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ey calwu-uy yenphil-lul sa-ss-ta Three NUM.CL:LONG. SLENDER-ATT peccil-ACC buy-PAST-DEC “(I)bought three pencils” （2）yenphil-lul ecey sey calwu-lul sa-ss-ta pencil-ACC yesterday three NUM.CL: LONG. SLENDER-ACC buy-PAST-DEC “I bought three pencils (not other items) yesterday”
从书中所举的例子看，我们认为第三种语序的句子（如例105）类似于汉语的话题句。 “名+数”与“名+数+量”性质相同，数量成分是表述重点。格林伯格（1975）举出了《圣经》中的一段希伯来文，在描述建造一座建筑物时全用的是“数+名”语序，但在对此总结、列清单时，则用的是“名+数”语序。 格林伯格（1972）（1975）反复指出量词（numeral-classifiers）语言中数量短语和中心名词的语序与该语言中的单位词短语（measure construction）与中心名词的语序相同。据此，可以推知汉语的“数+单位词”短语也应该是以前置于中心名词为主，而“名+数+单位词”也应该是主谓结构，以数量为表述重点，与“数+单位词+名”不同。我们考察了汉代的《史记》、六朝时期的《贤愚经》、唐五代的《祖堂集》三部书中表示度量（注：包括度量衡制量词、容器量词和集体量词）的各类格式的使用情况。见表9。
表9 《史记》、《贤愚经》、《祖堂集》中的度量表示法
名 史记
贤愚经
祖
数+
数 31
名+数 数+单位名+数+单位
55
数+单位
149
+名
3
0
18
28 5 2 26 12 61
6 0 0 23 2 57
堂集 （注：“数+名”式都是用于核心名词是“钱”时，如“油家问曰。一钱买油。少无所逮。用作何等。”（《贤愚经·卷四》），又如“踈山云：“汝为复将三钱与匠人？为复将两钱与匠人？为复将一钱与匠人？若道得，与吾亲造塔。”（《祖堂集·卷八》）
可以看到，在《贤愚经》、《祖堂集》中“数+单位词+名”式的出现次数都大大超过了“名+数+单位词”式。只有《史记》中的“名+数+单位词”式超过了“数+单位词+名”式。我们对《史记》中的“名+数+单位词”用例作了考察，发现其基本作宾语，所用动词大多表示“给予”或“得到”义，有“赐、得、奉、送、受、效、与、益（如‘益地’）、予、置（如‘置地三百户’）”等，最常见的“赐”，在55例中就占有18例，如：
（1）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
百斤。（《史记·卷九十九》）
这些句子都是要明确表达给予或得到的数量。一些没有“给予”或“得到”义的动词，也是需要明确表达涉及的数量而用了“名+数+单位”式，如：
（1）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史记·项羽本纪》）
（2）泽大说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史记·荆燕世家》）
因此，“名+数+单位词”也是作为一种对数量的强调格式而存在的。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以汉语为代表的一类量词语言中“名+数+量”式的性质和使用情况。但这不代表所有量词语言的情况。有的量词语言“名+数+量”是基本格式，如泰语、缅语等，这些语言中确有“数+量”短语从中心名词后移至中心名词前的现象。有的是由于语言接触的影响而发生的语序变化，格林伯格（1975）中举出缅语从15世纪开始受Pali语的影响，“数+量”短语前移。越南北部靠近中国边境以及中国境内的泰语受汉语的影响也有“数+量”短语前移的现象。
不过该文也举出了一些“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发生了语序变化的语言，但未说明其原因，如Gilyak、Basque（法国）、Umbundu（乌干达的一种班图语）、阿拉伯语等。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格林伯格（1975）描述，这些语言在语序演变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大数字的“数+量”短语先前移、小数字的“数+量”短语后变化的过程，越小的数字形成的“数+量”短语越顽固地保持原来的“名+数+量”语序，这一过程在这些语言的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上都有所反映。Gilyaky语，数字为1-5时，“数+量”结构位于中心名词后，数字大于5时，“数+量”结构前置，而在年轻人中数字为1-5时，“数+量”结构也前置。Basque语，数字为1时，“数+量”结构后置，数字为2时，可前置也可后置，数字大于2时常常前置。古阿拉伯语数字为1和2时，“数+量”结构后置，数字为3-10时，既可前置也可后置，数字大于10时，总是前置，而现代阿拉伯语的方言中有的已全部前置，有的数字为3-10时前置，有的数字为2时也前置了，也有的还完全保留着古阿拉伯语的情况，反映了“数+量”短语位置变化的不同阶段。Umbundu语数字为1-5时，“数+量”结构只能后置，数字为6-99时，既可前置也可后置，数字大于99时，只能前置。 反观汉语的所谓的“数+量”结构的前移，并没有发现这种数字大小与前移的速度相关的现象，下面的例句是从汉代和南北朝文献中随意抽取的，可以看到“数+量+名”式对数字没有限制。
（1）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史记·司马
相如列传》）
（2）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史记·大宛列传》） （3）其捕鱼者。作三种网。（《贤愚经·卷十》） （4）办设供具。满五百乘车。（《贤愚经·卷二》）
这说明汉语“数+量”结构与中心名词语序的演变与其它语言的“数+量”结构前移不同，而根据我们的研究，那就是汉语根本不是数量短语前移，而是表达数量的方式的变化。
第九讲 动量词
9.1动量词演变简史
唐钰明（1990）认为两汉时动量词已经出现，所举的动量词有“遍、下”，均为专用动量词，在我们所调查的文献中专用动量词有“匝、反、合”3个，共9例，其中见于《史记》的3例，见于《淮南子》1例，见于东汉佛经5例，如：
（1）於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史记·高祖本纪》）
（2）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圉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我将出子。”（《淮南子·人间训》） （3）諸比丘。受教頭面禮足。繞佛三匝。於是別去（《中本起經·卷上》） （4）住空現變。出沒七反。（《中本起經·卷上》）
（5）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史记·项羽本纪》）
“匝”用得最多，共6例，所出现的文献也最多，在三种文献中有用例。（注：关于“匝”刘世儒（1965）唐钰明（1990）都认为还是名量词，认为“围三匝”同“围三重”。不过“匝”的这一用法直到宋代仍很常见并且没有什么变化，如“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五燈會元》）”，我们看不出这例和例（1）（3）的“围宛城三匝”“繞佛三匝”有什么不同。再考虑到汉代各类动量词均已产生的情况，是可以把“匝”看作动量词的。）“反”出现两次，均见于《中本起经》。“合、拳”都只有1例。 魏晋南北朝以后汉语的动量词分专用和借用两大类，唐钰明（1990）并没有提到两汉时是否已出现借用动量词，刘世儒（1965）举出的借用动量词较早的用例是《魏书》中的两例，1例是“拳”，1例是“槌”，例句见下：
（1）文襄拿季舒欧帝三拳。（魏书·孝静记） （2）各击鼓数千槌。（魏书·李祟传）
而我们在东汉佛经《修行本起經》中找到了借用动量词“拳”的用例。
（1）調達先出。見象塞門。扠之一拳。應持即死。（《修行本起經·卷上》）
这说明汉语的两类动量词——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在汉代都出现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进入了初步成熟阶段，据刘世儒（1965）这一时期常用的专用动量词约有十几个。 动量词演变的研究比名量词弱的多。研究得最多的是数量短语与中心动词的语序问题。
9.2数量短语与中心动词语序的演变 9.2.1已往研究的回顾
上古汉语里表示动作行为的次数，一般是直接把数字加在动词前面来表示，即“数＋动”式。如：（注：例1、例2转引自太田辰夫（1987），例3、例4转引自王力（1980））
（1）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 （2）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滕文公下》） （3）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左传·桓公二年》） （4）凡六出奇计。（《史记·陈丞相世家》）
太田辰夫（1987）认为由于古代汉语没有动量词，如果数词放在动词后面，会让人感觉象是动词的宾语，意义不明确，因此古代汉语中只有“数+动”式，但古代汉语表示一段时间的计量成分既可以位于动词前又可以位于动词后，所以当动量词产生后，由于表示一段时间的计量成分的类推，数量短语也位于动词后，形成“动+数+量”式。“动+数+量”式最早见于居延汉简，一般文献要到魏晋时期可以见到，举例如下：
（1）绕树三匝，无枝可依。（魏武帝·短歌行） （2）谨通进表，叩头百下。（三国志·吴志·韦曜传）
刘世儒（1965）进一步认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但“称量名词须用量词，称量行为也须用量词了。”（刘世儒1965：9）也即数词和动词必须通过量词介绍才能结合已成为规范。
学术界一般认为上古汉语里表示动作行为的次数只用“数＋动”式。唐钰明（1990）指出在上古汉语里还有“动＋数”式，唐钰明举出最早的用例在西周金文中，如：
（1）今大赦女，鞭女五百，罚女三百锾。（《？？》） （2）余有散氏心贼，则鞭千罚千，传弃之。（《散盘》）
秦代的用例如：
（1）隶臣妾系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论而自出，当笞五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2）城旦为工殿者，笞人百。大车殿，赀司空啬一盾，徒笞五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 战国和春秋的例子，如：
（1）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2）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战国策·赵策三》） （3）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曹三百。（《左传·襄公十四年》）
先秦时期“动＋数”式还处于萌芽阶段，到两汉“动＋数”式迅速发展，唐钰明对《史记》、《汉书》中的“动＋数”式作了统计，二书共有63例，而在出土文献《武威汉代医简》中“数＋动”式共13例，“动＋数”式11例，“动＋数”式所占比例相当高。徐莉莉（1997）考察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中“数＋动”式、“动＋数”式的使用情况，结论是帛书中“表示动量的数词多位于所修饰的动词之后”。（徐莉莉1997：21） 唐钰明认为正是在“动＋数”式大量存在的基础上，两汉逐步出现了动量词。举例如：
（1）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诵三遍而请习之。（《说苑·敬慎》） （2）太傅汝南陈蕃举去光禄勋，还到临颖巨陵亭，从者击亭卒数下。（《风俗通演义·穷通篇》）
（3）敞辞曰：初敢言，候击敞数十下，胁痛不耐言。（《居延汉简123·58》
随着动量词的产生，“动＋数＋量”式也随之产生，并逐渐成为汉语表示动作行为次数的主要格式。唐钰明将这一演进过程概括为：“数＋动”→“动＋数”→“动＋数＋量”，并认为这一过程与“名+数→名+数+量→数+量+名”的过程同时。 关于“数＋动→动＋数→动＋数＋量”的演变，显然唐钰明的看法与太田辰夫的看法有别。我们可以把太田辰夫对“动+数+量”式演进过程的意见概括为：“数+动”→“动+数+量”。没有经过“动+数”阶段，直接由“数+动”而来。判断是否有一个“动+数”阶段，就要考察汉至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是否有一个“动+数”扩张的过程，“动+数”的衰落和“动+数+量”的发展是否成正相关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进入了初步成熟阶段，据刘世儒（1965）这一时期常用的专用动量词约有十几个，但这一时期表达动作次数究竟以哪种格式为主，表示动作行为次数的词语与中心动词的语序情况目前仍没有考察清楚。就我们所见，仅庄正容（1980）对《世说新语》作了考察，认为在《世说新语》该书中“数＋动”式仍是最主要的表示法，动量词只有一个“番”。仅凭这样有限的调查结果当然不能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下结论。所以很有必要对魏晋南北时期的动量表示法作全面考察。
刘世儒（1965）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还可见到的数量短语位于中心动词前作状语的用例。所举例如：
（1）夜有盗之者，数过提举，竟不能动。（《高僧传·译经篇》） （2）行云数番过，白鹤一双来。（庾信诗，《全北周诗》卷2） （3）画眉千度拭，梳头百遍撩。（《庾信《梦入堂内》》 （4）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魏武帝《船战令》）
刘世儒（1965）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番”、“遍”、“回”、“通”、“阵”六个动量词可以与数词构成数量短语位于动词前作状语，不过和它们作补语的用例比起来，作状语的用例是很少的。柳士镇（1992）也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短语可以作动词的状语的现象，但他认为数量短语作状语和作补语一样都是这一时期数量短语的主要用法。两人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
据王文艺（1997）的研究，南北朝时既能作状语又能作补语的动量词，在敦煌变文中作状语的用例都超过了作补语的用例，而南北朝时只能作补语，不能作状语的动量词‘次’，
在变文中只有作状语的例子，所举例如：
（1）数次叫问，都没应挨，催促再三，方始回答。（八相变，《变》335）
（2）各盏待君下次勾，见了抽身便却回。（难陀出家缘起，《变》396）)
再加上唐代新产生了很多动量词，因而变文中数量短语作状语成为一大特色。太田辰夫（1987）也谈到“动量词放在前面的用法，在唐代常能见到，但在现代汉语中却反而不用了。”根据这些研究，可以看到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数量短语作状语有发展的趋势，而到后来又衰落了，变为不常用了。但是对数量短语作状语在各历史时期的具体使用情况尚未见到详细的考察，数量短语作状语是否有先发展之后又衰落的变化，还需进一步证实。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动量词以及数量短语与中心动词语序的研究不是很多，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如：各历史时期动量表示法的情况；“动+数+动量”式出现并普及的过程、原因及最后成为汉语最常用的表达动作次数格式的时间；与此相关的是“数+动、“动+数”、“数+动量+动”式的发展与衰落过程，在与“动+数+动量”式并存时期，“数+动量+动”式的功能和语法意义与“动+数+动量”式有无不同。（注：本书以“动量表达格式”指各类表示动作行为次数的表达格式，为和前一节的名量词区别，从这节开始，在书写各格式时，以“动量”指动量词，如“数+动量+动”式）
现代汉语动量词前置于动词非常少且有条件限制。殷志平（2000）指出现代汉语中表示周遍义的动量词可前置、重叠动量词可前置，如：（注：以下例（1）-例（2）见殷志平（2000）
（1）他一次上海也没去过。 （2）一顿饭他都没吃。 （3）在瑞士，她一次一次感受到了中西双方的遥远差距。
表示周遍义的“数+动量”前置，限于数词为“一”时，而且只有否定形式。重叠动量词前置，带来新的语法意义，表示“逐一”或“多”等。殷志平认为这都属于动量词的用法，不看作动量词前置。除了这两种用法外，殷志平（2000）认为现代汉语常规动量词还有前置的，但前置动量词的语法意义和动量词后置时不同，前置时是表示动作者通过一定的动作行为达到某种状态或结果所经历的动量。对比下面两句：
（1）他打了一枪
（2）他一枪就能打中那个遥远的目标
后置的“数+动量”语义指向前面的动词，而前置的“数+动量”语义上并不指向动词，而是指向动词后的有关成分，补语或宾语。如上例中的“一枪”指向“中那个遥远的目标”。那么现代汉语里前置动量词的这种语法意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如何形成的？汉语动量词前置的这些限制又是何时形成的？
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赖于对各历史时期文献所反映出的动量表示法作详尽考察。就现在的研究看，如果唐代“数+动量+动”还有发展，那么这一结构的衰落至少是在宋以后的事，现代汉语动量表示法的最后形成要到宋以后。因此我们对汉语动量表示法的考察的时代范围以汉、魏晋南北朝至宋为重点，兼及元明时期。
9.2.2各历史时期汉语动量表示法的发展
注：对数量短语（包括计量次数和计量时间的数量短语）与中心动词的语序，我们考察的语料有：《史记》，《战国策》，《论衡》，《長阿含十報法經》，《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中本起經》，
《修行本起經》，《四諦經》，《法鏡經》，《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尹湾汉墓简牍》，《张家山汉墓竹简》，《淮南子》，《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玉台新咏》、《贤愚经》、《六度集经》、《祖堂集》、《敦煌变文校注》、《朱子语类》、《五灯会元》、《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卷）。我们对这些文献都作了详细调查，但在文中列表统计时，为了数据上的平衡，只选取了部分文献，具体情况见文中相关处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