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歌就是小姻缘。”(苗族民歌)“歌谣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一对翅膀。”(哈萨克族谚语)“饭养身，歌养心。”(侗族俗语)。诸如此类的“口头文论语录”，尽管简短而零散，但它们包罗之广泛，内容之深邃，实在令人惊讶赞叹。
别林斯基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 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常的。这两种哲学，往往或多或少地互相关联着。谁要描绘社会，那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8”同样，古代少数民族文论，亦有两种存在方式: 一种是书面的，可称为高级形态；一种是口头的，可称为初级形态。前者是后者的发展，但后者往往保留了更多的感觉和思想的原生性，更纯粹，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二者相互关联，相互发明，共同构成一个民族文论的整体。而且在一部分无文字的民族里，还只有口头文论而无书面文论。因而，对于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研究来说，无论如何，口头文论都是一个值得人们投入大量精力的领域。
第二节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发展简述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源远流长，结构复杂，要对它的发展历史作整体勾勒，并从中探索出其内在的演化轨迹，是十分不易的。因为:一、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存在形态呈多样化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书面文论与口头文论并存，口头文论是一种集体创作，既无写作时间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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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谢尔盖耶夫斯基《普布金的童话诗》第11页, 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
又具有一定的变异性，因此很难甚至无法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少数民族全部文论的发展过程；二、尽管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各民族文学事业日趋发达与繁荣，但直至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少数民族文论家群体及流派基本上未能形成，除少部分民族外，绝大多数民族的文论处于混杂状态，难以找到其发展线索；三、各少数民族的文论虽然相互影响，非属自我封闭系统，但这种影响毕竟是局部的，多限于共同的地域环境，或共同的宗教信仰，或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字等范围。因此，目前还难以全面而深入地把握中国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内在的有机联系，从而划出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来进行论述。
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大致循着时代的脉络，主要采用横向叙述的方法，即按地区就部分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论家及其著作予以介绍，以窥其概貌。
中国古代文论肇端于春秋战国，老庄孔孟是其始祖。其中少数民族文论的最初源头，目前尚难寻觅，从现在发掘的资料及其考察看，它大约开始于南北朝时期，不过其著作已经相当成熟了，完全可与同期的汉族文论相媲美。这就是西南地区的彝族文论。
彝族文论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举奢哲与阿买妮(女)。他们同是彝族古代的大毕摩兼诗人，具体生卒年均不可考。今人据《盐仓家谱》记载推断，他们约为南北朝时期人，与汉族文论家刘勰、钟嵘大体同时。举奢哲所著《彝族诗文论》分共分五个部分，即: 一、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二、诗歌和故事的写作；三、经书的写作；四、医史的写作；五、谈工艺制作。书中论述了诗歌的功能、诗歌的内容、诗歌创作中
的想象与虚构、诗歌与故事的特点、诗歌与历史的区别等等在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阿买妮著有《彝语诗律论》，集中阐述了彝语诗歌的韵律问题，并提出“主旨”、“诗骨”、“诗意”、“诗根”等概念。大约生活在唐代的布独布举，其《纸笔与写作》论述了作品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强调了音韵对于诗歌写作的重要意义；布达厄筹著《论诗的写作》，着重讨论了彝语三段诗的作法；举娄布佗著《诗歌写作谈》，强调“写作要押韵”、“音韵要辨明”等论点；实乍苦木著《彝诗九体论》，论述了彝语九种诗歌的起源、写作要求及诗歌的社会作用等问题。南宋时期的布麦阿钮著《论彝诗体例》，系统地阐述了彝语诗歌的体裁、章法及风格。约为两宋间人的布阿洪著《彝诗例话》，从结构、形态、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具体探讨了彝语诗歌的内部规律。另有无法考其生活时代的漏侯布哲著《谈诗说文》，提出了创作的十大条件及构思方法等问题。佚名著作3 篇，其中《彝诗史话》记录了举奢哲、阿买妮等大师的生平，勾勒出彝语诗歌发展的大致轮廓；《诗音与诗魂》提出了“诗魂”的概念，并以此立论，将诗歌的声韵格律推向至高的地位；《论彝族诗歌》提出“好诗讲音律，同样讲内容”的观点，以纠正过分强调韵律的片面性。
我国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如鲜卑、匈奴等，曾显赫一时。南北朝以后它们发生了巨大分化，溶进其他民族，其后裔涌现出不少有影响的文论家，如唐代的元结、元镇、独孤及等。一些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有过对他们的评述，但都简单地将他们的文论视为汉族文论，忽略了作者首先是属于少数民族成员，其文论自然是少数民族文论的组
成部分。
辽宋金元时期，虽有一些少数民族登上中国皇权宝座，但其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事业并未因此而成“比例”地大力发展起来。在文论方面，文字留存的亦少，显得寥落。不过，西北地区另一些民族的文论家在文论史上还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维吾尔族的尤素甫· 哈斯· 哈吉甫(约1019 一? ) ，从50岁开始，用两年的艰辛完成《福乐智慧》。这部作品既是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维吾尔族书面文学臻于成熟的理论总结。它就文学创作中一系列问题所作的阐述，指导着后来维吾尔文学的发展。生活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维吾尔盲诗人阿合买提，在《福乐智慧》等名著影响下，创作长篇哲理诗《真理的入门》。书中所阐述的美学观点，突出地反映了伊斯兰民族的美学思想。所谓“美在智慧”，便是它的集中表述，并浸透在无论民间的抑或文人的作品中。深受汉文化熏陶的维吾尔诗人马祖常(1279-1338) 和贯云石(1286-1324) 也有一些独到的文学见解，值得重视。
鲜卑拓跋氏后裔元好问(1190-1257)，不仅编辑《中州集》，“以诗存史”，保存了金代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和生平资料，而且写下《论诗三十首》，开创了汉语诗学中以绝句的形式系统地品评作家作品的先河，并在品评中体现出一家论诗的宗旨。元好问诗论中所透露的民汉融合的北方文学特点的信息，是应当深入探讨的。
西域色目人辛文房(约1265-约1325)著《唐才子传》十卷，共叙
写了唐代近400位诗人的传略。本书虽以“传”名，实则“以论文为主，不以记事为主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才子传八卷》)，是一部评传体诗话之作。它不仅记载了一些不见于正史的唐代诗人的事迹，而且勾勒出了唐诗风格流变的轮廓，表达了自己精湛的诗学见解。一位西域少数民族诗人兼学者，倾心于代表汉文学最高成就之一的唐诗研究，可见主体文化凝聚力深广之一斑。鲁迅当年为一位青年进修中国文学所开列书单中，其重要的一部便是《唐才子传》，这足以见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此外，契丹族耶律楚材(1190-1244)，回回族萨都刺(1272-1355)、唐兀族余阕(1303-1358) 等，在一些书、序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见解。
明清至近代，少数民族文论获得长足发展。许多民族涌现出了自己的文论家，产生了不少具有独特价值的文论著作，大大丰富了整体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西南地区。首先是藏族。大约写成于七世纪的印度文论名著《诗镜》，在13 世纪末由藏、印学者首次共同译为藏文。此后，不仅译文日趋精确，而且注疏之作蜂起。这些著作融藏族传统美学、文学观与《诗镜》理论主张于一体，形成了藏族古代文论的特色，如第五世达赖阿旺· 罗桑嘉措(1617-1692)所著《诗镜释难》等，便是其代表作。蕴藏在大量“格言”体著作及谚语中的藏族文论遗产，亦极为丰富。
傣族已发现的文论专著有: 《论傣族诗歌的内容及其价值》(已佚)、《论傣族诗歌》、《谈寨神勐神的由来》、《信仰的三个阶段》及《佛祖的话与凡人的话》等。其中《论傣族诗歌》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