈维崧、朱彝尊在词坛影响甚大，谭献云，“嘉庆以胶，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纳兰性德则自成一家，因情思哀婉缠绵、词藻清丽，被况周颐推为“国初第一词人”。
陈维崧（1625—1682），字斯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因多须，人称“陈髯”。其父陈贞慧为明清易代之时的清流高士，与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商丘侯方域合称“四公子”。陈维崧早年，家门鼎盛，入清后，家道中落，又屡困场屋，客游四方。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康熙二十一年，病逝。所作《湖海楼诗文词全集》54卷，词占30卷。
陈维崧论词主“词史”之说，认为要以史入词，词能“存史”，与七言四韵的近体诗相比，词更便于抒情言志，更能够表现社会历史的动荡和复杂，并指出“东坡、稼轩诸长调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词选序》），力图打破词为“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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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科”的传统观念。针对词坛学古的风气，他讥笑说，“多少词场谈文藻，向豪苏腻柳寻兰本。吾大笑，比蛙黾”（《贺新郎·题曹实庵珂雪词》），他反对拘守前贤，摹拟古人，主张革新创造，即使“作达放颠无不可”。他个人的创作也谨守着这一规则，并因此影响了清代词坛，使词风有了极大的转变，词从绮靡婉复，写个人日常生活，扩大为面向时代、面向社会以及广阔的人生，成为阳羡词派的开创者。阳羡词派因陈维崧为阳羡（今江苏宜兴）人而得名，同派作家还有曹贞吉、孙枝蔚、尤侗、史可程等，后期理论代表人物有蒋景祁，亦宜兴人。
陈维崧乃文学通才，他长于骈文，诗与古文俱佳，但其词更胜。陈维崧之弟陈宗石在《湖海楼词集序》中谓其词“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旑旎语。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甚至里语巷谈，一经点化，居然典雅，直有意至笔随、春风物化之妙”。陈维崧的词面向生活，题材广泛，其《贺新郎·纤夫词》云征发纤夫之事，词以叙事，兼具抒情、议论，“征发棹船郎十万，列郡风驰雨骤”写出官家的威势，“叹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累累，锁系空仓后。捽头去，敢摇手”，写出纤夫被征的恐慌与仓皇，及官吏的威逼之态，颇具杜甫及白居易“新乐府”关注现实的精神。《八声甘州·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贺新郎·天畔蚕丛路》敢拈大题材，写清兵于江西南昌等地掳掠妇女入宫之事以及清兵蹂躏妇女的暴行，《南乡子·江南杂咏》等写苛捐杂税、自然灾害下民不聊生的状况。因受其父以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陈维崧笔下也极多沉痛的故国之思，如其《夏初临·本意》，上阕写春去夏至的自然景象，下阕则转入回忆，“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细柳新蒲，都付鹃啼”，词中充满着家国之悲，哀婉缠绵，令人神伤。
陈维崧的词从词风上来说，师法辛弃疾，豪放沉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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