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研究结果看真正有类型学意义的是个体量词，在跨语言比较中个体量词是作为独立的参项被考察、比较的，而贝罗贝的研究也表明“量词”和“单位词”的历史演变是有区别的，因此从类型学的角度，为进行跨语言比较的方便，更准确地说明汉语量词的特点，汉语的量词研究应该区分“量词”和“单位词”。我们的研究就严格区分了二者，如不作特别说明，讨论的只是个体量词的情况。
至于贝罗贝对“数+量”结构前移的解释，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的研究重点在“数＋量词／单位词＋名”结构的产生，他所以认为存在“名＋数＋量词／单位词＞数＋量词／单位词＋名”的语序变化是因为两种语序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名＋数＋单位词”在《诗经》、金文中就可看到，而“数＋单位词＋名”到战国时才出现，汉代基本是“名＋数＋量”语序，“数＋量＋名”到中古时期（3世纪）以后才看到。他的研究重在解释新的语序何以会出现。
关于“名+数+量”式的产生，很多学者如王力等人都认为量词是在“名1＋数＋名2”这样的格式中产生的。“名1＋数＋名2”中名2与名1同形，尽管关于名2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它仍是名词，有人认为它是量词，称为“相应量词”（echo-classifier）或拷贝型量词，但都认为“名1＋数＋名2”是天然单位最原始的表示方法。“名1＋数＋名2”的发展方向是“名＋数＋量”，在使用中有些名2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意义逐渐虚化，名2逐渐失去与名1在意义上和语音上的联系，而成为专职量词，“名＋数＋量”式就产生了。汉语历史文献中的一些例子和汉藏语系中一些语言中量词的使用情况或多或少地证实了量词的这一演变过程。在殷虚卜辞和西周金文中“名1＋数＋名2”式不时可以见到，如：（注：下面5例引自王力《汉语史稿》）
（21）羌百羌。 （22）人十有六人。 （23）羌十人。 （24）玉十玉。 （25）田十田。
周以后文献中就见不到这种用例了，（注：曾仲珊（1981）提到《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个别用例），而同时汉语的个体量词开始萌芽，出现了“张、个”等个别量词，如上文所举例（15）、例（16）见于《左传》、《荀子》中的个别用例，之后个体量词逐步发展起来了。李宇明（2000）指出缅语支、彝语支的一些语言和藏缅语族的一些语支未定的语言共十六种语言中都有拷贝型量词，侗台语族的泰语、傣语、老挝语、临高话等语言中也有这种现象，在这些语言中都有“名1＋数＋名2”式被“名＋数＋量”代替的趋势，如哈尼语中“名＋数＋量”就比“名1＋数＋名2”式更常用。如果持“名＋数＋量”从“名1＋数＋名2”式演变而来的看法的话，那么认为“名1＋数＋名2”式的消失引起与它性质相同的“名＋数＋单位词”的性质发生变化，整个结构由主谓结构重新分析为定中结构，而导致“数＋单位词”前移，这种看法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名1＋数＋名2”式不是简单地消失而是演变出了“名＋数＋量”式，“名＋数＋量”式与“名1＋数＋名2”式一样都是主谓结构。但贝罗贝认为“名1＋数＋名2”式与“名＋数＋量”式并没有关系，在先秦时期没有出现量词，“名＋数＋量”式在汉代才出现，“数＋单位词”的前移发生在个体量词产生之前，这样这个问题就要另当别论了。不过，既然“名1＋数＋名2”（如“羌十人”）式与“名＋数＋量”式没有关系，“名1＋数＋名2”式在战国时期消失，而“名＋数＋量”式在汉代出现，在时间上并不相接，因此说“名1＋数＋名2”式的消失引起“名＋数＋量”式重新分析是较困难的。倒是可以认为 “名1＋数＋名2”式的消失引起“名＋数＋单位词”的重新分析，而“名＋数＋单位词”的重新分析后产生的“数+单位词+名”式又对“名＋数＋量”式发生了影响。
不过，即便同意贝罗贝对“数+量+名”式产生过程的看法，这一格式的普及也未必是同一原因。新格式的产生不一定会导致新格式的普及，产生和普及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当我们谈论汉语名词短语中数量表达成分与中心名词的语序演变时，应该是指新格式的普及，其发生的原因也可以不与产生的原因相同。我们仍然可以用两种格式在句法、语用等方面的不同来解释语序的演变。 孙朝奋（2001）基本同意贝罗贝关于量词产生发展过程的看法。但对“数+量+名”语序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这和金文中数词“一”省略而形成的“名+量”、“量+名”结构有关。孙文将几种数量结构的出现和存在时间列成一张时间表，表中反映出在甲骨文时代，数量短语只有一种语序—--位于名词后；金文时代当数词为“一”且省略时有两种语序可选，“名+量”和“量+名”；在上古汉语（公元前五世纪）中数量短语有两种语序——位于名词前或后；到公元1500年的早期官话中，数量短语只能位于名词前。孙认为“量+名”结构实际是“形+名”结构，其中的“量”占据了表示“单一”义的形容词的位置，“匹马单枪”的说法明确地显示了“匹”的语义和性质同“单”，出现在“量+名”结构中的“匹、只”等量词都是强调“独一无二”义，这是它们可以出现在名词前的原因。孙文认为上古汉语中量词在使用中语义发生改变，同于表示“单一”的形容词而用于名词前，与此同时“数+量+名”结构出现了，孙文认为这一语序变化是由语境中的语义因素诱发的。孙文选取量词“匹”作抽样调查，考察了“变文”、《朱子语类》、《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匹”和中心名词的语序，考察显示“变文”中与“马”相关的数量表达有18例，不使用“匹”的仍占多数，有11例，约占61%，在用“匹”的用例中，“匹”前置于“马”4例、后置于“马”3例，相差不多。《朱子语类》中“匹”前置的用例4例，后置用例12，前置明显少于后置，到了“谚解”中只有“匹”前置的用例。 孙文从语义角度解释了数词为“一”时出现“量+名”结构的原因，这对我们准确认识这一结构的性质是很重要的。文章将“量+名”结构和“数+量+名”的产生联系起来很有启发意义，但文章仅是提出一种看法，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从文章的内容看，仍是重在“数+量+名”格式的产生。对新旧语序的变化仅选取了一个量词来作说明，考察的数量和范围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他所选的作品受文体影响，语言的层次较为复杂，“变文”是说唱文学作品，韵散相间，韵文和散文对句式的影响并不相同，《朱子语类》是文白相杂的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句式的使用，因此对这两种作品中的用例要分别做具体的分析。唯有这样，才有可能正确解释为什么“变文”中“匹”前置和后置比率相差不多，而《朱子语类》中却前置比后置少得多，到了“谚解”时代后置现象又全部消失了。 贝罗贝文调查的结果是“变文”70％采用了量词，量词已普及化，“变文”中量词前置于名词的占了九成，与孙朝奋文数据相差很大，这也与调查的范围不同有关。 张延俊（2002）也持“数+量+名”式由数词为“一”时省略量词的“量+名”式演变而来的观点。张文认为“数+量+名”式的产生经过了“名+量”、“量+名”两个中间环节。他指出在春秋以前只有“名+数+量”结构，在甲骨文中当数词为“一”时，“名+一+量”可省略为“名+量”结构，到金文中“名+量”又可转换成“量+名”结构，在使用中为了更鲜明地表达语意又把省略的“一”补出来，成为“一+量+名”式，“一+量+名”式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数词为其它数目的“数+量+名”式也出现了。可见，张文的研究主要也是针对“数+量+名”的产生，而不是两种语序的变化，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就张文的讨论而言，有两点值得重新考虑。第一，金文中的“量+名”是否是“名+量”的转换，春秋时代出现的“一+量+名”是否一定是“量+名”结构前加“一”。张文所以认为它们之间有转换和演变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要论证它们之间有联系还需要更多句法结构本身的证据。从上文对孙朝奋（2001）介绍可以看到，孙朝奋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量+名”结构是量词语义发生变化、受“形+名”结构影响而加在
名词前的。第二，“数+量+名”式是否是由“一+量+名”发展而来？一种格式要对同类格式发生影响使它们与自己相同，这一格式首先要相当的稳固，也就是说当“一+量+名”影响其它带数量成分的名词短语时，“一+量+名”应该已相当常见，只有当数词为“一”时“一+量+名”已成为优势句式，这一影响才会发生。因此，首先要论证战国时期“一+量+名”已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但张文中没有对战国时期“一+量+名”使用情况的说明。 贝罗贝（1998）曾指出春秋战国文献中的“一+量+名”结构，其中的“一”通常是比喻性用法，如同英文里的无定冠词a，并不是真正的数词“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与普通的“数+量+名”结构并不相同，它们之间要有演变的关系需要更多的说明。 李讷和石毓智（1998）认为名词在没有被虚化为量词之前，由其构成的数量结构通常只作谓语，因而“名+数+量”的出现并不能代表量词的语法化。量词的语法化在“数+量+名”结构中开始，一开始这种结构只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只有“数+量+名”结构在主语位置上使用开来才能肯定汉语量词范畴的确立，因为量词语法化后，“数+量+名”形成一个单一的句法单位，才可以出现在各种句法位置上，当“数+量+名”只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其使用是受限制的，量词的语法化还未完成。他们认为“旧格式‘名+数+量’的消失，与量词的语法化以及‘数+量+名’格式的最后建立是同步发生的。”（李讷和石毓智1998：51）根据他们对《朱子语类》和《老乞大》的统计，他们认为“数+量+名”是到宋代才在主语位置上普及起来的，因而量词的语法化、“数+量+名”格式的最后确立是在宋元时期（约公元11世纪-15世纪年）。 他们的观点与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有两点根本的不同：一，什么是量词的语法化？一般认为量词的语法化是指一些实词主要是名词经过演变而成为对名词进行分类的功能词的过程，当汉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这类功能词，并且形成一定体系时，就标志着汉语量词范畴的确立。这个时间有学者认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如刘世儒、王力、郭锡良等人，也有学者认为是在汉代，如黄盛璋、贝罗贝等人。但石毓智认为“数+量+名”结构是量词语法化的起点，显然他们的量词语法化所指与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有很大不同。二，什么是量词语法化的标志？一般认为汉语量词的功能是在表达数量时对名词进行分类，因而根据表达事物数量时量词的使用情况来判断量词范畴是否已经确立、量词是否已经语法化，所以不仅位于主语位置上的“数+量+名”结构，位于宾语位置上的“数+量+名”结构、所有的“名+数+量”结构以及中心名词不出现的“数+量”结构都被认为是带了量词的结构，而李讷和石毓智（1998）是以“数+量+名”结构用于主语位置为标志，似乎只是着眼于形式表达中数词和名词之间是否使用了量词，这一点也与学术界的共识有很大不同。不过他们也认为量词的基本性质是“表达事物量的必须的语法标记”（李讷和石毓智1998：50），那么对“名+数+量”结构、中心名词不出现的“数+量”结构以及量词语法化前的位于宾语位置上的“数+量+名”结构中的“量”应该如何定性呢？这一点，他们的文章并没有加以说明。
太田辰夫（1987）提出一个推测，认为魏晋时期出现的“数+量+名”式，可能是受古代汉语中表计量的“数+（容器）量词+名”（如“一箪食”）式类推而来。受其启发，吴福祥等（2006）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吴福祥等（2006）认为古代汉语中容器量词和度量衡单位词有“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和“名词+数词+单位词”两种语序，但两种语序句法、语义和话语功能有差别，前者是描写性的，说明名词的某种属性或特征，而非真实计量，如“一箪食”是泛指食之少，不是说食物有多少；后者的“数词+单位词”是述谓成分，是真实的计量。西汉前后“数词+单位词（+之）+名词”中“之”脱落使“数词+单位词+名词”变为实际计量的格式，受其影响，汉代出现了“数词+个体量词+名词”格式。
这一观点与前面诸家的不同在于他们不认为“数+量+名”是由“名+数+量”中的“数+量”移位而来，而是受古汉语中的容器量词和度量衡单位词的“数词+单位词（+之）+名词”语序的影响和发展而产生的，“数+量+名”对“名+数+量”不是演变关系，而是替代关系。
但是就表示事物数量的成分和中心名词的语序这一问题而言，这一观点与前面所述诸家观点一样，也是认为汉语表示事物数量的成分和中心名词的语序古今发生了改变。
以上的各家研究都是专门针对“数+量”短语与名词的语序进行的，都认为汉语的“数+量”短语从古到今发生了前移。对前移原因的解释各有一定道理，又都有难以说通的地方，总的说来这些解释过于迂曲。
如果把考察问题的视野放宽，从表示事物数量的修饰语与它所修饰的中心名词的语序的角度来考察，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邵永海（1998）讨论了甲骨文中的“名＋数”式的性质和作用，他认为甲骨文中“名＋数”式和“数＋名”式是语法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格式，前者是主谓结构，后者是定中结构，当人们对数量关心时就会使用“名＋数”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个体量词普及后。他指出“在上古汉语里，由于‘名＋数’结构向‘名＋数＋名’进而向‘名＋数＋量’的演变，连类而及，开始出现‘数＋量＋名’格式。到两汉时期，量词的大量涌现促使这种类化作用不断扩张，最终‘数＋量＋名’结构取代‘数＋名’结构成为汉语中表达名词数量范畴的主要方式。”（邵永海1998：271）张赪（2002）也持这种看法。她认为“数＋名”中的数词和“数＋量＋名”中的数量短语一样都是表示事物数量的修饰语，唐代以后数词与名词结合必须有量词作中介，“名＋数＋量”与“数＋量＋名”长期并存，二式在性质和功能上有明显不同。
可见，这种观点认为“数+量+名”式成为优势语序并不是数量短语前移的结果，而是伴随着量词的普及化，量词插入了“数+名”结构中，是“数+量+名”式取代了“数+名”式，而不是“数+量+名”式取代了“名+数+量”式。不过邵、张两人都仅是涉及这个问题，并没有作详细、深入的研究论证。（注：据贝罗贝（1998）介绍Yang-Drocout也持这一观点，认为量词与数词组成的短语没有一个从中心名词前移的过程。而是量词加在了“数+名”中间。）
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就指出“名+数”是与“数+名”不同的结构。王文艺（1997）指出“敦煌变文”中“数＋量”位于名词后时有以下几种情况：列举事物时；表示总括时；由于修辞上的需要，如“中心词”前另有定语，把数量词放在后面，使结构显得较为平衡；为押韵的需要。周建民（1989）指出《金瓶梅》中“数＋量”通常位于名词前，数量词组后附于名词的用例很少，而且多半只在下面这些特定场合出现：列举事物或表逐指；比较正式的场合，如书信文件、案件审判中用语等；用于诗词曲及骈文中。储泽祥（2001）指出现代汉语中说话者用“名＋数+量”语序是为了使“名＋数+量”成为注意的焦点，暗示人要抓住这个焦点所突出的信息。可见，从古到今，汉语里表示事物数量的成分位于名词前或后时性质和功能一直是不同的。“名＋数＋量”式一直是有着特殊语用功能的格式，与一般的定中结构不同。要解释与它性质功能不同的“数＋量＋名”是由它经过语序变化而来的，是有一定困难的。而认为与“名＋数”并行的“数＋名”式受“名＋数”演变为“名＋数＋量”的影响，连类而及，产生“数＋量＋名”式，这样的解释至少并不比数量短语前移说更屈折，不过这一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以往的研究中有两点不足：一、缺少对魏晋南北朝到唐这一时期各类数量格式的使用情况的考察，因而不能确定“数+量+名”式在汉语中的普及时间，对这一演变的具体过程缺乏描写；二、研究主要针对“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的语序，对“数+量+名”式的发展仅联系有量词的“名+数+量”式来考虑，而没有注意到与“数+量+名”性质相同的“数+名”式以及其它数量格式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对“数+量+名”式何以成为汉语表达事物数量的主要格式有较好的解释。 因此，我就对魏晋南北朝到唐这一量词演变的重要时期各类数量格式在不同语料、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使用情况作了全面考察，通过定量的分析确定“数+量+名”成为优势语序的
时间，描写这一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数量短语和中心名词语序演变的原因。（注：关于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的语序，我们考察的文献有：《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玉台新咏》、
《贤愚经》、《六度集经》、《祖堂集》、《敦煌变文校注》、《朱子语类》、《五灯会元》等。我们对每种文献都作了详细考察，但在文中根据要讨论的问题不同，所列表统计的文献又作了进一步的选择和分析，不完全相同，详见文中相关处的说明）
3.2魏晋南北朝至晚唐五代汉语数量格式的演变
3.2.1 魏晋南北朝至晚唐五代汉语各类数量格式一般使用情况的说明
直至晚唐五代时期，汉语表示数量的格式有六种：数+名、名+数、数+量+名、名+数+量、数+量、数。前四种中心名词和它的修饰语都出现了，用例见前一小节。后两种中心名词没有出现，数量修饰语指代整个名词性结构，如： （1)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世说新语·德行》） （2)即持此豆。奉散于佛。四粒入钵。一粒住顶。（《贤愚经·卷十三》） （3)八月，断其梢，减其实，一本但留五六枚。（《齐民要术校释·卷二·种瓜》）
（4)俓山云：“汝道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亦无。（《祖堂集·卷十一》） （5)童子辄往林社，毁其祀具，夺牛而还，歳盈数十，悉巡之于寺。（《祖堂集·卷四》）
（6)菩萨神通众，都三万二千。（《敦煌变文校注·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一）》） （7)奈何十万余骑，不敌五千（《敦煌变文校注·卷一·李陵变文》） （8)唯得两石，一青一白（《敦煌变文校注·卷二·韩朋赋》）
（9)若也册立使君为军（君）万事不言。一句参差，殿前总杀。别立一作大臣，乞（岂）不好事！”（《敦煌变文校注·卷二·韩擒虎话本》）
有的用例表面上看似“名+数”“名+数+量”结构，如：
（1)蒜一，姜二，桔三，白梅四，熟栗黄五，粳米饭六，盐七，酢八。（《齐民要术校释·卷 八·八和齑》）
（2)将僧维那。到本金所。残金六瓶。尽用施僧。（《贤愚经·卷九》） （3)蜜两分，脂一分，和内蒲萄中，煮四五沸，漉出，阴干便成矣。（《齐民要术校释·卷四·种桃柰》） （4)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世说新语·文学》） （5)汉马三万匹，夫婿仕嫖姚。（《玉台新咏笺注·卷八》325） 但实际上，这些“名+数”、“名+数+量”结构都是独立的小句，其中名词作主语，数词或数量短语作谓语，充当句子成分的是数词或数量短语，而非整个“名+数+量”结构。这类用例应该计入“数+量”式中。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这种情况算作“名+数”或“名+数+量”用例，，因而使得数量修饰语位于名词后的用例数增多，有关的数据和结论不准确。 各类数量格式在句中可以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兼语等，作主语、谓语、宾语的用法比较常见，作定语、兼语比较少。下面以“数+名”式为例各举一例说明：
（1）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世说新语·言语》）（作主语） （2）种瓜，瓮四面各一子。《（齐民要术校释·卷二·种瓜）》（作谓语） （3）劳度差曰。大王今日。能于身上剜燃千灯用供养者。乃与汝说。（《贤愚经·卷九》）（作宾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