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了专用动量词的用例。
（1）若領會得切，只眼下見不是，便一下打破沙瓶便了。（《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
（2）太公心下实焦躁，把一个皮棒槌则一下打做两半个。（元明卷·庄家不识构阑 94）
现代汉语中各类动量词都可进入这一句式，用于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关系。殷志平（2000）指出现代汉语常规动量词既可后置也可前置，后置或前置时的语法意义不同，前置时是表示动作者通过一定的动作行为达到某种状态或结果所经历的动量。所举例如：
（1）她伸手摘了下来，又一把扯散她那浓密绵长的秀发。 （2）一枪打中三只鸟。
谓语部分不限于动补结构，带数量成分的述宾结构也可以。殷文的例子如： （1）他一顿吃三碗饭。 （2）小王一次练20个毛笔字。
我们的研究表明现代汉语动量词前置时的这一用法在晚唐五代就出现了，到宋代基本定型，不过在宋代，动量词前置或后置时语法意义的对立还未产生，还有纯粹表示动作次数而前置的“数+动量”。如：
（1）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五燈會元·卷十一》） （2）它欲入慈明室，數次欲揭簾入去，又休。（《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
后来只表次数的“数+动量”都移到了动词后，动量词前置的“数+动量+动”式（非现实句除外）就成为有专门语法意义的表达格式了，而这一格式首先是在借用动量词的使用中产生，由此也可见到借用动量词对专用动量词以及汉语动量表示法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宋代如果“动+数+动量”式和“数+动”式所表示的动作的结果在紧随其后的小句或动词短语中出现，这时两个小句或动词短语也会形成这种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的关系的语义。“动+数+动量”式的例子如：
（1）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五燈會元·卷十三》）
（2）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五燈會元·卷十九》）
“数+动”式的例子如
（1）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五燈會元·卷六》）
（2）瞋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虀粉。散在十方世界。（《五燈會元·卷二十》）
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关系的“数+动量+动”式是否会是 “动+数+动量”式与后一小句合并、同时删除第一个动词的而形成的呢？殷志平（2000）对现代汉语中部分“数+动量+动”式的形成就是这样解释的。从理论上这样解释是可能的。但从汉语史上看，这样用的“动+数+动量”式出现的时间较晚、数量也少，这样的用例宋代出现，而“一口吞尽”这样的“数+动量+动”式唐代已经出现，宋代有这种特殊语义的“数+动量+动”式很常见，但表达这种特殊语义的“动+数+动量”式并不多，《五灯会元》中前者有26例，后者仅3例，所以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关系的“数+动量+动”式不太可能由“动+数+动量”与后面的小句并合而成。
那么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的“数+动量+动”式是否由 “数+动，结果”这样的句子演变而来的呢？特别是两个小句的动词同形时如：
（1）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五燈會元·卷四》） （2）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
是否是例（1）、（2）这样的两个小句一紧缩就形成了。
我们认为这也不太可能。首先，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关系的“数+动量+动”式唐代已经出现，最早是在借用名词的动量词中使用，再由借用名词的动量词扩展到借用动词的动量词和专用动量词，如果这一句式由含有“数+动”的两个小句演变而来，那么“数+动”是被“动+数+动量”式替代的，最终形成的应是“动+数+动量，结果小句”，而且出现时间应该是在晚唐五代，因为“动+数+动量”成为优势语序正是在晚唐五代。但象“动+数+动量，结果小句”那样的句子到宋代才出现，而且用例很少。而同时期的表达这一语义的“数+动量+动”式已使用得很频繁了。其次，即便 “一踏，踏倒”这样的句子可以紧缩，这种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关系的句子应该首先出现借用动词的动量词，但实际上是借用名词的动量词首先用于这种语义的“数+动量+动”式，而且在唐代已经出现了，到了宋代这种语义的“数+动量+动”式也是借用名词为量词的比借用动词为量词的用例多，其间的发展脉络很清楚。所以，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的关系的“数+动量+动”式也不是由“数+动，结果”这样句子演变而来的。
这种前面的“数+动”与后面小句或动词短语是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的关系的用例上古已有，汉代例子如：
（1）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後薄姬希见高祖。（《史记·外戚世家》）
（2）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3）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不过，在“数+动”式鼎盛时期，它并没有发展为一种有特殊语义的句式，用的也不多，我们在我们调查的汉、六朝和晚唐文献中只在《史记》中见到6例。而后到了宋代才又见到用例，这时“数+动”式已经衰落。我们推测，宋代这种用法的“数+动”式较多的原因可能是受了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关系的“数+动量+动”式发展的影响。元明时期“数+动”式很少使用了，这种特殊用法的“数+动”式就更少了，我们找到了1例。
（1）继韬一见大喜，便署他作裨将，统率五百人。（元明卷·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平话上 207）
这样的句子现代汉语也说，句中“一”已变成了副词，句子结构为“一+V1+V2P”这样的紧缩复句，并且有专门的语法意义，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生。这应当是“数+动，结果”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这一语法化进程倒是极有可能受了强调动作次数与结果关系的“数+动量+动”式的影响。 总之，强调动作与结果关系的“数+动量+动”式既不是“动+数+动量，结果”并合的结果，也不是“数+动，结果”并合的结果，它最初是借用动量词的一种用法，后来扩展到所有动量词，成为汉语动量表示法中一种表达特殊语法意义的有标记格式。
9.2.5小结
前面？？我们考察了汉语动量表示法和时量表示法的演变，并分析了表示动作次数的成分从动词前移到动词后的原因。汉语动量表示法在上古时期基本只有“数+动”式，六朝开始带动量词的格式出现较多，晚唐动量表示法发生根本改变，以“动+数+动量”为主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时量表示法在上古时根据句子是否是现实句有“时量+动”和“动+时量”两种格式，六朝开始这一规律遭到破坏，元代以后这一规律有一定程度地恢复，“时量+动”仍与非现实句相关，但“动+时量”不再与之相关。汉语的动量词在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受时量成分与中心动词语序的影响，与数词形成的“数+动量”短语既可位于中心动词前也可位于中心动词后，但随着动量词自身的发展，由于“借用动量词”飞速发展，“数+借用动量词”又只位于动词之后，受其影响，最终所有的“数+动量”短语都位于中心动词
后了。而“数+动量”短语位于动词前成为一种有标记语序，表达特殊的语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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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个体量词就是这一类，一般汉语研究中把度量衡量词与个体量词都看成是量词，度量衡量词包括标准度量衡量词和非标准度量衡量词以及容器量词，但在类型学的框架下分类词是不包括度量衡量词，只有分类词才具有类型学意义，而度量衡量词所有语言都有，不具有类型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