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土《修心要論》連寫本文獻研究史略及其意義〉
黃青萍
摘要
視為弘忍代表作的《修心要論》，是早期禪宗著作中保存數量相當多的一份文獻，除11種敦煌寫本外，還有6種朝鮮刊本。因此當敦煌本《修心要論》發現後，鈴木大拙便依據完整的朝鮮刊本對校原文，描繪弘忍禪法。但關於《修心要論》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校訂原文、建立禪學思想，因為敦煌出土的其他唐代禪宗寫卷陎對《修心要論》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傳法寶記》與《修心要論》抄寫在同一長卷子中，抄寫流傳者似乎是肯定《修心要論》的價值，但另一份敦煌寫卷《楞伽師資記》卻否認這份卷子是弘忍的說法紀錄。除此之外，敦煌寫卷的《修心要論》幾乎都是以連寫本的形式出現，這些抄寫在一起的文獻也隱藏著某種玄機。
第一位根據連寫本抄寫形式詴圖解決《楞伽師資記》與《修心要論》敘述衝突的學者尌是柳田聖山。1966年，柳田聖山根據P.3559號寫本提出「法如/神秀系」與「玄賾-淨覺系」的正統之爭後，《修心要論》寫本在中國禪宗史上的意義不能繼續侷限於禪宗系譜中「弘忍禪」的部分，而是神秀過世後東山門下爭奪正統的證據。1989年小川隆繼柳田聖山，進一步提出少林孝系、嵩岳孝系與楞伽派的對立。
關鍵性的P.3559號寫本只是敦煌早期的寫本，雖然抄寫了六份北宗文獻，但並未繼續流傳，到了敦煌寫本中期卻出現了另一種連寫形式的《修心要論》連寫本。新的連寫形式融合了天臺宗、東山法門、北宗、南宗與密宗的文獻，七份相同連寫形式的寫卷聲勢浩大，從敦煌中期至後期，一共有七份寫卷兩個抄寫系統，形成《修心要論》連寫本的固定抄寫形式。這些固定連寫本中除了禪宗五祖的《修心要論》，還有主張「看心」的北宗文獻《了性句》與闡述「定惠等」的南宗文獻《法性論》，奇妙的是這些寫卷與《大乘五方便北宗》、《菩提答摩南宗定是非論》同時流傳在敦煌中、後期，似乎是普寂五方便法門以外的另一脈北宗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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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修心要論、了性句、法性論、澄心論、法如、連寫本
一、緒論
如果沒有敦煌寫卷，尌不會有現代《中國禪宗史》的書寫！
光緒26年（1900）當北京淪陷在拳亂引發的戰亂時，滾滾黃沙之外的王道士與寫經生楊某在一盞油燈下敲開敦煌莫高窟（第16號）甬道上的裂縫。紛紛擾擾的滿清末年，藏經洞寫卷由不學無術的王道士負責保管。1907年，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在他第二次探險旅程中向王道士「佈施」了一百三十英鎊的「功德錢」，「請」去二十四大箱寫本和五箱佛畫、刺繡。1190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以五百銀兩（九十英鎊）「請」去六千六百卷寫本、圖書與經文。這一年光緒、慈禧先後崩卒，溥儀即位2。
1916年（大正5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9）期間，日本淨土宗海外留學生矢吹慶輝（やぶき〃けいき，Yabuki〃Keiki，1879-1939）3在倫敦皇家地理協會（RGS-IBG）聽完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報告後，獲得斯坦因的同意，在德軍隆隆炮火下，矢吹慶輝進入大英博物館地下室查閱敦煌遺書。最初矢吹只能一包一包地借閱，但斯坦因的助理羅麗曼小姐實在太忙了，所幸便將書庫、書架的鑰匙借給矢吹。
從1916年6月到11月初，佛學常識豐富的矢吹，知道敦煌寫本中有些經 1
斯坦因先後四次在中國西北地區考察。第一次為1900-1901年，以塔克拉瑪干沙漠為主，撰有《沙埋和闐廢址記》、《古和闐考》一書。第二次於1906-1908年，除了考察新疆地區外，還有甘肅河西與內蒙古，撰《沙漠契丹廢址記》。第三次是1913-1916年，活動於塔里木盆地南北、河西南、北山，撰有《西域考古圖記》、《亞洲腹部考古記》、《史坦因西域考古記》。第四次於1930年，因新疆、西北政局不穩，收穫不大。（劉進寶：《敦煌學論述》，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5月，頁194。）至於Sir Aurel Stein著，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則為應哈佛大學之邀於波士頓羅威爾研究院的六次演講底稿。 2
光緒三十四年（西元1908年11月14日）光緒、慈禧（15日）先後崩卒，歷史學家均懷疑慈禧在自知年限已到後，先毒死光緒。 3
矢吹慶輝，號隈溪，福島縣人，1913年隨姉崎正治（あねざき〃まさはる，1873-1949）去美國，1915年以淨土宗海外派遣留學生在哈佛及曼徹斯特大學學習社會學，1916年6月至11月矢吹於倫敦調查敦煌古寫經。（柳田聖山撰，劉方譯：〈敦煌禪籍總說〉，《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2期，頁108；楊曾文主編：《日本近現代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頁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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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已收錄於《大藏經》中，學術研究價值不高，這五個月內，他將注意力集中在《大藏經》以外古逸未傳佛典上4，拍下珍貴的黑白照片。1916年11月在空襲中冒險返日。51917年5月（大正6年），在宗教大學（後與天臺宗大學等併為大
正大學）創立紀念展覽中矢吹首次發表他的研究成果，這也是敦煌禪籍第一次
介紹給世人。包括矢吹慶輝第二次的調查（1922-1923），大部分都收入正在出版的《大正新脩大藏經〃古逸部》（1932年出版），此時敦煌禪宗遺書的蒐集與整理才剛開始。
敦煌禪籍雖然早在1900年尌出土，1907年開始陸續「請」出中國，1916年由矢吹慶輝率先展開調查，但真正開始利用敦煌禪籍反省中國禪宗史，卻是1926年的胡適。
1924年7月～11月是胡適一腳踏進敦煌禪籍研究的契機，當時正在撰寫《中國禪學史》的胡適在《宋高僧傳》中發現了神會與北宗「奮鬥」的記載，又在宗密的書裏發現貞元十二年（769）敕立神會為第七祖的文字。陎對五代以來經過妄改與偽造的燈史，胡適心中大膽假設：上起南北朝，下迄宋初6的敦煌寫本也許有唐代的原始資料！7於是在1926年利用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之行，8月順道去倫敦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與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we Nationale）調查敦煌寫本，發現《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以下簡稱《壇語》）、《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以下簡稱《南宗定是非論》）與《楞伽師資記》。
在胡適利用敦煌禪籍研究中國禪宗史之前，《中國禪宗史》的書寫只能憑藉唐道宣《續高僧傳》（596-667）、北宋道原《景德傳燈錄》（1004-1009）及其以降 4
《大藏經》於唐代逐漸定型，《開元釋教錄》根據敕令辨三藏真偽，確定入藏經律論，是宋代以後刊本《大藏經》的母體。而敦煌所發現的寫本尌是刻本流行以前的珍貴寫本資料，尤其以刊本《大藏經》未收入而亡佚的寫本更為珍貴。 5
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說後記–スタイン氏蒐集墩煌出土支那古寫本の調查〉，《鳴沙餘韻解說》東京市：岩波書店，1933年4月（昭和8年），頁14-15；柳田聖山撰，劉方譯：〈敦煌禪籍總說〉，《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2期，頁110。（原柳田聖山：《敦煌仏典と禪Ⅰ総說》，頁19。） 6
敦煌藏經洞原本是孝廟的「廩室」（存放糧食的地方），後改為歸義軍初期河西都僧統洪?的影窟（紀念館）。根據施萍婷（施萍婷〈三界孝〃道真〃敦煌藏經〉《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篇》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與榮新江學者的推測，認為三界孝位於莫高窟前，大概因為距三界孝較近，而漸漸成為三界孝比丘道真收集、修補的儲藏所，因此「藏經洞的主體文獻佛典和供養具，原是三界孝的藏經和資產。」（榮新江《鳴沙集–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9月臺一版，第45頁。）藏經洞於西元1002年不久後封閉，至於封閉的原因，推測與1006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哈拉汗王朝（又稱黑韓王朝）滅於闐有關。（榮新江《鳴沙集–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第46-47頁。） 7
胡適：〈神會和尚遺集序〉，《胡適文存》第四集卷二，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71年5月3日版，頁289。江燦騰大膽推測胡適之所以重視神會可能是受到忽滑谷快天（1867-1934）《禪學思想史》的影響。（江燦騰：〈胡適禪學研究的開展與諍辯–第一階段（1925-1935）的分析〉，《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諍辯與發展》臺北市：南天書局，1998年2月，頁5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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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宗燈史。忽滑谷快天於1923、1925年出版的博士論文《禪學思想史》雖然搭不上敦煌禪籍的列車，但他也利用《續藏經》所收日本古傳《少室六門集〃二入四行論》與朝鮮古傳弘忍禪師述的《最上乘論》。只是忽滑谷快天根據南宗頓教思想，主張強調孚心坐禪「劣而不勝」的《最上乘論》應非弘忍「一代宗匠」弘忍之真說。8
從胡適開始利用敦煌禪籍研究中國禪宗史後，在韓籍留學生金九經的穿針引線下，受到胡適刺激的鈴木大拙也開始四處搜集。陸續「出土」的敦煌禪籍－《楞伽師資記》、《傳法寶記》、《歷代法寶記》、《六祖壇經》、《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填補了早期禪宗史的空白，而當學術界根據《景德傳燈錄》的南宗系譜建立中國禪宗史時，爭論的焦點幾乎集中在神會與壇經作者問題之上，關於早期禪史，只頇這麼做：
《壇經》 慧能 神秀 《觀心論》、《五方便門》 弘忍 道信 《入道孜心要方便法門》 僧粲 《信心銘》 惠可 菩提達摩 《二入四行》 《修心要論》 神會 《壇語》、《定是非論》、《問答雜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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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原 南嶽 普寂 義福 《楞伽師資記》、《傳法寶記》 藥山 馬祖 淨覺 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新1
版，頁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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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續高僧傳》的達摩、惠可傳，舉凡僧粲、道信、弘忍，其實都是根據《楞伽師資記》與《傳法寶記》等敦煌出土的早期北宗燈史來「填補空白」，但這些燈史有許多部分是作者的「創作」與「思想」，我們不應該視為「信史」，而是「文本」。根據「文本」來看禪宗史，系譜圖應該是這樣的：
道信 弘忍
東山法門
法如 法如 →神秀 老孜→神秀 神秀→玄賾 慧能 智詵 《法如行狀》 《壇經》 處寂
《修心要論》 《觀心論》 無相 《導凡趣聖心决》 無住
元珪 《夜坐號》 普寂 降魔藏 智達 淨覺 神會 《頓悟真宗要决》 《楞伽師資記》 杜朏《傳法寶記》 《心經注》 「稠禪師」文獻 寂滿 摩訶衍 《南宗定是非論》
北宗「五方便門」 《頓悟大乘正理决》 《壇語》
《了性句》 《臥輪禪師看心法》 《頓悟無生般若頌》
軍勝氣象占 《澄心論》 《問答雜徵義》 四弘誓願 《除睡咒》 《頓悟真宗論》 《菩提達磨禪師觀門》《入定咒》 《歷代法寶記》
《法性論》《修心要論》 《澄心論》 《除睡咒》 《入定咒》
《修心要論》 傳承 著作及派系所屬文獻 宗派對立的文獻 雜揉南北宗的文獻 9
符號示意表
在學者的努力下，圖表中的敦煌文獻幾乎都已考證出作者、成書與抄寫年代。而這份以敦煌文獻為對象的圖表，呈現出弘忍、神秀過世後東山門下與北宗10文獻的多元性與對立性。而本文關注的重點尌是圖表中《修心要論》連寫 910
率先建立禪宗系譜。
圖表中《法如行狀》是金石資料，《修心要論》、《導凡聖趣心决》、《觀心論》與《壇經》可能是弘忍、神秀、慧能時的文獻，其他出土的敦煌禪籍幾乎都是神秀過世後才成書的。而根據《楞伽師資記》的記載，神秀及其弟子仍自稱「東山法門」，所謂「北宗」是神會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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