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正是社会大动荡时期，满与汉的民族矛盾，官与民的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均有所反映。在《鬼隶》、《韩方》、《林氏》用曲折的笔法反映满清贵族军队残杀汉族百姓的事实。《鬼隶》说“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韩方》一面说“济郡以北数州县，邪疫大作，比户皆然”；一面又说“皆郡城北兵所杀之鬼”，“目前岳帝举枉死之鬼”；《林氏》则说一林氏女在北兵淫略时自杀尽节。清初，山东多次发生农民起义，《聊斋志异》中有所反映。《鬼哭》写顺治初年官兵镇压谢迁农民起义的惨状。“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夜抛鬼饭，则见磷火营营，随地皆出”。蒲松龄的“异史氏曰”中说“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农民起义的原由在于剥削、压迫、残虐的认识，以及用仁义、恩德待农民起义的态度。《公孙九娘》则既将于七农民起义被镇压时“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惨状作了披露，复对冤屈而死、尸骨不能还乡的无辜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在《张氏妇》一篇里，则径直说出了“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以上几个例子，蒲松龄只是用一把冷峻的解剖刀，或以一笔带过，或以客观叙述，自己并未予以臧否，而褒贬自在字里行间。
而在以下例子中，作者就饱含激情而予奋力挞伐。《席方平》叙述了一个刚直之士席方平到阴间为父受羊氏残害而告状伸冤的故事，席方平通过城隍、郡司、冥府逐级上告，而城隍、郡司、冥府却收受羊氏贿赂，贪赃枉法，沆瀣一气，反用严刑拷打，逼其息讼。最后通过二郎神伸雪了冤狱。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把矛头直指冥府的最高统治者冥王。冥府的暗无天日可以说是阳间的艺术写照。－－阳间无阳矣！特别是通过二郎神的判词，把封建社会吏治、司法乃至整个社会的黑暗揭露得入木三分：
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
使枉死城中，全无日月。馀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
《梦狼》一篇，叙述白翁白日做梦，来到儿子做官的衙门，但见“窥其门，见一巨狼当道??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儿子白甲见父来，甚喜，命侍者治酒席，“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剔而起，曰：‘此何为者？’甲曰：‘聊充庖厨。’”这隐喻十分明白，官吏即虎狼，百姓即鱼肉！蒲松龄还在篇末以“异史氏曰”加以点明：“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假如说这两篇还仅仅是把矛头指向各级官吏的话，在《促织》一篇中，除了抨击各级官吏欺压百姓，讨好上司而使百姓罹难外；还把矛头直指皇帝，还是在“异史氏曰”里说了这样一句委婉而深刻的话：“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蒲松龄对社会的解剖是深刻的，为老百姓的呐喊是有力的。这一些，似乎不仅仅是作家的直觉、作家的良知或者是现实主义的思想导致的形象大于思想的问题，而是作家的自觉，一种艺术地作底层百姓的代言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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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举制度的揭露与嘲讽是解剖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作为从小企盼、一生努力而终老场屋的蒲松龄，对此可谓有切肤之感、锥心之痛。蒲松龄每以小说中的人物寄托自己的感慨。《素秋》中的俞士忱，十九岁入科场，三场连捷，得邑、郡、道三个第一，－－这不是蒲松龄自己年轻时的写照吗？试毕“倾慕者争录其文，相与传颂。”然乡试遂黜。竟抑郁而死。开棺临视，乃一“蠹鱼”，蛀书虫耳！“蠹鱼”，爱书成癖者之谓也，蒲松龄也是蠹鱼。《叶生》中的淮阳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遂为关东籍邑令丁公聘为幕僚，然亦乡试辄黜，遂病。丁公忤上解任，邀叶生为西席，所授丁公子却中了亚魁（乡试第二名），后又登甲！丁公为叶生纳监，在京城终于中了举人。然而，那个叶生仅鬼魂而已！这个先入邑幕，继馆归官者的叶生，不是蒲松龄吗？那叶生之魂中乡举，不是他的梦中之想吗？其“异史氏曰”更明确说道：“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其怨恚愤懑之情，出于言表。《司文郎》一篇中，写王平子与余杭生共赴北闱乡试，试前请一原为前朝名家的游魂盲僧品评文章，盲僧以鼻代目，一嗅二生文章化成的灰，便知优劣。先嗅王生的文章，评曰师法大家，能中。而嗅余杭生文章，“咳逆数声”，大呼作恶（恶臭）矣。然而结果是王落而余杭生得中！盲僧知之而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考官）并鼻盲矣！”其对考试制度与考官之讽刺亦辛辣之至。而《贾奉雉》篇，写贾奉雉虽名冠一时而科场每挫，经一道人略施小技，将贾奉雉连自己都鄙弃的冗长虚浮的文章连缀成文，强迫记忆，用以应试，竟然中了经魁！贾奉雉自己再读，也不禁汗流浃背，深觉得“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乃弃功名而避匿深山！考官的昏愦与贪婪正是科场腐败的两个方面。《神女》一篇，两借神女之口，道出科场积弊。一则曰：“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再则曰：“今日学史之门如市；赠金二百，为进取之资。”《饿鬼》中的学官，有人犯错，只要“为先生生财”，则“学官喜，纵之去”；犯了事，“学官勒取重赂，始免申黜”。而其中训导则是“惟袖中出青蚨（钱），则作鸬鹚笑；不则，睫毛一寸长。棱棱若不相识。”蒲松龄也从另一种角度，刻划了科举制度对儒生的毒害。在《王子安》一篇中，以“七似”，形容了秀才的哀怜与窘态，这“七似”是－－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
代表中华民族正价值的爱情婚恋是《聊斋志异》最为浓笔重彩描写的主题，首先热烈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专一与执着追求。《阿宝》一篇叙写男主人公孙子楚真情挚爱富商的女儿阿宝，终于如愿相谐的故事。孙子楚生枝指（俗谓六指头），阿宝戏谓：“渠去枝指，余当归之。”孙即自以斧断指，“血溢倾注”，差一点儿死去。在孙子楚看来，为己挚爱，命不足惜；后邂逅阿宝，魂即相随而去；魂既被召回，化鹦鹉再去。并借鹦鹉之口说之：“得近芳泽，于愿已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孙子楚终于赢得阿宝的芳心。婚后三年，孙病死，阿宝殉之。冥王为其真情所感，乃送还阳世。《鲁公女》一篇，说张于旦爱恋鲁公女，鲁公女暴卒，张于旦不以为人鬼异途，终致鬼人相聚。鲁公女将托生卢家女而成长别，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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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再续婚约。张于旦践约卢家，卢氏女见于旦年轻而误以为爽约，悲冤而死。张于旦再招其返魂，终成眷属。爱情惊天地，爱情泣鬼神；爱情可以穿越时空，是可以突破生死，这个现代的年轻人所歌咏的主题，蒲松龄在那个时代用那种方式方式作了演绎。《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热爱桑生，是鬼气使桑生得病，乃戒欲疗养之，结果借尸还魂，终与桑生结成美满姻缘。《瑞云》一篇，写书生贺生，与余杭名妓瑞云相知，然无钱赎其脱籍。后瑞云面生黑痣，“丑状类鬼”。贺生“不以妍媸易念”，货田倾装，赎取而归。《连城》中乔大年，一身侠义，才华横溢，为史孝廉女视为知己，然孝廉贫之而难谐，许盐商子王生。连城病重，需男子膺肉（胸肌肉）一钱作药引。王生未允。孝廉乃有“割肉者妻之”之诺；乔大年慨允，史女“疾若失”。孝廉将践诺，而王家欲讼官。史家无奈以千金作背约之酬。大年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又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谐何害！”后数经入阴曹、返阳间的艰苦斗争，终于结为夫妇。贺生、乔大年“人生所重者知己”的价值取向，代表着蒲松龄婚恋小说主题的主流，也代表了我国传统婚恋价值的正方向。蒲松龄笔下的爱情故事，还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的阻挠与摧残，对他们的斗争表示了热烈的赞颂。《鸦头》中的鸦头为追求自主的爱情，百折不挠。《细侯》中妓女细侯，自识满生，誓结永好。满生筹资过程中，不幸陷入囹圄；一富贾乘机谋细侯，细侯拒之。富商伪作满生绝命书，使细侯绝望，乃得占有，且生一子。满生得门生之力，昭雪归来。细侯知悉底细，乃杀富商子而归满生。故事未免溢透出血腥味，但对爱情的忠贞总是值得首肯的。
在《聊斋》故事里我们还看到对诚信、侠义、行善行为的旌扬。《田七郎》一篇，赞颂了一个“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的既诚信又侠义的田七郎。《纫针》中的夏氏出于对罹难的王氏母子的同情，瞒着丈夫，典质借贷，竭力凑足三十两赎金，又不幸为盗贼所窃；因无法交代，乃自缢身亡。其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品质令人感佩。再如《宦娘》中的宦娘，《封三娘》中的封三娘，《青梅》中的青梅都有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的品质。
总之，我们从上述的故事里能看出《聊斋志异》的道德评价，这个道德评价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的道德是一致的，就是对诚信、忠贞、专一以及仗义、行善行为的肯定与歌颂。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与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的文体特色：亦虚亦实，有长有短。现今对《聊斋志异》的介绍通常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高峰”一句笼统的概括性言词，其实从文体的角度说是不尽全面准确的。鲁迅对《聊斋志异》的文体与叙事有一句精辟的话，叫做“以传奇法，而以志怪”，意思是用唐传奇搜奇记逸曲折腾挪的手法记述狐鬼神怪的故事；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当指《聊斋志异》500篇中的多有短制，有类笔记小说乃至笔记。《聊斋志异》中的每篇的长度都不及唐传奇中《李娃传》、《柳毅传》、《任氏传》、《长恨传》等名篇；而有些则极短，不足百字的不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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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例《瓜异》除名去标点仅26字。若用现在的文体概念给《聊斋志异》分类的话，有些不能归入小说的，只能算作笔记。这些笔记中，尚可分两类，一种若“异闻笔记”，如《快刀》、《梦别》、《夏雪》等。这种异闻，已经走样，乃至涉幻，也没有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人物形象；而另一种则是“奇事纪实”，如《瓜异》、《李司鉴》、《地震》等，事虽奇异，却是纪实。“异闻笔记”与“奇事纪实”有相当数量，不下一半。这三类与文学史上的同类相比较，均属优秀。诚然，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中，均放入稗海说部，而今天叙述时，应当指出并予厘清。而文学史上加以论说的，则是现代文体意义的小说，也是《聊斋志异》中最出色的。
《聊斋志异》的结构特色：人以统事，单线结事。从《聊斋志异》的篇名即可看出端倪，或直接是人名，如《连城》、《青凤》、《席方平》、《胭脂》；或者是一望也知是叙人的，《贾儿》、《董生》、《某公》、《金陵女子》。如此篇名，约有六、七成。这本身就说明了《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受史传文学与唐宋以来的传奇小说极大的影响，是传记文言小说。开头即出主人公姓名、籍贯，乃至性格。如《连城》：“乔生，晋宁人，少负才名。”《董生》：“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接着便以小说的主人公为中心，围绕单一线索，直接进入情节，不作旁支别出，作品通常是一气贯通，有时由于情节复杂，使单线直叙有困难，则用“初”、“先是”作为补叙，以交代明确。简捷、明晰、完整是显著的结构特色。在重要作品，或者自己深有感慨的篇什，则在文后有“异史氏曰”，或表示写作用意，或表示作者的感喟。这是由《史记》的“太史公曰”一路继承下来的，能帮助读者的认识理解，而不以为是赘疣。 《聊斋志异》的情节特色：简而多曲，变而近理。简捷是《聊斋》进入叙事的重大特色，从不盘马弯弓，远套绕接，于是小说不枝不蔓，干净短小。“简”不等于“直”，不等于“平”；而是简而多曲，简中有变，变而近理；于是小说精悍、精彩，引人入胜。《胭脂》一篇，故事的叙述才二千多字，却是一波三折，曲径通幽。故事说胭脂与闺友王妇偶遇秀才鄂生，胭脂意似有动，王妇笑谓愿作媒人。王夫外出，昔日情人宿介来会，因述胭脂暗恋鄂生事作笑谈。宿介遂仿冒鄂生，私会胭脂。胭脂以未有明媒为拒，宿介强索绣履为信，再返王所，不慎绣履失落。同里无赖毛大尝挑王妇遭拒，今侦宿至，拟捉奸以胁迫。巧拾绣履，复窃听得宿介述得履、失履、寻履始末。隔日，毛大执履求会胭脂，误入胭脂父亲房间，争斗时杀死胭脂父亲，遗下绣履。邑宰定鄂生为凶手，太守定宿介为凶手，学使方得真凶毛大。作为折狱故事，是案中套案，冤中有冤，真凶难辨。叙述时，步步设幻；解套时，丝丝入扣。就是最后指认凶手，又是奇峰突起，让几个嫌疑犯光背进入密不透光的暗室，说由“神书其背”。初看颇涉虚幻，细思则尽在情理之中，符合心理学原理，犹符合毛大这种文化背景者的心理。再如《青凤》一篇，写耿生夜遇并属意于狐女青凤，已为一奇；次夜复往，辄遭鬼吓，耿生扮鬼对视，是为二奇；三夜，耿生再往，青凤来作告别之会，－－从此“不复声息矣”，似乎故事完结。第二年耿生清明上墓，忽见猎犬逐狐，救下小狐，“闭门、置床，则青凤也。”如此相遇，可谓奇绝。《促织》一篇，围绕着邑宰征促织、成名觅促织、成名得促织、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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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促织、成子化促织，成名幸促织，把成名患于促织、幸于促织的命运过程表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步步曲折，处处设幻，又事事在理。
《聊斋志异》的环境特色：亦真亦幻，表幻里真。环境是小说的重要因素之一，《聊斋志异》创设的环境又是最有别于其他小说的特征之一。那就是天上泉下、异域他邦、梦乡仙境、狐鬼世界、精魅天地。蒲松龄自己也说是“断发之乡，飞头之国”。但是这一切，仅是故事的载体。虽在“写狐写鬼”，却是“刺贪刺虐”。“狐鬼”是幻境，“贪虐”是真情。《席方平》中叙述的是冥界的吏治诉讼，贿赂公行、刑罚滥施、软骗硬压、贪赃枉法，比人间的更真实，更典型，也就更具普遍性，更具积极意义。所以，表象是虚幻的，事理是真实的。别篇之中的狐世界、鬼世界、仙世界、梦世界均是如此。可贵的是，《聊斋》的典型环境，真化幻、幻化真，真幻莫辨，所以如此，正在于虽是幻境，却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正是蒲松龄的成功之处，亦是后人模仿只能形相若而神不似的原由。
《聊斋志异》的人物特色：丰采各具，群像环列。《聊斋》是短篇小说的集子，每篇总有给人留下印象的人物，连缀起来，就是一个人物长廊。这些人物属于不同的阶层，都带有广泛的典型性。同是青年女子，青凤是谨慎而缠绵（《青凤》），婴宁是清纯而烂漫（《婴宁》），小谢是顽皮有憨态（《小谢》），连锁是瘦怯而忧郁（《连锁》）；同是书呆子，郎玉柱迂腐中有坦诚（《书痴》），孙子楚执着中含痴迷；同是受迫害的百姓，成名是逆来忍受，席方平是百折不回。有的甚至在一篇容量不大的篇幅里，能塑造几个叫人忘记不得的形象。《青凤》一篇中除了青凤外，那个耿生的狂狷亦极有个性；《莲香》一篇狐女莲香与女鬼李氏可谓花若并蒂。
蒲松龄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值得人们认真总结的，因为篇幅比较短小，很难用大容量作品常用的铺垫烘托、反复皴染、人物比照、内心展示等手法。“短制”的容量限定他要惜墨如金，因此迫使他必须抓住特点，使每一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言一语都成为塑造其形象的宝贵材料。例如，孙子楚的性格定位为“性迂讷”人谓“孙痴”，则孙子楚之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往而不“迂讷”，无往而不“痴”。见有歌妓，则遥望却走；歌妓狎逼之，脸红汗滴。阿宝说“去其枝指”则许嫁。这显然是玩笑话，只有“迂讷”、“痴”的人才信而自去枝指。清明出游，冀有一会。阿宝果在，轻薄少年是环如墙堵，他独嘿然遥望；众人他适，他则痴立故所。甚至化为鹦鹉，也一派迂讷相。婴宁、小谢、成名等个性鲜明而形象莫不用如此方法。
《聊斋志异》的语言特色：简练雅洁，灵活多样。作为文言体的小说《聊斋》，比唐宋时期的古文辞平易一些，句子较短，务求达意，极少堆砌修饰。根据行文需要，却又有灵活的变化。例人物的地位身份不同，他们的对话也有雅、俗，庄、谐的区别。文中书启、判状，则用骈偶，“异史氏曰”的文言则十分纯正，显得庄重典雅。总之，《聊斋》的语言得体、形象而富于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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