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高校层面对于高等教育学科和研究的不良观念
主要是高校没能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的“有用性”。高等教育学是应用软学科，其价值发挥往往具有延后性和内隐性，无法像应用技术类学科那样，较短时间就能产生明显效益；也无法像自然学科那样，以重大科学成果为高校自身带来巨大声誉和资金支持。而在当下功利化、思维短视的浮躁氛围中，很多高校所热衷的都是能快速出成果、快速产生效益的学科，热衷于在各种排名中快速提升名次，高等教育学显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这些诉求，反而会被认为是占用资源。同时，在目前的大学管理层面，还是经验决策、经验管理为主，管理者并不积极问计问策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只是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矮化为一个写规划的、为科学决策装点门面的小机构。
4.教育学界的保守观念阻力
主要是来自集中了大部分教育科学研究力量的师范类大学，他们有着以研究普通教育学和心理学为重的优势和传统，这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看法，形成了一种阻碍高等教育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保守力量，这种观念阻碍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学的发展。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学科，不过这并没有阻碍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创立发展。当前高等教育学学人希望高等教育学升为与教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的诉求，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想象和接受的。与以高等教育学为支点发展起来的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不同，大部分师范类高校的教育学学人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并没有多少学科情感与学科责任，更不会认识到高等教育学有什么危机，就是有危机也并不会造成他们的整体性危机。在他们看来，高等教育学不过是教育学一级体系中的一个普通分支，高等教育学升为一级学科反而会影响原有的结构、损害整体发展。
（三）高等教育学自身存在诸多问题
由外部制度政策调整引发的高等教育学的“生
三、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突破发展之路
（一）促进高等教育学升为一级学科，解放“学科生产力”
在学科制度框架上，高等教育学还处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之下，但却与一般教育学有本质不同，因而随着高等教育学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现有的制度框架就越来越束缚了高等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学科制度政策调整之后，引发了“生存性危机”。套用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说，高等教育学目前所依的“学科关系”明显束缚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生产力”，上策无疑是调整“学科关系”，而不是让高等教育学“削足适履”。而升入一级学科，便是调整和改善这个“学科关系”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解放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生产力”，破解建制的“生存性危机”和内在的“发展性危机”。
从目前情况看，升格一级学科成功的学科都从原来的“学科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新闻传播学学科曾是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语言学、语言文字学等十几个二级学科并列，1997年升为一级学科，取得了蓬勃发展。世界史学科经历“一降一升”，曾经是一级学科，在1997年的目录调整降为二级学科后，学科发展受到了重创；2011年，又升为一级学科，发展空间得到了解放，取得了大发展。公安学经过多年努力于2011年升级为一级学科，进入快速发展期。人类学和民族学曾都是升入一级学科呼声很高的学科，但前者未能成功，后者成功升级，发展势头明显不同。此外，还有一些直接增设一级学科的情况。2005年，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主要是出于社会需求逻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大有助益。2018年，学科目录微调，其中一个更新就是工科门类下面直接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2015年实行），旨在促进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加快网络空间安全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一两年就批准了几十个博士学位点。相较而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性、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作用，绝不亚于网络空间安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高等教育学完全有资格成为一级学科。在这个问题上，高等教育学学人要形成合力，要有学科责任意识、学术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学存性危机”是对高等教育学自身最大的警示，使我们必须认真反思高等教育学自身内在的问题。若不是制度政策的调整，高等教育学很有可能还在二级学科的“温水”里“乐享其成”。高等教育学自身内在的问题，也即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无疑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
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着“双向难题”。
一方面是“下不去”问题，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研究成果应用性不强，“走马观花”式的研究多，“下马观花”式的研究少，高等教育研究水平总体上跟不上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单一内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客观原因是：在高等教育权力结构中，国家权力处于绝对强势地位，高校的自主权还不够，导致高等教育研究总是碰到一个“天花板”，很多事情只需或者只能是按照政策规定“奉命行事”，高等教育学者的话语权很弱，可发挥的空间也很有限。这种情况下，高校领导层往往会觉得高等教育研究的必要性不大，问计问策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意愿也不强，可以说理论脱离实践和实践脱离理论是并存的。只有高校自主权多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研究才能真正地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是“上不去”问题，过于追求研究的应用性，“短平快”的、追逐热点的、阐发政策的研究多，对具有上层统领作用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有待提升。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研究相比，严重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失语”状态。有学者对“十三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中的“高等教育类立项课题”进行了统计分析，“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相关立项课题数目极少，仅占4.3%。这其中，高等教育史类占66.7%，高等教育思想占4.8%，元高等教育研究9.5%，其他占19%［4］。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强弱是高等教育学“有用性”的首要标识，也是高等教育学确立学科地位的重要内在支撑，即所谓“有为才能有位”，但追求“有为”不是一味地求即时之用，一味地问题导向。高等教育学学科必须要有高水平的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往往涉及的是本质问题、价值问题和方向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把握与解决对于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基础性、全局性的影响；同时，高水平的基础理论研究既是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保证，也能促进高等教育应用性研究水平的提升。学科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