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诗人是清初一个很重要的群体，他们身在清朝，心向明廷，不少人力图恢复明王朝的基业，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但同时遗民诗人也和清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顺康朝一门鼎盛，荣登巍科的徐氏三兄弟：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系顾炎武的外甥，遗民黄宗羲、尤斯同、归庄等与其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顾炎武往来京城，时常居住在徐家，顾炎武在山东与人结隙，徐氏助其出狱；归庄为自己曾祖归有光文集刻书一事求募于徐氏兄弟。因此，可以说，遗民诗人身上既葆有坚决守护旧朝的慷慨雄豪之气，也不免会有一种尴尬的回天无力之感，表现在他们的诗文中，他们的作品普遍蕴含着劲健悲壮、苍凉沉郁之气。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清初徒于各地时，曾署名顾圭年、蒋山佣。当时学者多称其亭林先生。明末，他与同乡归庄同入复社，反对庵党，切磋学问，时有“归奇顾怪”之称。入清后，组织抗清武装，失败后，奔走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等地，名为考察风土人情，实“通观形势，阴结豪杰”，秘谋反清之事。康熙十年，国史院士熊赐履就曾欲延成炎武佐撰《明史》，顾炎武当面表示“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国屈原之死矣”。（《蒋佣山残稿》卷二）后来任《明史》总裁的叶方蔼也有荐举之意，顾氏致叶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卷四）
顾炎武的作品或感时伤世，或咏物明志，或即兴抒情，突出地表现了反清复明的主题，因此有“诗史”之称。如《大行皇帝哀诗》犹如杜甫的《北征》，详叙明末政权递变，在上位者力图革新，但任政失人，致使清兵入关，朝代鼎革之事，可以说是对明末政治情况清晰的记录。他以诗言恢复旧明之志，如顺治四年《精卫》诗中，有“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之句，以精卫填东海“身沉心不心”比喻自己恢复明朝，矢志不渝的决心。康熙二年，他在《又酬传处士次韵》诗中云：“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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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更着花”，表达自己愈老弥坚的铮铮傲气。
由于“性难驯，穷老弥刚梭”（《寄次耕时被荐于燕中》）的个性，顾炎武的诗刚劲质实，他还喜欢从大处落笔，描写宏阔的场面，如“白羽出扬州，黄旗下石头。六双归雁落，千里射蛟浮”（《京口即事》），“日入秋光海气侵，秋光千里处登临”（《海上》其一）等，呈现出凝重、沉郁、劲健之美。其《海上》诗被认为是杜甫《秋兴八首》后的第一人，《海上》四首是一组史诗，作于顺治三年（1646）秋。 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埋轮拗镞周千亩，蔓草枯杨汉二京。今日大梁非旧国，夷门愁杀老侯赢。（《海上》其四）
清人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说，顾氏古近体诗沉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并评其《海上》七律四首，“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顾炎武作诗多用典故，也善用典故，如《十九年元旦》一诗连用了苏武流亡十九年终归故国及疱丁解牛所用之刀历十九年而弥新等三个典故，与明亡十九年联系起来，表达作者恢复故国之志。
顾炎武论文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从这种观念出发，他批评韩愈“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恪守“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的信念，他的得意门生李颙母亲去世，请他写墓志铭，恳请再三，顾炎武认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与人书十八》）且顾炎武一生志向，并不全在诗文，他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与人书二十五》）因此，他博涉百家，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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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以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基谬误”，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黄宗羲自幼不习举业，厌恶科举八股，精研经史百家。清兵入关后，他积极参加抗清斗争，清顺治六年，还曾奉鲁王之命乞师日本以抗清廷，但不果而返。明亡后，黄宗羲专意于讲学著述，他开始由单纯的反清复明转向对整个社会制度和体系的反思，写下了《明夷待访录》一书。黄宗羲潜心著述六十五年，作品120多种，有《黄梨洲文集》、《黄梨洲诗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涉及文学、史学等领域，其《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开中国断代学术专史的先例。
黄宗羲论诗力倡宋诗，他说“天下皆宗唐诗，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认为以学杜而自成格局的江西诗派“乃宋诗之渊薮，号为独盛”（《黄梨洲文集·姜山启彭山诗稿序》）。他认为，诗应以性情为主，不赞同文学复古，极力反对摹拟之风，此外，他极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提倡“以诗补史”。黄宗羲的诗格高韵清，所作多感旧抒怀，表达个人志向节操，风格凄清，情感真挚，有些作品以诗论史，精辟警人，每有议论，亦多识见警绝之处。黄宗羲的文浑朴晓畅，论理辞锋锐利，纵横恣肆，述史则旁征博引，明白生动，写人则逼真传神，如《原君》、《柳敬亭传》等，都是其散文名篇。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中年称一瓠道人，更名壶。因曾隐居石船山，自号船山老人，世称船山先生。先世扬州人，后迁衡州（今湖南衡阳）。明崇祯十五年（1624）中举，因李自成农民起义阻断交通，未能进京会试。张献忠曾以王夫之的父亲为人质，强迫王夫之侍其帐下，王氏毁容以约其念。清军入湘之时，他曾起兵衡山，后又多次参与抗清斗争，以失败告终。康熙十四年（1675）在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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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船山筑湘西草堂，避门不出，从事著述。其百余种著作，合为《船山遗书》。王夫之在文学理论上颇有建树，所著《姜斋诗话》对历代诗文作了系统的评述，见解精辟，对清代文论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姜斋诗话》中，王夫之强调诗歌“兴、观、群、怨”的现实内容和社会功用，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主张以意为师，情景“妙合无垠”，反对“立门庭”，树“死法”，事模拟。王夫之工诗文，亦工词。其诗学六朝初唐，旨趣清高，多写故国情思和身世感慨，哀怨深沉。其词寄托深遥，芳悱缠绵，朱孝臧评为“字字楚骚心”（《彊村语业》）。
第四节 王士禛与清前期其他诗人
清代前期，继钱谦益、吴伟业之后登上诗坛盟主之席的是王士禛。康熙三年（1664），钱谦益卒，七年后，吴伟业谢世，之后王士禛笼罩文坛达四十年之久，声威远甚钱吴。
王士祯（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22岁进士及第，任扬州推官，后累迁官至刑部尚书。王士禛出身于望族，曾祖王之垣为万历年间户部侍郎，伯祖父王象乾明末时为兵部侍郎，从祖王象春和钱谦益同榜进士。王士禛少年即负诗名，15岁时，他的第一部诗集《落笺堂初稿》付梓，顺治十四年，24岁时，在济南大明湖赋《秋柳》四章，文人士子、诗坛名宿、寺僧女尼纷纷唱和，一时声名大噪。后诗名达于禁中，引起康熙的注意，自康熙十七年45岁始，因康熙的上谕，王士禛官运亨通，官至刑部尚书，诗名也达到极盛。赵翼《瓯北诗话》云：“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王阮亭。”康熙四十三年，71岁时，因故罢官，归里后，“葺夫于亭，日事著述，不与闻门外事。四方求诗文者接踵而至，公亦洒然自得，有请辄应。”康熙五十年，78岁时病卒于乡里。有《带经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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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辑有《带经堂诗话》，有词论著作《花草蒙拾》。
王士禛论诗力倡“神韵说”，早年任职扬州时，选编了《唐诗七言律神韵集》，大张“神韵”之说，“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50岁后又选《唐贤三昧集》重举“神韵”的大旗，他认为，杜甫诗歌的色彩过于浓重，缺乏神韵，所以其《唐贤三昧集》只取王维以后诗人的作品，力图以这种偏激的作法纠诗坛之弊。神韵说最早是用来评论绘画，且主要是人物画，至唐宋以降，这一理论才由评品人物画扩大到山水、花鸟，并逐步走向绘画以外的其他领域。南宋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神韵”论诗。王士禛的“神韵”说，脱胎于严羽的“妙悟”、“兴趣”诸说，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与钟嵘《诗品》“滋味”说以及司空图“自然”、“冲淡”的“韵外之致”有相似之处，认为诗歌不能停留于描摹对象的外在形貌，而要把握其风神气韵，“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蚕尾集》），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进程来说，“神韵说”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元明清后，诗人已无力超脱唐人另辟蹊径，唐人的诗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格高调壮的诗歌，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追求通俗，崇尚实用的诗歌，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冲澹诗风，以晚唐为代表的冷峭诗风。明代，七子力倡格调之说，力追李杜的高格，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与元白有近似之处，而竟陵派则与晚唐诗风有相通之处，唐人确立的诗歌风格除了王孟诗风外，基本上都成为一时风习，而流弊不小，因此，发现新的诗风革除旧弊成为诗坛的首要问题。王士禛的“神韵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应时而出，给当时俱操盛唐之音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矫正了公安派留给诗坛的纤弱、浅率之风和竟陵派佶屈聱牙、怪诞空虚的流弊。
王士禛的“神韵说”对司空图、严羽等人诗论的简单重复，他既包含了七子派对“格调”的讲求，也包含了公安派的“性灵”， 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云：“渔洋先生所讲神韵，则合丰致、格调为一而浑化之。此道至于先生，谓之集大成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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