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借无还自然就在情理了。
（四）补助或贷予医疗费
对于本已贫困的学生，如偶有风寒等疾病者，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对此难以负担医疗费用的患病学生，西南联大也承担起医疗救助的责任。
1938年8月20日，西南联大召开第85次常委会，其中通过《对于贫寒学生患急性或长期病症者补助或贷与办法》。对于急性病，其办法明确规定：“学生患急性病症经校医诊断，急需入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而该生确系贫寒者，得向学校请求补助或贷与医疗或手术费。”对于慢性病，则规定：“学生疾病，经校医诊断，认为须长期休养，必须住入医院或其他疗养处所，而该生确系贫寒者，得向学校请求补助或贷与疗养费。”也就是说，对于患急性或长期慢性病症的贫寒学生，采取医疗补助和贷予医疗费用两种办法给予救济。同时，对于如何施行这两种医疗救济办法，则明确规定，“确属贫寒，经师长证确者”，可请求补助；“其或因汇兑不通，暂时资用告乏者”，只能请求“贷与”医疗费用。①
由于“西南联大甫经建立，学校医药设备太缺，学生因需有住院而请求补助者已不乏人”，在1938年9月的西南联大学期救济金预算中，又“拟请世界学生服务社救济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再拨付2000元作为学生医药津贴”。②虽然该委员会是否拨付此款项，不见有此下文，但亦体现了西南联大为救济患病学生各方筹集救济金所做的努力。
四、联大学生经济救济之实际效果分析
针对贫寒及患病学生的救济，其效果虽不见具体数据予以明文直接评价，但从联大八年各学生的有关回忆，似可推断。
据联大学生回忆：“同学的伙食在民国二十七年时每月只要七元还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时还可以吃鸡吃鱼。”③联大在民国二十七年给贫寒学生每月七元的救济金或贷金，已足够其每月的生活。如1937年下半年注册学生共998人，其间发给救济金和贷金者共500人，即一半以上的学生获得了救济。④另据1942年12月2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所言：“本校学生大多数来自战区，生活至为艰苦。全校二千八百余人，持贷金及补助金生活者，达十分之七八。”⑤
此既反映了联大学生贫困人数之多，又体现了西南联大对贫寒学生的救济面之大，说明联大在抗战的最初几年对学生的经济救济具有较为突出的效果，此应不难理解了。
抗战进入四十年代，大后方物价开始节节上涨。如前所述，据联大学生回忆，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每月只要七元钱，就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还可以打牙祭吃鸡吃鱼，但“到三十年时已涨到每月二百元，以后生活费用更跳跃式的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伙食费涨到一千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三十五年一万元，还是终月尝不到肉味”。⑥学生生活因物价加速度增长而影响尤深，贫寒学生活甚为艰苦。据1939年10月31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呈文所言：“同学财力有限，过去所发救济金，贷金仅每月七元，为数甚微。今同学欲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已不可能，请 ①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理学生救济金经过情形及本年度上学期救济金预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③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9页。 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理学生救济金经过情形及本年度上学期救济金预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 ⑤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 ⑥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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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校即日拨款津贴，并速乞教育部早日拨款救济。”①由此可见联大学生生活所受物价上涨影响甚大。至于“拨款救济”的请求，不见有学校及教育部的回复，或有所拨款，或不见拨款，反正学生生活日益面临困境。
时至1944年，联大自治会再次呈文学校常委会，“呈请准予拨给救济金卅万元”，以救济生活已陷于困境之学生。据其呈文所言：“以物价高涨百物贵腾，生等又家乡沦陷，接济无门，是以身心苦痛无日或灭。”②片言支语，已显示这几年学生度日之艰难。那么，1940年以后，联大学生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虽然，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学生生活更为困难，救济学生的呼声日甚一日，但此时西南联大救济本校教师已属力不从心，救济学生应已十分困难了。
据1941年1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对于叙永分校呈文函请增加生活津贴一节的复函中所言：“值此百物昂贵之际，同人月入有限，生活之艰苦，不言可喻。惟月余以来，昆市物价继续增涨，有甚于叙永者，此间同人最近亦有同样之请求。”联大校方有鉴于此，已“由校设法筹款，垫发同人暨家属二十九年全年米贴，依米价八十元计算，每月每人计六元三角，分校自当同样办理。自三十年一月起，当逐月调查米价，依市价增减；倘叙永方面米价较昆市为贵，米贴亦可较在昆同人为增，最近又将薪额在一百二十五元以下同人薪给调整（详细办法另函）。凡此种种，皆冀同人得以稍纾艰困，渡此难关。”因此，“分校低薪同人所请月加津贴六十元一节，固因校费支绌，不易照办，且一时局部举办，亦虑有其他困难。”③物价节节上涨之时，联大教师也面临生活困难之问题，联大校方对教师的救济也因经费问题而十分谨慎了。同年11月25日，54名联名提议召开教授大会共同解决教师生计问题。其提议所言：“年来物价日增，维持生活日感艰难，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生活程度较战前已增加二十余倍。”④其言所示，西南联大本校教师已陷入生活困境，西南联大校方救济本校教师已难有作为，更何况几千学生。
此时，学生为了生存下去，继续其学业，兼职自救已成为其唯一的选择。据联大学生所言，联大学生“慢说剃头洗衣成问题，即按月伙食的一点点贴补，也得他们走投无路”。因此，“以谋解决之道，而兼差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联大同学在外面兼差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二分之一以上”，⑤当时联大的学生，“除少数云南本地人外，大部分家有沦陷区，依靠政府每月8元贷金（有贷无还）维持，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后期物价上涨。为了贴补生活所需，多数同学都有兼差。有的在中学兼课，当时没有资格审查等手续，人与人之间似乎相当信赖，没人怀疑你是冒充联大学生，只要教得好就受欢迎。有的替报纸杂志写稿，既能灌溉读者心灵，又可增加自己收入。”⑥此外，“卖报”也是重要的“兼差”，据联大学生王俊鹏回忆，他就卖过“民主同盟的《民主周刊》和《时代评论》，用卖报的微薄收入接济一下穷困的生活”，正如其所言：“联大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困难固不用说，来自大后方的也不个个都是富家子弟。在物价飞涨的大后方，为了维持学业不致中断，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到外面找活干的人很多。”⑦另据联大学生朱光亚后来回忆：“当时国破家亡，许多学生来自沦陷区和战区，经济来源困难或断绝，只能靠很有限的救济金、贷金度日。不少学生到校外兼差：做家庭教师，当售货员，当译员，搞校对等等，
①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请迅速解决同学生活困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9页。 ②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呼吁拨给救济金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0页。 ③
《西南联大常委会复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9页。 ④
《蔡维藩等54人提议召开教授大会共商解决生计办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3页。 ⑤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1页。 ⑥
姚秀彦：《永远怀念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⑦
王俊鹏：《别梦依稀话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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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补贴度日，他们有事就做。”①学生只有靠兼差来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甚至有西南联大学生回忆，由于经济不稳定，学生“在社会上兼差多，甚至有跑仰光做生意的”，②也有“从侨居地港、澳或南洋回国的学生，比较有‘货殖’头脑，开一间小吃店”，虽说“服务重于赚钱”，但已能挣钱满足日常生活开支。③
综上所述，抗战前期因物价比较平稳，西南联大及政府对学生的救济，应较有效果；但抗战进入1940年代以后，物价呈加速度上涨，西南联大及政府对学生的经济救济已无实质性的效果，大部分经济困难的学生只有兼职自救，继续其学业。
第四节 西南联大学生的“兼差”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西南联大的学生为经济困难所逼外出“兼差”，找一份工作以图经济自救。本文就此问题展开论述，认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另一面。
一、西南联大学生“兼差”原因分析
（一）西南联大学生因战时而导致贫困
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渡西迁，最后勉强落脚昆明。辗转而至昆明的三校学生，一路颠沛流离，征途漫漫数千里，旅途用费繁多。至昆后，大部分学生随身经费已所剩无几。另一方面，大部分联大学生又来自战区或沦陷区，与家乡一时音讯难通，费用也难以及时邮寄至昆，更何况一些联大学生家庭本就贫困，因此西南联大大部分学生至昆后，便已陷于贫困之中。据西南联大学生马曜先生回忆，当时联大学生普遍比较贫穷，“同学们每天两顿糙米饭，营养不良，穿着一般也很差”。④另一联大学生姚秀彦回忆，联大八年，学生生活“衣食住行方面，极其简陋”，显示了联大学生都较为贫穷，正如其所言，“吃的是糙米和无油无肉的菜”，米饭中掺有多种杂质，联大学生戏称为“八宝饭”，鞋底通了，则称为“脚踏实地”，鞋子前后有破洞，则称为“空前绝后”。⑤
据西南联大1938年9月预算统计，其注册学生约2000人，据估计其中有一半即1000人左右需请求救济。⑥此种估计，虽与实际情况可能有些出入，但已基本反映西南联大学生所需救济的具体情况。据1942年12月2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所言：“本校学生大多数来自战区，生活至为艰苦。全校二千八百余人，持贷金及补助金生活者，达十分之七八。”⑦联大贫困学生随战时的延长而越来越多。上述数据，不必计较其精确与否，以及联大学生贫困状况是否有意夸大，但两种数据相互对照，事实上已说明了联大学生贫困状况的严重性。
（二）大后方物价的飞涨
抗日战争进入1940年代，随着战事的延长，整个国家物力人力的消耗趋向极点，物资益形匮乏，再加之日本侵略者对华的严密封锁，国际物资补给来源日益困难，物资短缺更是雪上加霜。抗战大后方的物价由此迅速上涨。抗战之初，全国物价基本平稳，全国趸售物价指数以1937年上 ①②
朱光亚《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程法伋：《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活动情况》，《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九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③
姚秀彦：《永远怀念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④
马曜：《珍视西南联合大学留给云南的遗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页。 ⑤
姚秀彦：《永远怀念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理学生救济金经过情形及本年度上学期救济金预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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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计算为100，以此作为基期物价指数，那么1938年10月为144，相对而言涨幅并不大。时至1939年，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至年底全国物价总指数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3倍。然而时至1940年，物价飞涨，至年底成渝两地粮食价格与基期物价指数相比，涨幅达5倍，其他商品价格随同
①
粮价攀升，比基期物价指数上涨达7倍，“到1943年12月，物价总指数已增至22304，比基期上
②
涨了222倍”。至1943年，物价上涨已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确实，1940年代的高昂物价一直是民国时期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据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杨西孟所言：“回视抗战中高度通货膨胀下的昆明生活，恐怕大家都会感觉有如噩梦一场。”③对西南联大学生而言，更是一种痛苦的记忆。1940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飞涨，对于经济条件较好之学生生活已增加了困难，更何况贫寒之学生。贫寒学生面对物价上涨，经济上本已困难的状况更是雪上加霜，生活益形艰难。据联大学生回忆：“同学的伙食在民国二十七年时每月只要七元还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时还可以吃鸡吃鱼；到三十年时已涨到每月二百元，以后生活费用更跳跃式的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伙食费涨到一千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三十五年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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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终月尝不到肉味。”如此具体而又实在的描述，说明物价上涨对学生的生活影响之大。据1939年10月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文所示，由于物价上涨，学生“欲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已不可能”，一些“同学每餐只能吃一碗饭，终日枵腹难耐”。⑤1944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文言学生困难之情状：“物价高涨百物腾贵；生等又家乡沦陷，接济无门，是以身心苦痛无日可灭。”⑥
（三）学校政府及民间的救济无力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所言：“全校二千八百余人，持贷金及补助金生活者，达十分之七八。”⑦此既反映了联大学生贫困人数之多，又体现了西南联大对贫寒学生的救济面之大，说明联大在抗战的最初几年对学生的经济救济应是有效的。
然而，抗战进入四十年代，大后方物价开始节节上涨。如前所述，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每月只要七元钱，联大学生就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还可以打牙祭吃鸡吃鱼，但“到三十年时已涨到每月二百元，以后生活费用更跳跃式的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伙食费涨到一千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三十五年一万元，还是终月尝不到肉味”。⑧学生生活因物价加速度增长而影响尤深，贫寒学生生活尤为艰难。据1939年10月31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呈文所言：“同学财力有限，过去所发救济金，贷金仅每月七元，为数甚微。今同学欲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已不可能，请求学校即日拨款津贴，并速乞教育部早日拨款救济。”⑨由此可见联大学生生活所受物价上涨影响甚大。至于“拨款救济”的请求，不见有学校及教育部的回复，或有所拨款，或不见拨款，反正学生生活逐渐陷入困境。
时至1944年，联大自治会再次呈文学校常委会，“呈请准予拨给救济金卅万元”，以救济生活已十分困难之学生。据其呈文所言：“以物价高涨百物贵腾，生等又家乡沦陷，接济无门，是以身心苦痛无日或灭。”⑩片言支语，已显示这几年学生度日之艰难。 ①②
基期即指1937年1月至6月，以此期间物价指数为100。 参阅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③
冯至：《昆明往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13页。 ④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9页。 ⑤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请迅速解决同学生活困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9页。 ⑥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呼吁拨给救济金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0页。 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 ⑧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9页。 ⑨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请迅速解决同学生活困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9页。 ⑩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呼吁拨给救济金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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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41年1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对于叙永分校呈文函请增加生活津贴一节的复函中所言：“值此百物昂贵之际，同人月入有限，生活之艰苦，不言可喻。惟月余以来，昆市物价继续增涨，有甚于叙永者，此间同人最近亦有同样之请求。”联大校方有鉴于此，已“由校设法筹款，垫发同人暨家属二十九年全年米贴，依米价八十元计算，每月每人计六元三角，分校自当同样办理。自三十年一月起，当逐月调查米价，依市价增减；倘叙永方面米价较昆市为贵，米贴亦可较在昆同人为增，最近又将薪额在一百二十五元以下同人薪给调整（详细办法另函）。凡此种种，皆冀同人得以稍纾艰困，渡此难关。”因此，“分校低薪同人所请月加津贴六十元一节，固因校费支绌，不易照办，且一时局部举办，亦虑有其他困难。”①物价节节上涨之时，联大教师也面临生活困难之问题，联大校方对教师的救济也因经费问题而十分谨慎了。同年11月25日，54名联名提议召开教授大会共同解决教师生计问题。其提议所言：“年来物价日增，维持生活日感艰难，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生活程度较战前已增加二十余倍。”②其言所示，西南联大本校教师已陷入生活困境，西南联大校方救济本校教师已难有作为，更何况几千学生。
虽然，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学生生活更为困难，救济学生的呼声日甚一日，但此时西南联大救济本校教师已属力不从心，救济学生应已十分困难了。那么，1940年以后，联大学生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二、西南联大学生的诸多“兼差”
事实上，大部分联大学生并没有放弃难得的学习机会，其为了生存下去，继续其学业，兼职自救已成为联大学生唯一的选择，“兼差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据联大学生所言，“联大同学在外面兼差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二分之一以上”，③另据西南联大学生回忆：“当时联大同学除少数人经济情况较好外，大多数人经济并不宽裕，甚至很差，兼差就成了普遍现象。联大学生兼差的，几乎昆明的许多行业都有；除昆明外，联大学生读书期间在外县兼差的，也几乎遍及云南各地。连昆明放午炮、鸣警报的工作也有联大学生兼干的。”④
（一）当家庭教师
据联大学生所言，联大学生外出“兼差”，“比较多的是当兼职教员或做家庭教师”。联大师范学院数理化专修科学生夏雨，就是经人介绍，在一位姓姜的汽车司机家做家庭教师。他每天晚上辅导姜司机一个小孩一到两个小时，领取一份酬金，外加一顿晚餐。据他回忆，姜司机家“住在临江里，每天晚上要由大西门走到临江里去教他的小孩。那时昆明的路高低不平，路灯很暗，许多地方没有路灯，高一脚低一脚地要走40多分钟，才到目的地”，“每晚教了一两个小时的课，走回学校时，已经筋疲力尽了。第二天自己又要上课”，精力跟不上，对其学习之影响自然不言而喻。然而，虽然如此，但能在“除领取酬金外，每天晚上还享受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餐。这对当时的穷大学生来说，是很难得的特殊优待了”；一顿晚餐，“每天能补充一点油水，使营养不良的状况稍有改善”，“兼差”可谓有得有失。⑤
（三）当中学兼职教员
据西南联大学生回忆，当时联大的学生，“除少数云南本地人外，大部分家在沦陷区，依靠政
年，第620页。 ①
《西南联大常委会复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9页。 ②
《蔡维藩等54人提议召开教授大会共商解决生计办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3页。 ③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1页。 ④
夏雨：《忆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0页。 ⑤
夏雨：《忆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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