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每月8元贷金（有贷无还）维持，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后期物价上涨。为了贴补生活所需，多数同学都有兼差。有的在中学兼课，当时没有资格审查等手续，人与人之间似乎相当信赖，没人怀疑你是冒充联大学生，只要教得好就受欢迎。”①
据西南联大机械系1945级学生傅乐炘回忆：“为解决学习和生活的费用，多数同学都半工半读，自力更生。职业是五花八门，有人在南屏街开小店，有人做‘玉米花’出卖，有人当副驾驶员跑印度，更多的人是当教师。笔者即曾任2年家庭教员和1年中学专任教师。做教师是很辛苦的，自己要上课，还要教课，自己要做习题，写报告和论文，还要给学生留习题，改作业；选课要费脑筋，必修课不能不选，中学教的课更不能‘刷’（缺了要补），每天往返奔波于城乡之间，夜晚12时后睡觉是经常的。”②当兼职教师既费时又劳累。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公民训育学系学生李广深，在联大附中初创时，即去附中学生辅导员，后来其又去“校外云瑞中学兼课”，挣点报酬，以解决“经济困难问题”。③联大师范学院数理化专修科学生夏雨，“为了筹集今后的学习费用”，也“经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孙起孟先生介绍，到盐丰中学去教书”。④
总而言之，联大学生外出兼课十分普遍，为弥补基本生活的不足，“昆明市的公私立中学几乎都有联大师生去兼课”的。⑤。
（三）卖报
“卖报”也是重要的“兼差”，据联大学生王俊鹏回忆，他就卖过“民主同盟的《民主周刊》和《时代评论》，用卖报的微薄收入接济一下穷困的生活”。联大学生胡益也靠卖报“来维持自己学费”，饱偿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⑥
除此之外，联大学生外出“兼差”，还有当售货员的，当译员，当邮务员，搞报刊校对的，参加昆明蔬菜园艺场开荒种地的等等，凡能挣钱处，几乎就有西南联大学生的身影。正如联大学生所言：“联大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困难固不用说，来自大后方的也不个个都是富家子弟。在物价飞涨的大后方，为了维持学业不致中断，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到外面找活干的人很多。”⑦
另据联大学生朱光亚后来回忆：“当时国破家亡，许多学生来自沦陷区和战区，经济来源困难或断绝，只能靠很有限的救济金、贷金度日。不少学生到校外兼差：做家庭教师，当售货员，当译员，搞校对等等，只要能补贴度日，他们有事就做。”⑧学生只有靠“兼差”来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当然，西南联大学生为了自救，除了兼差，甚至也有西南联大学生“跑仰光做生意的”，⑨也有“从侨居地港、澳或南洋回国的学生”，其“比较有‘货殖’头脑”，则在昆明开起了一间“小
⑩
吃店”，虽说“服务重于赚钱”，但已能挣钱满足日常生活开支。 这也可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兼差”了
①②
姚秀彦：《永远怀念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傅乐炘：《西南联大机械系1945级“炔社”杂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1-522页。 ③
李广深：《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里》，《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④
夏雨：《忆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1页。 ⑤
车铭等：《战争烽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⑥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4页。 ⑦
王俊鹏：《别梦依稀话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 ⑧
朱光亚《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⑨
程法伋：《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活动情况》，《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九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⑩
姚秀彦：《永远怀念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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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南联大学生“兼差”之意义
在抗战之特殊时期，联大学生为经济所逼，不得不走上社会“兼差”挣钱自救。正如联大学生所言，“兼差”确实耗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对学业应不无影响，但联大学生的兼差自救，却使他们的学业最终得以完成，并练就了一套谋生本领，认识到了生活的艰难，对社会的认识也更为深刻。
（一）顺利完成学业
联大贫困学生为了能使其学业得以顺利完成，不得不采取自救的方式，外出“兼差”以获得部分生活和学习费用。尤其在抗战后期，许多西南联大贫困学生，在尽量不耽误上课学习的前提下，外出找一些兼职工作，如当家庭教师、当中学兼职教师、卖报等，十分艰难地度过西南联大几年的大学生活，完成了学业。
据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公民训育学系1939级学生李广深回忆，他“为了添置最起码的生活和学习用品”，“不得不靠课外有酬劳动维持”。他在西南联大五年学习期间，经常外出 “兼差”，据他所言：“当时联大新校舍东边城墙外是一片荒坟，昆明蔬菜园艺场要将它用来种庄稼，开荒种地的劳动力便是来自联大的穷学生。我几乎每天都要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这项劳动，力争多挖地多得酬金。”此外，李广深还为师范学院“拓土基”，获得师范学校的经济补助，又在师院图书馆做管理员工作，还在联大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处整理国内外报纸，在联大附中当兼职学生辅导员，在校外云瑞中学兼课，如其所言：“在西南联大，像我这样因经济困难而不得不边读书边劳动的学生很多。”①
李广深就是靠如此“兼差”，完成了学业，于1944年顺利毕业。 西南联大的许多学生，就是靠这种兼差而完成学业的。 （二）练就谋生本领
虽然西南联大学生因经济困难所逼，不得不外出“兼差”，而耽误了时间，影响其学习，但离开大学象牙塔，早早地在社会上谋生，却使学生更直接而深刻体味到生活的艰难，确实也练就了一套谋生本领，使联大学生在毕业后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西南联大学生后来一大批的成为国家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与早期西南联大学生外出“兼差”所练就的谋生本领，也许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联大学生胡益就靠卖报维持自己学费，他知道怎样去引起人的注意而来卖他的报纸：“你可以在报上找出那最惹人心动的词句，别人听你一叫，就像晴空里一个劈雷，非买一份不可。”他也知道在电影院门口卖报“生意最好”，胡益确实练就了卖报的一套本领，艰难度过了几年的联大学生生活。②
（三）增长社会见识
西南联大八年，学生外出“兼差”，确实也拓展学生的视野，获得对社会较为深刻的认识，为学生以后走向社会有所帮助，使其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据《联大八年》所言，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联大学生“兼差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一方面，兼差确实耗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而另一方面，却可以使他们进一步地去体验生活，了解社会，把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与实际情形配合，何尝又不是一个莫大的好处”。③“兼差”可以“体验生活，了解社会”，确实能够增长社会见识。联大学生刘离也认为“兼差除支割你宝贵的时间外，也有一个好处——可以增加你的生活经验，使你看到你周围是怎样的一个社会”。④联大学生的“兼差”，获 ①
李广深：《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里》，《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②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5页。 ③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1页。 ④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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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活体验，对社会的认识也更为深刻。
总而言之，西南联大学生因经济所迫，在社会上兼职谋生，对学习的影响自然不必否定，但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应得到正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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