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们所津津乐道，并形成了诸多流派。然而，无论是重志派，或是重情派和情志并重派，在明代杰出回族文论家李贽出现以前，都未能超越儒家经典所限定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大框框。李贽在猛烈抨击千百年延续下来的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基础上，创立了“童心说”，赋予“言志”、“缘情”以全新的内涵，把汉族文论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在《童心说》中，李贽旗帜鲜明地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观点，视“童心”为作家创作的根基，品评作品优劣的最高标准。他所谓的“童心”是一个借喻性的内涵丰富的概念，析而分之，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指绝无虚假，发自内心的真情感、真思想，即“真心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二是指真情实感的源泉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因而，失却“童心”的作家，其“要紧之事”是“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三是指自觉抵制封建礼教浸染的一种独立人格，“纵不读书，童心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失之夫焉耳”。四是指能使作品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一种创造能力，“童心既障”、“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由上不难看出，李贽“童心说”之根本是倡导作家应该具有的一种以个人与个性为表征的精神和审美创造力，作家所抒之情，所言之志，应该与底层民众息息相通。土家族作家田舜年对“言志”说明确地作了解释。他在《＜田氏一家言＞跋》中，开头便直截了当地提出:“诗言志也，各言其所言而已。”他同李贽一样，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这些少数民族文论家以独具的理论胆识，勇敢地撬开包裹汉族传统文论核心的坚硬的“礼义”外壳，显示出
“情”、“志”的本来面目，直接推动了汉族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汉诗文) 的理论与创作的深入发展。
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对民族文论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不少具体文学批评领域，他们有着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例如: 滥觞于杜甫的以诗论诗的绝句形式，到了鲜卑族拓跋氏后裔元好问手下，便开了用明确的理论观点来系统评述作家作品的先河?他的一组《论诗三十首》，实际上可称作一部缩写的自汉至宋以作家作品为纲的诗歌批评简史?自此之后，仿效之作，纷纷问世，或以之论一区域之作家作品，或以之论一时代之作家作品?它在思想和体例上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元明清时期，随着汉文戏曲小说的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高度发展，其理论批评亦繁荣起来，而“明后期小说戏曲批评之盛，是由李贽开其风气的”16。李贽强烈抨击“正统”文人对新兴文学的鄙视，竭力提高小说、戏曲的地位，称它们为“古今之至文”。他在戏曲批评上，提出了著名的“化工”说及以情节结构为第一的批评标谁等，直接影响到后来汉族戏曲理论家王骥德、陈洪绶等人。清代陈栋对此评价道:“自化工、画工之论出，而《西厢》、《琵琶》之品始定”17。对被誉为“四大奇书”之一的《水浒》，第一次作出严肃而公正评价的也是李贽所撰《忠义(水浒传序)》，他指出“ 水浒传奇，发愤之所作也”，并将它与《说难》、《孤债》相比。李贽还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独特形式之一的小说评点的实际开创者之一，其小说评点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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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长海著《中国戏剧学史》第1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北径草堂曲论》，见于《新曲苑》，中华书局，1940年版。
说美学的真正灵魂”18。在小说批评方面，另一个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满族脂砚斋，他是第一位评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顶峰之作《红楼梦》的批评家，是后来形成专门学问“红学”的奠基人。脂砚斋熟知曹雪芹的思想、生活与创作用心，他的评语与《红楼梦》形象体系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基本一致。“他们对‘千人一面’类型典型的批判，对贾宝玉这种个性典型的追求和倡导，他们否定大团圆的深刻的悲剧观念，无不闪耀着时代耀眼的光芒，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而这些都是由满族出身的文化人贡献的”19。
少数民族文论家对汉族文论发展所起的作用，周来祥先生举例评说道:“假若没有李卓吾和曹雪芹、脂砚斋，明代以后，王国维以前的文艺和美学，也可能要大为逊色，其状况甚至难以想象”20。其论公允，决非溢美之辞。
四、古代少数民族文论，是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料的重要储存形式，因而也是我们了解古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窗口。
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论都注重感性直观的体悟，即使那些个别偏重于理性分析的著作，也是以大量作品为例进行论述，而非舍弃具体文学现象的纯粹逻辑思辨。因此，在一些文论专著中积存了大量的文学史料，可当作文学发展史来读。二者相比较的话，汉族文论中所记录的资料，大都可以从其他文献典籍中觅得，相互参证，而少数民族则不然，它相当数量的文学史料，唯一靠文论的记载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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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朗著《中国小说美学》第2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序言。该书由王弋丁、王佑夫、过伟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20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序言。该书由王弋丁、王佑夫、过伟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流存。这是因为: 一、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借口头承传，随着时空的变化，不能及时形诸文字而很快消失，只有在文论家进行理论总结时才将它们搜集起来，进行分析，写进了自己的著作。如生活在明代末期的傣族文论家祜巴勐在全面系统考察截止他那个时代的傣族诗歌的基础上，写成的专著《论傣族诗歌》，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过去尚未知晓的傣族文学情况。他在探讨傣族诗歌的起源、演变及特点时，所网罗散佚、广泛称引的大量原始神话、传说、歌谣及叙事名篇，不仅是他理论的佐证，更为我们今天研究傣族古代文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二、活跃在草原大漠、崇山峻岭的民间歌手，给少数民族人民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事迹与传唱的歌谣，不时为后来者所称颂，并作为题材来表达自己的理论见解。侗族佚名歌师的《歌师传》就详细记载、评介了侗族有代表性的13位歌手及16部作品，大有裨于侗族诗歌的研究。三、许多少数民族的文论家本身就是该民族的一流作家。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对自己的理论观点进行阐述时，不仅引述他人的名篇作例，还随即写出作品印证。彝族文论家自举奢哲至布阿洪，莫不如此。这些作品，首次见诸于他们的论著之中。不读这些文论著作，就无法了解彝族诗歌的全部。四、由于传统观念的偏见，古代汉族学者大都轻视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的汉诗文创作，著书立说，极少涉及他们，搜集整理这些作家作品的任务，常常是由少数民族文论家来完成。法式善在《梧门诗话·例言》中，就探有感慨地说，王渔洋、朱竹坨的诗话虽然“宏奖风流，网罗殊富”，然而对于“边省诗人探寻较少”，袁枚(简斋) 的“《随园诗话》虽搜
考极博”，但因“地限南北，终于未能赅备”。他称自己的诗话旨在“品题风格，考证遗文而已”。这“遗文”当然不少就出自少数民族作家之手。这方面，少数民族文论家的业绩，我们不能不为之钦佩。西域人辛文房所著《唐才子传》，鲜卑后裔元好问所编《中州集》，布衣族莫友芝所著《黔诗纪略》、蒙古族法式善所著《梧门诗话》、壮族韦丰华所著《今是山房吟余琐记》、满族杨钟羲所著《雪桥诗话》及其与宗室盛昱合编《八旗文经》等等，对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汉文创作及区域文学和断代文学，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节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作为一门正在建立的新兴学科，讨论它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是大有必要的。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形成、特点和规律。而它的具体研究内容则丰富而广泛，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基本理论。诸如文学的本质论、起源论、功能价值论、创作论、作家作品论、批评鉴赏论、发展论、翻译论等等，及其相应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并由此体现出来的少数民族文论家的文学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
二、族别文论。如果说，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是一个大系统，那么，各个少数民族的文论则是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所有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