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论都有共同之处，这使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来审视。但各少数民族的文论又自由其特殊性，这又要求我们将它们作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来研究。因而族别文论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三、同一宗教信仰的文论。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或原始宗教的少数民族，在文学观念上的共性与个性，以及这种观念对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影响。
四、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论。前已论及，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存在形态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从体制方面看，以散文为主，亦有专著；就语言载体而论，则有汉语型和民语型两类；按流布方式来分，既有被文字凝固的静态的书面文论，也有在人民口头传播的处于动态中的口头文论。各种形态的生成、演化、特征及相互关系、深层结构等，都应探讨。
五、名篇、名著、名家。在不少民族中都曾涌现出本民族乃至整个中国文论史上颇有影响的的理论家、名著和名篇，对它（他）们做深入细致的剖析与把握，是研究整体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基础。
六、分体理论。具有中国古代文论共性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也是由分体理论构成的，诸如诗歌论，小说论，戏剧论，散文论，神话、传说、故事论等等。尤其是诗歌论，它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路论构成的主体。而诗歌论中，既有抒情诗论，更有叙事诗论和歌谣论。
七、文论发展史。它既指整体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发展史，也包括单一的民族和地区的文论发展史。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与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自有其特殊的演化轨迹和内
在的规律性。周来祥指出，少数民族文论的贡献在两个时期特别突出：“一是远古时期，他们的神话、传说、诗歌中，有对文艺和审美起源的美丽想象，可以启发我们的灵智与思考，进一步去探索艺术起源的奥秘。二是由古代向近代的转折、嬗变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重大理论问题，是由少数民族出身的理论家提出的。”由此可见，对少数民族文论断代史的研究，亦尤为重要。21
八、文学批评方法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总是运用一定的手段和工具，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以及广泛的文学现象的考察，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无论他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在其著作（特别是自成体系或系统性较强的著作）中流露出一定的方法论的意识。对之寻觅与清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这一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当然绝不限于上面所列。而且上面几个领域并非泾渭分明，互不相干，在进行研究时，往往相互交叉。实际上，无论从事哪一个领域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全面观照和总体把握，反过来说，只有在对某一具体研究领域作了充分深入的考察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在较深的层次上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作出总体的把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只是目标的树立。彼岸的到达还需相应的手段与工具，这就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周扬说：“科学史上的无数事例已
22证明，没有先进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就难以取得良好的科研成果。”由
此可见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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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序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关于美学研究的谈话》，见《美学》，1981年第3期。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有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和专门方法。一定的哲学体系是一定方法论的基础。 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第一位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是无可置疑的。
方法问题的核心是理论思维。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3不言而喻，理论思维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任何个人或学科成就大小的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是现代最科学的思维方法。它的根本特点在于对一切事物的考察，都是从其流动与相互关系之中多层次地揭示它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不像古代朴素的辩证法与近代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那样，只对事物做静止的、孤立的和单一的描述。具体地说，辩证思维方法为我们确立了思维的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二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指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或者说，历史的研究与规律的研究统一起来，即在考察历史的自然进程时，要注意揭示其一系列概念、范畴的复杂内涵；在概念、范畴的运动中，如实地描述出客观事物的运动过程。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自然最为切合。同时，也是它本身的一种必然要求。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指科学的研究决不能满足于从具体上升为抽象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使这种抽象的规定进而在思维过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予研究对象清晰、深刻、全面的把握，达到对事物特殊本质的认识。这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关键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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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择一个最佳的逻辑起点，如同马克思将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那样，然后进行具体剖析，从而发现到达终点的各个中介以及这些环节内在运动的过程和规律。研究一个文论家，或一个民族的文论史，或整个少数民族文论史，无论是还原其历史面貌，抑或建构自己的研究体系，都离不开对逻辑起点的把握与每个中介环节的审视。否则，就会流于一般化。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同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己用。若一旦出现分离甚至排斥，不是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便为教条主义所束缚。这是应该注意到的。
从根本上说，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和角度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具体研究对象，选择怎样的研究角度，便会召唤出相应的研究方法。因而研究方法是丰富多样的，研究者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和自由。但是我们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前提下，还要坚持这样的三个原则。
首先，充分继承传统的方法。比如，中国古代文论（包括少数民族文论）中蕴含的并为前辈学者所运用的“论”（文学理论）、“评”（文学批评）、“史”（文学史），“考”（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就千万不能丢弃。这不单因这种方法本身就是紧密地与内容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永恒存在；同时用这种方法进行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仍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重点工程之一。我国拥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到目前为止，仅有部分民族的数量很少的文论资料出版，这意味着大量的民族文论遗产至今还处于沉睡状态，有待人去发现、挖掘与整理。在这一过程中，考据与注释尤为重要。不
仅新发现的资料需要辨析与诠释，就是那些已有的诠注，也还有个再认识，再推敲，使之由粗疏走向精确的问题。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建设，将永远制约着整个研究水平的提高。正如周扬所说：“如果不能全面地搜集和掌握一些相应的有关资料，不在资料上下一番苦功夫，甚至单凭坐在家里冥思苦想，那是决不会得出什么有科学价值的成果的。”24
其次，要从学科实际出发选择与运用相应的方法。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形态与受多种文化影响的文论集合体。这就决定了比较方法的运用最为适宜。这里所说的比较方法是指从比较诗学的高度去把握。比较诗学是跨越国界、民族、语种和学科的文论研究，用之于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至少可以在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的比较。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虽然在中国文化的整体背景上相一致，而且彼此渗透交融，但各自具体的文化传统与艺术实践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决定了两类文论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经过比较就可以异中求同，同中辨异，从而准确地平定少数民族文论的独特价值以及在中华民族文论整体中的位置。其二，各少数民族文论之间的比较。由于产生各少数民族文论的文化土壤不同，因而它们各有其独立运行的轨道。它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互有长短。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对此有深入的理解。其三，少数民族文论与外国文论的比较。中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它们与外国有着更直接、更频繁的交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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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学研究的谈话》，见《美学》1981年第3期。
就导致了文化的相互渗透。这已被大量的资料所证明。例如，维吾尔族主要生活在新疆，而“我国新疆是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汇流之地。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以及其他一些宗教，都在这里碰了头，交光互影，互相影响。”25维吾尔族的文化瑰宝《福乐智慧》中，在以伊斯兰美学为主体时，杂有儒家美学、波斯美学乃至印度佛教美学的印痕。对这些的比较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最后，努力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与方法，防止单打一。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是一个开放型的，比汉族文论更为复杂的体系，堪称一门边缘学科。它除了与同类学科唇齿相依，亦与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方志学、人类文化学、国际关系学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一个研究者没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吸收多种研究方法以交互使用，其研究必难深入下去。当然，这是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但我们应该知难而进，勇于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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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2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