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量词
刘世儒，1965，《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Alexandray. Aikhenvald. 2000. Classifiers—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什么是“量词”
传统汉语语法书上的“量词”包括：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个体量词、借用量词或临时量词。都是和计数有关。语言学中有quantifiers和 classifiers两个术语，所指是不同的，后者才有区分语言类型的意义。
类型学上“分类词（classifiers）”指语言中的名词分类系统。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名词类和性系统（noun classes and gender），如印欧语中有性的区分的语言。 2）紧临名词的分类词（noun classifiers），这类分类词出现在名词上。如
（1） Xil [naj xuwan] [no7 lab’a] （Jacaltee语）
Saw CL:MAN John CL:ANIMAL snake (man) John saw the (animal) snake
3）紧临数字的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s），分类词以专门的语素形式存在并只紧临数字或表数量的词语出现i。汉语、泰语、缅甸语等语言中的分类词都是这一类。
4）领属结构中的分类词（classifiers in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分类词出现在领属结构中赋予被领属物或领有者以具体特征或是表明领有者与被领属物的关系。如：
（1） na me-qu yaqona （斐济语）
ART CL:DRINKABLE-my kava My kava (which I intend to drink)
（2） na no-qu yaqona （斐济语）
ART CL:GENERAL-my kava
My kava (that I grew, or that I will sell)
5）紧临动词的分类词（verbal classifiers）系统，分类词加在动词上，但却是对名词的分类。
（1）sa ka-m put-ra-ho-o （Imonda语）
coconut 1SG-to VCL:ROUND-GET-BENEFACT-IMPERATIVE give me a coconut (lit. “coconut to-me round one-give)
还有一些极少见的分类词系统，如分类词出现在表示方位的附置词上，和指示词或冠词一起出现。
根据类型学的研究，我们知道给名词分类在世界许多语言中普遍存在着，数-分类词只是分类词的一种，世界上象汉语这样的数-分类词型语言很多，形状是分类量词系统特别是数-分类量词普遍使用的语义分类标准，它以人类用形状给事物分类的认知机制为基础，并不反映汉民族的独特思维。
2.汉语量词演变史简述
在甲骨文、西周金文中出现了两个名词同型的“名1数名2”格式。这被认为是汉语量
词最初萌芽，第二个名词开始只用于和它同形的事物名词，以后扩展其使用范围，用于其它事物名词，发展成为量词，如“人”。
（1）牛十牛。（殷契粹编190） （2）羌百羌。
（3）玉十玉（见《汉语史稿》234页） （4）人十有六人。 （5）羌十人。
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有个别用例可看成是量词，但是对其性质，学术一直有不同意见，如果把这些用例看成量词的话，这也是极个别情况。这一时期已没有名1与名2同形的“名1数名2”式。
（1）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左传·襄公二年》） （2）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左传·昭公十三年》） （3）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汉代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量词，根据我们的调查整理汉代有53个量词，有通用量词：枚、个，有使用范围较广的量词：果、合、具、口、片、条、物、只，有专用量词：把、通、本、裁、策、称、乘、牒、发、方、封、家、间、件、茎、炬、卷、块、两、领、领衣、名、皮、匹、篇、骑、区、曲、树、驷、所、梃、头、袭、系、衣、衣衣、张、章、支、丸、编、艘。同时汉代量词的使用也有一定数量。汉代表达事物及其数量的短语有6类：数名、名数、数、名+数量、数量名、数量。前三类都没有量词，后三类都有量词陪伴数词。
(1)一簪不得著身。（《史记·佞幸列传》）（Nu N, 数名，作主） (2)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史记·秦本纪第五》）（NuN, 数名，作宾） (3)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白璧一。（《战国策·宋卫》）（NNu,名数，作宾） (4)代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战国策·秦一》） （Nu CL N数量名，作宾；Nu N数名，作宾） (5)故世子作《养书》一篇。（《论衡·本性篇第十三》）（N Nu CL, 名+数量，作宾） (6)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论 衡·正说篇第八十一》）（N Nu CL, 名+数量，作宾，中间有副词隔开） (7)连弩车五百六十四乘。（《尹湾汉墓简牍·六正》）（Nu CL, 数量，作谓） (8)從比丘眾六十二萬。（《《修行本起經》》）（Nu, 数，作谓） 把上述六类短语按带量词与否分为两类，其使用情况如下表1
表1：汉代文献中量词使用情况
带量词短语(phrases with classifiers)
用例数quantity
百分比percent
28%
不带量词短语(phrases without classifiers
用
例
数
百分比percent
72%
quantity
996
《史记》《战国策》（1392）
《论衡》《淮南子》（1320）
佛经
395
222 31
17% 10%
1098 83%
290 90%
文献（321）
简帛文献（997）
总计
1449
36%
2580
64%
801
80%
196
20%
（4030）
可以看到汉代一般文献中基本不用量词，但是在简帛文献中量词的使用占优势，而简帛文献中基本是“名，数”小句或“名，数量”小句，这与简帛文献的簿帐文体有关。这一情况持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刘世儒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作了非常详尽地描写，他把量词分为泛用陪伴词、次泛用陪伴词、专用陪伴词和陪伴·称量词四类，分三十三组分别作了描写，提出汉语的量词体系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了，特别是名量词在这一时期进入完全成熟时期。我们把汉代的量词和《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的量词进行比较，发现汉代这四类量词均已出现，分布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的四类二十六组量词中，因此，我们认为汉语的量词体系在汉代已基本形成。
关于汉语的量词发展有以下问题值得讨论：汉语为什么会产生量词？是如何产生、演变发展的？量词产生的意义？数量短语和中心词的语序演变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中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得到比较深入的讨论。
3.数量短语和中心词语序的演变
3.1已往研究的回顾
对这一历史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3.1.1“数+量+名”式成为优势语序的时间
王力《汉语史稿》中指出上古汉语里表示事物的数量有四种格式。第一种格式，数词位于名词前，直接修饰名词，即“数＋名”式。例如：（注：以下例（1）-例（25）均引自《汉语史稿》，例句后的出处同原书。）
（1）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书经·洪范》） （2）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言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
（3）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五楼，以候神人於执期。（《汉书·郊祀志下》）
第二种格式，数词位于名词后，即“名＋数”式。例如：
（1）越翼日戍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书经·如诰》） （2）齐为卫故，代晋冠氏，丧车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3）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史记·高祖本纪》）
第三种格式，数词与量词组成数量结构，位于名词之后，即“名＋数＋量”式。
（1）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魏风·伐檀》） （2）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战国策·秦策》） （3）汉王赐良金百镒，珠二斗。（《史记·留侯世家》） （4）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汉书·王莽传下》）
第四种格式，数量结构位于名词前，“数＋量＋名”式，例如：
（1）一箪食，一瓢饮。（《论语·雍也》）
（2）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孟子·告子上》） （3）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孟子·告子上》）
四种格式中“数+名”式最常用，“名+数”较少见，“名＋数＋量”式主要见于量词是度量衡制量词时，也很少见。 王力先生还对这几种数量格式使用情况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上古时期量词还很不发达，名量词主要是度量衡制量词、容器量词和少数集体量词，个体量词还处在萌芽期，数词不需要量词作中介可直接修饰名词，而汉语的修饰语一直位于中心语前，基于这两个原因，上古时期“数＋名”式成为表示事物数量最自然、最常用的方式。“名＋数”式比“数＋名”式少见。“名＋数＋量”式中量词是个体量词的用例非常少，如：
（1）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左传·襄公二年》） （2）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左传·昭公十三年》） （3）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例（1）“马牛”与“百匹”之间有“皆”字，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认为这说明数量短语与名词的关系并不紧密，“百匹”作谓语，所以可受副词“皆”的修饰。而数量短语位于名词前时形成“数＋量＋名”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密切起来。王力指出先秦时这一格式主要见于量词为容器量词时，但到了汉代各类量词都可以用在名词前面了，如：
（1）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2）陆地?千足羊，泽中千足彘。（《史记·货殖列传》） （3）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艹秋）。（《史记·货殖列传》）
（4）越使诸发以一枝梅遗梁王。（说苑）
“到了中古时代，单位词移动位置的情形更加普遍了”（王力1980：239） 可见，王力认为汉语的“数+量”短语从主要位于中心名词之后逐步移到中心名词之前，时间是汉代到中古时期。王力之后，刘世儒（1965）、黄盛璋（1961）、柳世镇（1992）也都持这一意见，都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名”式已经普及，比“名＋数＋量”式常用。 贝罗贝（1998）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数＋量＋名”到中古时期（3世纪）以后才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量词开始普及时期，此时量词仍主要处在名词后，“数＋量＋名”式在汉语中普及是唐代以后的事。王力在《汉语史稿》中举出《史记》中已有“数＋量＋名”用例，如“千足羊”、“千树枣”，贝罗贝同样考察了《史记》，却得出汉代没有“数＋量＋名”的结论，这与他认定的量词有关，显然他没有把“足”、“树”这样的词当作个体量词，因而认为“数＋量＋名”式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的。由于贝罗贝所说的量词仅指“个体量词”，而国内学者一般所说的量词是较宽泛的量词，所作的有关的统计和数据不只是关于个体量词的情况，所以对他们的看法，需要在对从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短语与名词的语序作统一标准的调查后才能进一步判断是对还是错。 讨论这一问题的学者还有不少，基本是持这两种意见。 注：关于“数+量+名”式的出现时间，黄载君（1964）举出金文就有两例用例，大约是这一格式最早的用例：
公命事，（田每）（贿）贤百（田每）粮。（《贤愚经 ，西周器》两周264.225） 侯锡赭 臣二百家剂。（《麦尊，西周器》两周20.40）
但所用的量词都不是个体量词。 虽然很多学者都注意到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是“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语序发生演变的关键时期，但在其著述中提供这一时期“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语序具体情况和数据的并不多。据我们所见，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有庄正容（1980）统计了《世说新语》，“名＋
数＋量”式有二十余例，“数＋量＋名”式也有二十多例。对于晚唐时期，贝罗贝（1998）认为“变文”中“数+量”结构前置占了约九成，“数+量”结构后置只有约一成。王文艺（1997）对敦煌变文的调查结果则略有不同，“数＋量＋名”式有652例，“名＋数＋量”式有239例。而孙朝奋（2001）根据对“变文”中量词“匹”用例的考察认为“变文”中“数+量”结构前置和后置的比率差不多，“数＋量＋名”式占优势的时间还要晚。由于统计范围不同，孙文的统计结果与贝罗贝、王文艺有很大出入，而贝罗贝、王文艺两人的统计也不尽相同。 可以看到已有研究或者没有定量考察，或者虽有定量考察，但考察的范围很小，统计结果不尽一致，而且统计的标准也各不相同。所以很难根据现有的考察结果对这一时期的“数+量”结构与中心名词的语序下结论。因此对魏晋至唐这一时期的语料作较全面地考察、统计和深入的分析，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描写“数+量”结构和中心名词语序变化的具体过程，是解决“数+量+名”式成为优势语序的时间的关键。 3.1.2“数+量”结构与中心名词语序发生变化的原因
单从“名＋数＋量”式和“数＋量＋名”式在历史文献中使用频率的变化看，学术界一般认为汉语的“数+量”短语从中心名词之后移到了中心名词之前。李宇明(2000)还联系汉藏语系中其它语言中的量词情况，指出这个前移在汉藏语中具有普遍性。他构拟了汉藏语系个体量词发展的整个历程： 名数→名1数名2→名数量→数量名
这一变化，有的语言发生得早些，有的语言发生得晚些，有的语言正处在变化过程中。原始汉藏语和藏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的一些语言处于第一阶段，彝语支、缅语支的一些语言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先秦汉语和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的一些语言正处在第三阶段，现代汉语是第四阶段的典型代表。张按：这个说法是没有类型学视角和研究结果所得出的。
虽然大多数学者们都赞同“‘数+量’短语前移说”，但对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作出解释的却很少。就我们所见，只有贝罗贝（1998）、孙朝奋（2001）、李讷和石毓智（1998）、张延俊（2002）、吴福祥等（2006）对此作了解释。下面分别介绍。
贝罗贝（1998）首先对量词作了区分。他把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容器量词从量词中分出，都称作单位词，只有个体量词才是真正的量词。他特别指出单位词是任何语言都有的，而量词却不是，而从历时的发展演变来看，二者也是有区别的，因此在贝罗贝的研究中严格地区分单位词和量词（即个体量词）。有些用例，如上文例（7）-（13），及例（17），贝罗贝都不认为是量词。贝文主要有两个观点：一，单位词在战国时代产生，真正的量词汉代出现，量词的普及在中古时期（3－10世纪），作出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战国时代及汉代单位词和量词都分别有了相当的数量，而学术界以前举出的汉代以前的量词用例，贝罗贝认为数目非常少且大多可理解为名词，因而不看作量词；二，单位词和量词都经历了由中心语后移到中心语前的变化，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甲骨文中出现的“名1＋数＋名2”（“羌十人”）式在战国时期消失，引发“名＋数＋单位词”从主谓结构重新分析为偏正结构，为适应汉语的“修饰语＋中心语”语序而发生位移，“名＋数＋量”的语序变化的原因也同此。贝罗贝文也注意到了“数+量”结构前置或后置两种语序在语法、语义、话语三个层次上的限制不同，功能也很不相同，出现的频率还受文献的文体性质的限制等情况，但他认为这只涉及到语序变化开始后的普及化的问题，并没有解释变化开始的原因。
贝罗贝的研究中最值得中国语言学界注意的是对单位词和量词的区分。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界虽然有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容器量词（注：如“（一）碗、（一）桶”这类量词，中国大陆学术界亦称作临时量词或借用量词）、个体量词的分类，但都把它们看作量词的小类，在讨论它们的用法和演变时并不区分，有关的统计都是合在一起的。但从当代语言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