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学理论总体之一翼，它有着悠久的厉史和丰富的遗产。然而，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由于种种原因，它成了一块无人开垦的处女地。自八十年代伊始，改革开放的劲风终于吹开了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理论这座宝库的大门。人们渐渐认识到：整理和研究这笔宝贵的梢神遗产。对于弘扬少数民旋优良文化传统，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建构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学、文艺学新体系，繁荣各民族文学事业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越来越多的各民族学者陆续举步向这一领域迈进；不少院校的文科专业相继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一门新学科正在建立之中。
为了对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做一个初步的整体描述，也为了给这门课程提供一本试用性教材，我们协作撰写了这本《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
鉴于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发展的特殊情况，本书没有采取现今我国通行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以史为线的体例，而是以理论专题立章，做横向归纳评述。每章的评述，力求能全面地反映出历代少数民族对文学共同规律的认识。并试图运用比较的方法，突出其特殊贡献。由于日前这方面的资料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研究成果的积累更不丰厚，因而我们只希望能够对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概貌作一个粗略的勾画而已。
在本书绪论中，我们拟就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的存在形态，历史发展简况，它的地位与价值，以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问题，简要地做一
论述。目的是为读者学习、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提供一些基本线索和参考。
第一节古代少数民族文沦的存在形态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主观认识的偏狭，以及一定程度的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过去人们主要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纯文学理论论著(而且往往是西方的)作为范型和价值尺度来衡量那些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以特殊思维和多种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见解，从而导致一种错觉的产生: 认为古代少数民族文论领域是一片空白，至多也不过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只言片语。因此，只有把握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体式多样化这一特点，才能使人们偏斜的视角得到调整，从而使人们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认识和评价切近全面、正确。
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存在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标志之一，是文体的多样化。
要略而观，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文体式样主要有: 序、跋、注、疏、评点、回批以及融合文论于其中的种种典籍和诸体文学作品。
古代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遗产中，许多用汉语写成的各种式样的著作，其实早已不同程度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们对少数民族用汉语写成的各式文论著作，大都仅仅看到它们与汉族文论同质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异质的一面。换言之，仅仅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汉族文论，从未从民族的角度细察探幽、指陈归属，这是一
大误解。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论著可以视为汉族文论的特殊组成部分，但它们同时又是或主要是少数民族文论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它们与汉族文论的关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则显之，异则隐之。至于那些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理论专著，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并引起重视，则是近几年的事。从现有的发现来看，这是一个很有开掘前景的领域。它们的藏量及理论价值、影响和地位，在整个中国文论史上都是不能低估的。
应该承认，体系完整、概念周全的理论著作的产生，在某些文化系统中，也可以视为某一学科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类理论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它往往因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生产和生活方式、心理结构、民情风俗甚至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人们知道，西方文论家多重逻辑严密的精微思辨，中国文论家则多重经验实感的描述；西方文论中，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浩如烟海，而中国文论中，止于一枝一节议论的零章短制不计其数。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族文论，其理论表述不仅具有汉族文论的种种形式，还有着自己的特殊的形式。比如，无论汉族或少数民族的一些较长篇幅的诗中，往往前面有一段小序。这种小序在汉诗中，一般用散体文写成，多交代本事及作诗缘由，没有什么文论的色彩和价值，如《孔雀东南飞》序、《琵琶行》序等。但在少数民族诗中，这种小序常被称作“序诗”、“歌头”或“序歌”。不少“序诗”，既是全诗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可看作用诗写成的单独成篇的文论。如《玛纳斯》序诗、《木荷与薇叶》歌头、《卖花人》序歌
等，就包涵了不少民间诗学见解。
还有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岩锋同志在论及傣族文学理论时指出，由于傣族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始终保持着原始的联系性，物质生产的知识和精神生产的知识也始终结合在一起，因而，傣族人民形成了一种将人类知识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念。这种观念造成了傣族人特殊的多元化混合型的知识结构。这就使得傣族各类古典著作大都呈现出种种知识相互交叉渗透的状况。历史、哲学等著作中包涵着文论见解，而文论著作中也往往包容着历史、哲学等学科知识1。其实，不仅傣族如此，在许多少数民族中都存在这种现象，可谓具有普遍性。如维吾尔族杰出古代哲学家和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他所著的不朽巨著《福乐智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如作者在《序言之二》中所说的那样: “此书的价值十分珍贵，对于求知者是知识的大海。”正因为如此，它虽然是一部长篇诗歌名著，但从文论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它又可称作一部维吾尔族古代文论著作。从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语言和形式到作家的修养、地位等等，书中都有精辟论述。又如彝族举奢哲，也是博学多才之士。他是文论家，也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兼通医药和工艺美术。因此，他的著名文论著作《彝族诗文论》中，既谈了文学创作，又谈了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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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
医学的写作，还谈了工艺创作。
由上几例，足以证明: 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宝库里，确实存在着多种特殊文体的文论著作。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它们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只能在一种残缺的格局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我们就无法实现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完整把握。因而我们必须使自己的视域突破汉民族文论著作体式的范围，潜入各民族浩如烟海的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搜罗爬梳，挖掘整理，这样就一定能够大大拓展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天地。
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存在形态多样化标志之二，是理论的语官载体种类繁多。
我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它们有着分属于五个语系的七十余种语言，古代有文字的民族近二十个。各个少数民族人民都有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有的民族还使用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作为本民族文学作品的物质载体。如维吾尔族就先后“用过回鹘文、突厥文、梵文、摩尼文、吐火罗文、罗马文、粟特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汉文等语言工具记录自己的文学作品”。2文学作品如此，文学理论亦然。同属维吾尔族文论，优素甫·哈斯· 哈吉甫的《福乐智慧》用突厥语写成，纳瓦依的篇章用粟特文写成，贯云石的序言用汉文写成。
不同语种，在词汇、语法和句法方面都存在差异。自然，同一内容，同一思想，在不同的语言中，其表现方法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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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第4期第178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