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的美学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引起朝廷与各级官员的不安12。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古代少数民族文化虽然是极其丰富的，但其载体又往往是相对单纯的，即往往以文学形式作为各门知识的载体。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比汉族还要宽泛得多。例如，在彝族典籍中，各种知识诸如历史、故事、经文、医药、工艺制作等等都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现的。又如维吾尔族杰出的古代诗人和思想家优素甫· 哈斯· 哈吉甫的不朽巨著，不仅是一部长篇诗歌名著，而且在文学的形式中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我们要研究包容在这类典籍中的文论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别的知识领域；何况，少数民族的文论思想，往往并不仅仅是对“文学”的特性和规律的概括，而且也适用于别的知识领域。如彝族文论特别强调音韵。但这并不仅仅是对“文学”的要求，而且是对一切文类的要求。既然文学是古代少数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那么，作为对“文学”（广义）的理性认识和直觉感悟的古代少数民族文论，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认识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其有独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具有广泛的同一性，它们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认同的，这是它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依据，但是，更能表明少数民族文论独特价值的，还在于它与汉族文论的相异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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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钟兴麒撰《隋唐龟兹戏剧及其审美特征》，《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
于它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任何具备独特体系的理论，不论其深浅和新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任何理论体系都要物化为一定的概念范畴。少数民族文论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具有本民族的特色，体现了对文学本质规律的独特认识。即以彝族文论为例，它所用来作为理论符号的许多概念，诸如骨、肉、血、风、主、体、根、影、平、扣、连、对、立、惊、采、神、色等等，与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文论和汉族文论的概念术语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去甚远。而在这众多的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主”。它是彝族文论的理论母题，它与其他许多概念(如干、体、题、骨、景、韵、根、影等等)相组合，便派生出新概念(如主干、主休、主题、主骨、主景、主韵、主根、主影)。由此可见，彝族诗学体系有着独具的特色。实际上，任何一种概念、体系，都只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都只是体现了人们对文学现象的某一种认识，并不能与文学的本质规律划等号，也就是说，不可能完全涵盖文学的本质规律。文学有如一个多面体的水晶，它接受来自不同角度的理性阳光的照射，就会折射出不同的光彩。少数民族文论独特的理论体系，正体现了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对文学特殊的思考和认识。它有别于汉族文论，自然也就不能为汉族文论所替代和淹没，正是由于它们与汉族文论的并存，才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认识的多样性、丰富性、广泛性和深刻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在某些方面弥补了汉族文论的不足，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领域，几乎完全是由少数民族文论占领的，比如叙事诗理论即是如此。
诗歌是各民族古代文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由于诗体种类多样，一些民族常常是其中一、二种相对发达，从而孕育并形成了互有区别的多种诗学理论，共同丰富了世界诗学理论宝库。西方的戏剧诗创作，自古希腊开始就绵延不断，硕果累累，精品迭出，于是产生了戏剧诗诗学理论。亚里士多德《诗学》是西方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古代文论专著，它的侧重点就是戏剧诗(悲剧)论，被普希金称作古典主义诗歌写作的《古兰经》的布瓦洛所著的《诗的艺术》，其理论核心也是戏剧诗(悲剧诗和喜剧诗)诗学；而黑格尔在其煌煌巨著《美学》中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诗，重心仍是戏剧诗。难怪别林斯基认为:“戏剧诗是诗的最高发展阶段，是艺术的冠冕，而悲剧又是戏剧诗的最高阶段和冠冕”13，因而，以戏剧诗为核心探寻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是西方古典文论的独具特色。我国古代汉族诗学则是另一番情景。以《诗经》开端，雄踞文坛正宗地位的一直是抒情诗，数量宏富，涌现出各领风骚的历代诗坛巨子。因此，从开山纲领“诗言志”立说、到陆机《文赋》倡“诗缘情”，后之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直至王国维、人间词话》，数以千计的文论著作，无一不专注在抒情诗的海洋中探宝揽胜，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抒情诗诗学理论。汉族叙事诗创作薄弱，堪称长篇史诗者至今未曾发现。有清一代，文人在这方面的创作虽达到了高峰，《清诗纪事》收录六千余家的作品(当然其中一部分出自少数民族诗人之手)，但篇逾千字者仅二、三十首而已，即使被梁启超誉为“空前之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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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盖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饮冰室诗话》)的黄遵宪所作《锡兰岛卧佛》也只两千余字罢了。汉族民间叙事长诗有所发现，亦数量有限。面对这样的创作实践，诗论家们虽不乏探索之功，且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系统的叙事诗理论却未能形成，故而，当今一般汉族文学理论批评史对此都略而不述。
与我国古代汉族诗歌发展史形成鲜明对照，少数民族叙事诗创作却格外繁荣。现有55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古老的叙事长诗。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举世罕见。据说，仅西北地区的哈萨克族拥有250部，南方傣族多达500部。其中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大史诗，为世界第一流文学佳作，傣族文论家祜巴勐在论及傣族进入用贝叶写作诗歌的时代时说的一段话，可看作是对我国整个少数民族叙事诗发达情况的总结: “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长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卷到诗歌的海洋里去了”14。在这样特殊的文学沃土之上，产生了丰富的叙事诗诗学理论，并构成了独立的系统。这些理论既大量散见于作品本身的诗序、诗尾及单篇文字，也存在于一些民族流传下来的文论专著之中。已经翻译出版的《论傣族诗歌》、《彝族诗文论》、《论彝族诗歌》及《论彝诗体例》等，无疑都是它的代表作。从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文论家们，不仅认识到叙事诗具有诗歌的一般规律，如情感美、词藻美、音律美等等，而且也充分认识到叙事诗创作的特殊规律。对此，本书《诗歌论》一章有所论及。
三、古代少橄民族文论为汉族文论的成长发展提供了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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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傣族诗歌》，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少的养份和推力
在中国古代文论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涌现过许许多多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家、文论家，这种情形有如戴良所描述的元代那样:“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蕃。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宗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15。这些文人，一方面深受汉族文化的浸染，为汉族文学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媒介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汉族文学吸收少数民族文学思想的养份，为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向汉族文论的放送起到了媒介作用。而且这些文人自己的文学思想，就是两种民族文化相互撞击和融合的产物，因而对两种文化都发挥着推动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都不可能在一种完全封闭的体系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它必须把别的体系的精华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养份和动力而不断加以吸收，特别是当它自身的发展陷入僵滞的时候，更需要外来因素的渗透，从而使自身的生命力得以激活。少数民族对汉族文论的发展，就发挥过这样的作用。
清代晚期著名文论家刘熙载在《游艺约言》中说：“文，心学也。”一语道出了汉族古代文论体系的理论核心。“文学是心学”的命题，无疑比异邦人所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更符合古代汉文学创作实际。它充分揭示了抒情文学的本质特征。“诗言志”、“诗缘情”便是构成“文学是心学”的根本美学范畴。故自其出现之后，便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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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鹤年吟稿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