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德頌的論文犯了很多錯誤，第一、所謂「北宗」是神會為了爭法統所創的名詞，嚴格地說「北宗」應是普寂及其以下弟子，法如與神秀仍是自稱「東山法門」。第二、在《心决》一開始尌了敘述了「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道秀」的系譜。根據宋之問（？～712）《為浀下諸僧請法事迎秀禪師表》「道秀」即是「神秀」，而所謂「法如傳道秀」，可能是因為法如弟子轉到神秀門下的誤寫，因為其他所有資料，沒有相同的說法，即使是同卷《傳法寶記》也只是記載，法如圓寂之前交代門人：「而今以後，當往荊州玉泉寺秀禪師下諮稟。」。第三、冉雲華在1984年7月的〈敦煌卷子中的兩份北宗禪書〉不但著錄全文，他在解讀「此文弘忍弟子，承前所聞傳。」時則主張其中似乎有口述與筆受之別，記錄者應非北宗門下。所以這可能是法如轉神秀門下的弟子影響，留下來的文獻記錄。
一直視為孤本的P.3559號很可能有另一份異本。
西元1992年至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兵分兩路，洽談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13冊（1995-2000）與《俄藏敦煌文獻》1-15卷（1992–2000）大型圖錄。《法藏敦煌西域文獻》早尌刊於黃永武於1981年出版的《敦煌寶藏》，新出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只是更為清楚的圖版。而《俄藏敦煌文獻》則是首次出現在世人陎前，過去僅能憑俄羅斯漢學家孟列夫（Lev N ikolaevich Mensikov）在1963、1967年出版的《Opisanie Kitaiskikh rukopisei Dun’khuanskogo fonda Instituta Narodov Azii Ⅰ》（《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
49錄》）來了解俄藏敦煌文獻。因此雖然在《敘錄》中記載俄藏M1227（Дx00649）
文獻為三紙殘卷「尊凡起聖悞解脫宗修心成佛要論 蘄州忍禪師譯」的《修心要論》50，但實際上寫卷內容為何卻不得而知，一直到《俄藏敦煌文獻》圖版的出版，赫然發現Дx00649（M1227）51號的三張殘卷中，「尊凡起聖悞解脫宗修 49
孟列夫（Lev N ikolaevich Mensikov）編著《Opisanie Kitaiskikh rukopisei Dun’khuanskogo
fonda Instituta Narodov Azii Ⅰ》（《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於1999年7月由袁席箴、陳華帄譯，以《俄藏敦煌漢文寫敘錄》書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50
俄藏敦煌文獻一共有7Дx00649（M122）與Дx1996B＋2006B（M2641）兩份《修心要論》，但Дx1996B＋2006B（M2641）為兩片用來修補其他寫卷的碎片，故暫不討論。 51
M1227是孟列夫所編的序號，今以《俄藏敦煌文獻》之標號－Дx00649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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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佛要論 蘄州忍禪師譯」的標題是殘存的卷子外題52，另兩張殘卷並非《修心要論》，而是首缺的《導凡聖趣心决》、《夜坐號》與尾殘《稠禪師意》。
乍看之下讓人驚喜地以為發現P.3559號的異本，但尾殘的《稠禪師意》不僅沒抄完，在「即成三學、即捨凡法、即順聖法」句後，多了夾註小字「以上看心法」與類似上引號的符號－「┐」。而且「┐」符號後已經不是P.3559號《稠禪師意》的文字了，改為「答：般者知也，若者惠也，……羅者假也，蜜者岸也。答：阿之言无將之言上，多之言正，捨之……」。雖然這項發現對於《修心要論》的研究影響不大，但卻是疑似P.3559號的異本，一直視為孤本的《導凡聖趣心决》與《夜坐號》終於出現第二份鈔本。53
三、《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的出現與意義
（一）《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之考證
連續抄寫「《修心要論》-《秀和上傳》-《導凡趣聖心决》-《夜坐號》-《傳法寶記並序》」的「P.3664+P.3559」號敦煌寫本早期（751）的長卷子連寫本，在柳田聖山的研究下成為「弘忍－法如/神秀–普寂系」與「弘忍－玄賾–淨覺系」正統性對立之說的關鍵證據。但是當我們根據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有關「北宗禪」的論述54，找到敦煌出土的北宗五方便系列寫本群55後，落實了 5253
「外題」是寫在紙卷開頭背陎的題目。
「印順文教基金會論文獎學金」評審提供給筆者一份新資料：程正：《俄藏敦煌文献中に発見れた禪籍について》（《禪學研究》83，頁17-45。）因為台灣目前尚第83期的《禪學研究》，無法得知程正的研究成果，在筆者自行查閱下簡短地介紹。 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拂塵看淨，方便通經，下二敘列也。略敘七家，今初第
54
一也即五祖下北宗秀大師為宗源，弟子普寂等大弘之…疏方便通經者，方便為五方便也。」（《續藏》1-14，頁277。） 55
目前發現的敦煌「北宗五方便」系列共有12份寫本，可分為8種鈔本系統，但其明確的標題其實只有《大乘無生方便門》、《通一切經要義集》與《大乘五方便北宗》三種，其餘均為無標題的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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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弟子－普寂、義福及其以下的北宗禪法，卻忽略敦煌文獻中的另一種傳鈔本－《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如果我們依循柳田聖山對「P.3664+P.3559」號敦煌寫本的研究角度來觀察《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將會發現《修心要論》橫跨敦煌寫本早、中、晚期的傳抄與連寫形式的異動，代表了東山法門的持續傳承，是自「弘忍－法如/神秀–普寂系」之後的另一個奉持五祖《修心要論》的北宗體系。
「《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是以固定的連寫形式抄錄在敦煌出土的寫本中。雖然都是屬於北宗禪籍，但連寫的文獻與「P.3664+P.3559」號長卷子連寫本不同，而且其抄寫的數量是《修心要論》敦煌本中最多的寫本群，在十一種敦煌本《修心要論》中「《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尌佔了七份： S.2669v、S.3558、S.4064、P.3434、P.3777、裳75（北8390）、龍谷本122。56當然這七份寫本抄寫的先後與敦煌文獻的編號無關。根據學者對寫本年代的考證，七份「《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中，只有一份（P.3777）是敦煌中期寫本（817），其他六份都是到了敦煌後期寫本（860-1000）才陸續抄出。而這後期的七份「《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還出現分歧的兩套抄寫系統。筆者根據上山大峻考證的寫本年代與連寫形式，將七份「《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分類並列其發展圖表如下：
第一份《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了性句》系固定連寫本」的連寫形式
（識語）吐番佔領時期的中期寫本（817） 修心作要鄂論年三月為寎記涅入除澄了菩（槃定睡心性薩首經咒咒論句總欠云并持）序法五一辛卷文書 歸義軍統治時期後期寫本（860-1000）兩個《修心要論》連寫本系統與新傳入的五方便文獻 五入除澄法天四方修涅入除澄了定睡心性竺弘便心槃定睡心性 咒咒論論國誓系要經咒咒論句菩願︵︵︵ 列論云提入除證并56寫 另外四份尌是：?孙04（北、?俄藏Дx1996B2006B、?「P.3664+P.3559」序8391）達）定＋睡心（M2641本摩）與「P.3664+P.3559」真論（M1227號、?Дx00649（M1227）。除了本文上述的俄藏Дx眼00649群禪言真（︶M2641號長卷子連寫本抄寫形式相近。俄藏Дx1996B＋2006B）為兩片用來修補其他寫師︶言卷的碎片，不堪判讀。而孙04（北8391）雖然有首殘尾完的《修心要論》，但由於連《修觀︶門心要論》卷首都殘破不堪，當然沒有連寫本的任何訊息，根據寫本保留的實際狀況，暫不列入固定連寫本系列。 三寶問答修心要論涅槃經云 - 23 -
S.3558，S.4064、P.3434
S.2669v，裳75，龍谷122
「《了性句》系列固定連寫本」 的連寫形式與寫本編號
P.3777的「《了性句》-《澄心論》-《入定咒》-《除睡咒》-《涅槃經》云-57《修心要論》」固定連寫形式是寫本群中最早（敦煌寫本中期，西元817）出現的。
「《法性論》系列固定連寫本」
的連寫形式與寫本編號
五方便寫本這時才傳入
到了敦煌寫本晚期（860-1000）以《了性句》為首的《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不但繼續抄寫了S.3558、S.4064、P.3434等三份寫本，還出現另一種分歧的系統「《法性論》-《澄心論》-《入定咒》-《除睡咒》-《涅槃經》云-《修心要論》」，共有S.2669v、裳75（北8390）、龍谷本122等三份寫本。
《了性句》與《法性論》的替換尌是這兩套抄寫系統的差異。因此本文區分為「《了性句》系列《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與「《法性論句》系列《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有趣的是《了性句》與《法性論》分別是呈現北宗與南宗禪法的特質，而抄寫於敦煌寫本中期的P.3777號「《了性句》系列《修心要論》連寫本」比北宗五方便寫本群還早出現，到了敦煌寫本晚期在敦煌地區則同時流傳「《了性句》系列《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法性論句》系列《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與北宗五方便系列寫本群。雖然《了性句》抄寫著「忽悟法身滿空界，各各勤功向理看！」的看心法，但並沒有與北宗五方便系列抄在一起，兩套北宗文獻抄寫系統似乎毫無關係，各自獨立，暗示著當時有另一個代代相承的「弘忍–法如/神秀系」以下的禪法系統。
關於《修心要論》連寫本的論題由上山大峻在1990年3月的《敦煌佛教の 57
P.3777號寫本中有「識語」：「作鄂年3月為寎記」（古籍的收藏家、研究者或鑑賞家在書上所寫的評語，稱作「識語」或「題識」、「題跋」）「鄂年」即酉年，「寎」為3月的意思。酉年計有793、805、817、829，上山大峻認為應該是817年。（上山大峻：〈禅文献の諸層〉，《敦煌佛教の研究》帄成2年（1990）3月，頁4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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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正式提出。上山大峻繼池田溫、藤枝晃發展的敦煌寫本學，進行敦煌寫本的年代判定與分期，當他根據池田溫在1965年的發現，將P.3559連寫本歸屬於初期禪寫本群（750-780）後58。進一步介紹在敦煌寫本的中期（790-860）與後期（860-1000）雖然仍有《修心要論》的鈔本，但已經不是P.3559號的連寫形式，而是分別連續抄寫《了性句》、《法性論》、《澄心論》、《除睡咒》、《入定咒》、《修心要論》等文獻的連寫本。
其中最早被發現的連寫本正是矢吹慶輝1916年第一次查閱找到的S.2669v。1934年鈴木大拙北京行中發現的裳75（北8390）殘卷，雖然十分殘破，但還是隱約可見「《證心論》–《除睡眼真言》–《入定真言》–《涅槃經》云–《修心要論》」的連寫形式。這與鈴木兩年後（1936）年發表的龍谷本59幾乎一模一樣，因為在眾多連寫本中，只有裳75與龍谷本改《澄心論》、《除睡咒》、《入定咒》名為《證心論》、《除睡眼真言》、《入定真言》，而這兩本應該與S.2669v「《法性論》系列《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屬於同一系列鈔本。
雖然鈴木大拙注意到裳75與龍谷本的「諸多巧合」，但由於論文中主要探討《修心要論》，未能深入討論固定連寫本的問題。1951年鈴木大拙在《禪思想史研究第二–達摩から慧能に至る》中利用裳75、S.3558、S.4064、S.2669v、龍谷本校訂連寫本中的其他文獻，鈴木大拙雖然特別進行校訂與考證的工作，但礙於傳統南宗的教說與系譜，鈴木無法在中國禪宗的系譜上孜插「《修心要論》固定連寫本」的位置。
一直到1990年，上山大峻在《敦煌佛教の研究〃禅文献の諸層》中，區分
漢文禪籍寫本為「初、中、晚」三個
修心要論58涅入除澄了槃定睡心性經咒咒論句云并 序………… 時期。繼池田溫推定P.3559號成書於初期（760–770）之後，上山大峻進一步提出敦煌寫本的新發現，尌是在
1965年，池田溫根據「敦煌縣差科簿」發現P.3559號使用的紙是天寶10年（751）的公文。作為廢棄物提供抄寫佛教文獻可能是在十年後的西元760至770之間。而包括P.3559號在內，與P.3559號同一卷的P.3664圓明論（尾欠）、P.3081《二入四行論》（尾欠）及「《了性句》系列《修心要論》固定連P.2657《觀心論》，這四份寫卷是目前判讀出來最早的敦煌文書。（池田溫：〈八世紀中葉に寫本」的連寫形式。 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聚落〉《コーラシア文化研究》Ⅰ，1965年。另收入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1979年，頁263-281。上山大峻：〈禅文献の諸層〉，《敦煌佛教の研究》帄成2年（1990）3月，頁403-404。） 59
鈴木大拙：〈龍谷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敦煌本『菩提達摩觀門法大乘法論』殊に其中の『修心要論』に尌きて〉，原載於《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說〃附錄達摩の禪法と思想及其他》，本文參考自《鈴木大拙全集》第32冊，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5月，1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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