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跳舞场面；第三幅是男的为女的提皮包，背大衣；第四幅是“不能不以身相报”，双双走进旅馆；第五幅是女者抱着大肚皮痛苦；第六幅是一个老教授谆谆告诫：“这种事情只有你们女人才有责任。”由于女生没有回应，竟有人在女生宿舍贴出“联大女生无耻”的字条。好在女生并不以此当一回事，没有酿成大的风波。①
第二次风波则是在某新年期间出刊的一期《热风》壁报，该期壁报上画了一对门神，“是两个光屁股的大胖小子，一个抱了尾龙睛鱼，一个抱了锭金元宝；一个是脑满肠肥的孔祥熙，一个是皇亲国舅的宋子文”，并配有一幅春联，遣词刻薄。因此联大训导长一怒之下，亲自把壁报木牌摘下，扔进了垃圾堆中。这也就宣告了《热风》壁报的终结。②
（三）西南联大对学生刊物的管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西南联大学生成立社团，创办刊物，联大校方对这些学生刊物给予适当的管理应也是必要的。
针对联大学生创办壁报的热潮，据1944年5月13日西南联大第874号布告，其中有西南联大制定的《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该办法共5条，从宏观上规范联大学生壁报。据其所言：“1、凡学生组办壁报应先由其负责人向训导处申请登记并于每期报端将各该报负责人列注。2、各壁报文字撰述人应将姓名书于每篇首行，不得用笔名。倘有用社团名义者必须由该社团负责人署名方得揭载。3、壁报所登稿件如有措辞失当或违反校规者，除令该报停刊外，其负责人及本文撰述人应各予惩处。4、本大学学生壁报应以同学间互相观摩作学术上之研究及练习负责发表言论为原则，校外人士来稿概不得揭载。5、各壁报应由负责人请定本校教授为各该报导师。”此办法具体规定了学生壁报应遵守的规则，对于违反上述要求者，予以停刊等必要的处罚。
如前所述，根据《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中“各壁报应由负责人请定校教授为各该报导师”，《冬青》壁报则明确聘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联大教师为导师。由于联大“学生办壁报要在训导处登记，需要找一个教职员做保证人”，《热风》创办人马杏垣则请联大教授吴晓铃作保证人；《热风》壁报，就因为用漫画讽刺了孔祥熙和宋子文，即被联大校方勒令停刊。
第三节 西南联大的学生救济
一、战时西南联大学生救济之必要性分析
（一）西南联大学生的贫困状况
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渡西迁，最后勉强落脚昆明。辗转而至昆明的三校学生，一路颠沛流离，征途漫漫数千里，旅途用费繁多。至昆后，大部分学生已陷于贫困之中。西南联大学生马曜先生回忆，当时联大学生普遍比较贫穷，“同学们每天两顿糙米饭，营养不良，穿着一般也很差”。③另一联大学生姚秀彦回忆，联大八年，学生生活“衣食住行方面，极其简陋”，显示了联大学生都较为贫穷，正如其所言，“吃的是糙米和无油无肉的菜”，米饭中掺有多种杂质，联大学生戏称为“八宝饭”，鞋底通了，则称为“脚踏实地”，鞋子前后有破洞，则称为“空前绝后”。④ ①
《群社》，见《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8页。 ②
吴晓铃：《〈热风〉壁报上的漫画风波》，《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6-448页。 ③
马曜：《珍视西南联合大学留给云南的遗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页。 ④
姚秀彦：《永远怀念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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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南联大1938年9月预算统计，其注册学生约2000人，据估计其中有一半即1000人左右需请求救济。其中教育部拨来专项学生救济金，只敷救济320人，其余680人，尚待学校想办法救济中。①此种估计，虽与实际情况可能有些出入，但已基本反映西南联大学生所需救济的具体情况。另据1942年时人的记录，认为“全校学生二千八百余人，持贷金及补助金生活者，达十分之七八”。②此一数据，此处不必过分计较其精确与否，但至少说明联大学生贫困状况的严重性；此一数据，也许对联大学生贫困程度有所夸大，但至少可与前一数据所言一半左右的贫困学生之数据相互对照，说明了随战时的延长联大学生贫困程度进一步加重。
（二）西南联大学生贫困原因分析
战火骤然兴起，北大、清华、南开莘莘学子面对国破家亡之惨状，以读书为报国之心愿充溢胸间。三校学生随校辗转迁移，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最终才稍定于昆明，虽能暂时远离了战火，但已去乡万里。那些家乡已处于沦陷区或战区的学生，因战火的阻隔而与家乡父母音讯难通，邮寄学费、生活费至昆，已十分困难，唯有政府及学校之救济，否则已难以继续其学业。据朱光亚先生回忆，西南联大“这几千名学生，少数为当地人，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当时国破家亡，许多学生来自沦陷区和战区，经济来源困难或断绝，只能靠很有限的救济金、贷金度日。”③由于远离家乡费用中断而致贫困，这段回忆更真实反映了西南联大学生的贫困原因。
战争兴起，社会动荡，虽有其家乡未处于沦陷区及战区之学生，也有素来家庭贫寒之学生。此类学生，即使不是战时，亦需国家、社会、学校予以必要救济。如联大学生木水公，家庭贫寒，在考入西南联大前，全家就是靠他“在邮局挣得的来养活”；考进西南联大之后，没有学校的救济，该学生靠家庭提供学生费用，那是不切实际的。④
另外，联大已入学学生，因“患急性病症经校医诊断，急需入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而该生确系贫寒者”，亦需学校给予适当救济。⑤1938年，第85次西南联大常委会明确通过《对于贫寒学生患急性或长期病症者补助或货与办法》，说明学校在战时已承担了患病之贫寒学生给予医疗救助的责任。⑥
抗日战争进入1940年代，随着战事的延长，整个国家物力人力的消耗趋向极点，物资益形匮乏，再加之日本侵略者对华的严密封锁，国际物资补给来源日益困难，物资短缺更是雪上加霜。抗战大后方的物价由此迅速上涨。抗战之初，全国物价基本平稳，全国趸售物价指数以1937年上半年计算为100，以此作为基期物价指数，那么1938年10月为144，相对而言涨幅并不大。时至1939年，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至年底全国物价总指数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3倍。然而时至1940年，物价飞涨，至年底成渝两地粮食价格与基期物价指数相比，涨幅达5倍，其他商品价格随同
⑦
粮价攀升，比基期物价指数上涨达7倍，“到1943年12月，物价总指数已增至22304，比基期上
⑧
涨了222倍”。至1943年，物价上涨已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确实，1940年代的高昂物价一直是民国时期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据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杨西孟所言：“回视抗战中高度通货膨胀下的昆明生活，恐怕大家都会感觉有如噩梦一场。”⑨其对西南联大学生而言更是一种痛苦的记忆。1940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飞涨，对于经济条件较好之学生生活已增加了困难，更何况贫寒之学生。贫寒学生面对物价上涨，经济上本已困难的状况更是雪 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理学生救济金经过情形及本年度上学期救济金预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 ③
朱光亚《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3页。 ⑤
《对于贫寒学生患急性或长期病症者补助或贷与办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⑦
基期即指1937年1月至6月，以此期间物价指数为100。 ⑧
参阅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⑨
冯至：《昆明往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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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霜，生活益形艰难。据联大学生回忆：“同学的伙食在民国二十七年时每月只要七元还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时还可以吃鸡吃鱼；到三十年时已涨到每月二百元，以后生活费用更跳跃式的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伙食费涨到一千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三十五年一万元，
①
还是终月尝不到肉味。”如此具体而又实在的描述，说明物价上涨对学生的生活影响之大。据1939年10月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文所示，由于物价上涨，学生“欲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已不可能”，一些“同学每餐只能吃一碗饭，终日枵腹难耐”。②1944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文言学生困难之情状：“物价高涨百物腾贵；生等又家乡沦陷，接济无门，是以身心苦痛无日可灭。”③
处于战时之特殊情形下的国民政府及西南联大本校，面对因各种原因而致贫困的学生，必须采取措施展开救济。否则，此类贫困学生已难以继续学业，正如西南联大自治会所言“长此以还，非[独]青年前途受戕，即教育百年大计，恐亦未能乐观也”。④战时贫困学生需要救济已成政府、学校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二、西南联大学生救济之经费来源与资金筹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民政府、国际慈善组织及学校，没有一定经费准备，就无法对西南联大贫困学生展开救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特别是学校对学生救济经费问题予以积极支持，多方筹集救济经费，力图使贫困学生能够及时获得救济，继续其学业。现就西南联大学生救济之经费来源与救济资金筹集等问题，试以史实重建与分析。
（一）联大本校的经费支持
首先认识到战时学生贫困现象的是西南联大校方。1937年，三校南渡至长沙联合组设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时，就发现许多来自战区或沦陷区的学生，因战乱而一时中断与家乡父母的联系，学费与生活费无着落而陷入贫困中。因此，同年10月19日，长沙临大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就“困苦学生应如何救济案”进行讨论，经议决：“由学校在本学期经常费项下节省五千元作为贷金以资救济。”⑤其中4852元即在当年贷予贫困学生。据1938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经费预算，其中学生补助费即为15000元；由于三校西迁昆明后，学生人数由长沙临大的一千人左右增至二千多人，贫困人数相应增加，据1938年7至12月的岁出概算书记载，六个月的学生补助费即为36000元。
（二）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
1938年西南联大初立昆明，经费开支巨大，又由于西南联大贫困学生人数过多，学校已无力承担全部贫困学生的救济，于1938年9月商请教育部财政支持，由教育部“汇来18000元，系作为全年救济金”。⑥1939年6月17日，西南联大又呈请教育部，称昆明物价日增，学生及学校费用加巨，呈请拨增经费3万元。7月10日，联大得教育部令，“姑准在二十八年高等教育救济费贷金项下汇拨3万元”，以救济贫寒学生。⑦ ①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9页。 ②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请迅速解决同学生活困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9页。 ③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呼吁拨给救济金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0页。 ④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呼吁拨给救济金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0页。 ⑤
《长沙临大关于设立贷金办法救济困苦学生的布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09页。 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理学生救济金经过情形及本年度上学期救济金预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⑦
《教育部关于增拨经费给西南联大的指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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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以后，昆明受日机空袭十分频繁，其中11月1日西南联大被炸，“受害最烈者为师范学院，计中数十弹，房屋全毁”，“师范学院学生百余人之衣物书籍荡然无存”。西南联大函请云南省教育厅获准，由该教育厅“派员慰问并备特别救济金新币2300元持送师范学院”。①
（三）国际慈善组织的缓助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流落到抗战大后方的贫困学生，自然也引起了国际慈善组织的关注，其中总部设于伦敦的国际学生服务社（也称国际学生服务团），决定筹款救济中国大学生。1937年9月，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即给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信函，信中就建立中国学生救济组织一事与梅贻琦协商，认为建立中国学生救济组织，使中国具有能直接与国际学生服务社进行联系的机构，可及时获得该国际组织对贫困学生的救济专款，并提请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刘湛恩等人担任中国学生救济组织的“发起董事”。
三校迁昆联合组设西南联大后，即设立中国战区学生救济委员会昆明委员会，针对大量贫困学生，即向世界学生服务社救济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申请救济。1938年9月，西南联大共获得世界学生服务社的学生救济专款共计9548元。②
其后，世界学生服务社多次拨出专款救济西南联大贫苦学生，使受救济的学生得以继续其学业。
1945年春季，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全体师生举行募捐运动，将所捐之款项通过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在西南联大以设立奖学金的形式，资助贫困学生从事学术研究，其中规定申请该奖学金的条件之一就是“确有经济上之困难者”，说明该奖学金的设立具有明显的救济贫困学生之目的。该款项1945年为“国币陆万元”，共有七名同学获得。③
各种救济经费的到位，有利于西南联大学生救济措施的实施，使贫困学生及时获得救济资助，最终能完成其学业。
三、西南联大的学生救济方式
西南联大，面对如此多的需要救济的学生，多方筹集救济资金，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救济贫穷学生，不致使其失学。
其实，早在三校流落到长沙，联合组设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时，针对贫穷学生，即已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救济。1937年10月19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就“困苦学生应如何救济案”，经议决：“由学校在本学期经常费项下节省五千元作为贷金以资救济。”④决议通过不久，即组织贷金委员会，制定贷金办法。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救济问题益形突出。究其西南联大学生救济方式，有如下数端。
（一）缓交学费
北大、清华、南开三高校南渡至长沙，联合组设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学生从1937年9月25日开始陆续报到，规定学生应缴学费为十元。三校学生几经辗转而至长沙，但学生沿途路费、旅途住宿和伙食费等开支较大，特别是家在战区或沦陷区的学生，一时与家乡难有联系，由家中父母迅速邮寄费用已十分困难，因此部分学生顿时陷于经济困难之中。针对这种情况，1937年10月1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就“战事区域学生学费可否予以缓交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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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关于空袭被灾函西南联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理学生救济金经过情形及本年度上学期救济金预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③
《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办理华盛顿大学奖学金通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1-622页。 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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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讨论，经议决，规定“凡属东北四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上海等处之学生，得准缓缴学费”。①这一规定，使来自战区的三校学生能顺利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学习，不致中断学业。
（二）发放救济金
西南联大西迁昆明之后，贫寒学生居多，据记载有近一半学生十分贫困，需要救济。其中，来自战区或沦陷区的学生，路途遥远，音讯难通，部分学生已难以获得家乡父母的学费资助，没有政府和学校的救济，学业难以为继，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针对此种状况，西南联大为学生的经济救济问题四处奔走呼号，筹集资金，及时发放一部分救济金，以解千里迢迢来到昆明的莘莘学子燃眉之急，尽量使学生能够继续其学业。
据前引所述，1938年上半年，联大注册学生998名，其中近一半学生急需救济。如此情形，西南联大校方积极筹划，商请世界学生服务社救济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给予贫困学生以适当救济。后经该委员会同意，给予西南联大来自战区或沦陷区的学生320名的救济名额。随后西南联大成立战区学生救济委员会，制订领取救济金办法，给来自战区或沦陷区联大学生341名发放了救济金。据联大致世界学生服务社救济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昆明委员会的公函所言：“本校应得救济名额原定三百廿名。嗣查战区学生须待救济者人数较多，乃临时变通，将月费酌予减少，一律定为七元，名额稍为扩充至三百四十一名。”②因不见有该委员会回复函，但从联大341名学生发放了救济金之结果推断，世界学生服务社救济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昆明委员会对此变通办法应无异议。西南联大如此变通，尽量扩大了救济面，使更多的贫困学生获得了救济金。
1938年下半年，注册学生约2000人，据估计有半数学生需要救济。此时，国民政府也开始关注战时高校学生的救济问题，其中教育部为学生的救济事，拨来专款18000元，“系作为全年救济金”，因此1938年下半年半年时间“仅能以9000元应用”于救济学生，如“仍以每名每月七元，发给十一、十二、一、二四月计，只敷320人之救济”。因此，“其余680人，共需19040元，其款拟请世界学生服务社救济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拨付”。虽不见该委员会拨付的记载，但也不再见有关于其680名学生救济之讨论的记载，此680名学生的救济款，大概是由世界学生服务社救济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拨付了的。③
（三）发放贷金
其实，早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即采取措施救济贫寒学生。据1937年10月19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议决：“为救济困苦学生起见，由学校在本学期经常费项下节省五千元，作为贷金，以资救济”，并成立以朱自清、杨武之、陈序经为委员的贷金委员会，筹划贷金事宜。该年10月23日公布《长沙临时大学廿六年度上学期学生贷金办法》，其中贷金额数分为甲、乙、丙三种，学生请求贷金者条件是：“1、本校正式生，2、确系困苦需要救济者。”12月7日公布准予贷金学生名单，甲种三十名，乙种九十三名，丙种一百三十八名，共计261人；贷金额数甲种二十五元，乙种二十元，丙种十五元。④
联大西迁昆明后，如前所述，1938年上半年共有341人获得了世界学生服务社救济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提供的救济金，而余下所需救济者，则由联大校方给予贷金救济。经审核，共有159人获得贷金，共计4852元由联大校方由经费节余中支付。
西南联大八年，大部分学生即靠此贷金度日，以继续其学业。然而，虽然号称“贷金”，但据西南联大学生回忆，此种“贷金”往往“有贷无还”，其实质已相当于救济金。⑤在此抗战之特别时期，大部分学生已远离家乡，音讯难通，物价的飞涨，使西南联大学生也无力偿还此等“贷金”， ①②
《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3页。 ③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理学生救济金经过情形及本年度上学期救济金预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④
《长沙临大公布准予贷金学生名单的布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0页。 ⑤
姚秀彦：《永远怀念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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