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组织变革
一． 组织变革理论
1． 组织变革的原因：外部环境变化（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微观的，资本服务竞争政策）；内部环境变化（组织文化、内部条件）；主观期望差异（Walton的六点）
2． 组织变革的变量：任务、人员、技术、结构
3． 组织变革的相关讨论(特别注意到人性这一个方面) 哈佛组织管理
（1） 人员导向的变革方式，强调知识——态度——个体行为——群体行为 （2） 组织导向的变革方式，强调环境——认知——态度——行为 （3） 系统导向的变革方式。 4． 组织变革方式讨论 （1） 量变式、质变式
（2） 正是关系式、非正式关系式、人员式 （3） 主动思变式，被冻应变式 （4） 突变式、分段发展式 （5） 强制式、民主式、参与式
（6） 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上下结合式 二． 组织变革的实施
1． 程序：确定问题——组织诊断——计划并且执行——评估 2． 策略；精心设计——全面发动——精心组织
3． 阻力的排除（Walton的十二条方法也需要注意） 原因 方法 历史的惯性和惰性 威胁到既得利益于地位 没有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 对发起变革的人怀有成见
心理上的障碍 保持公开性，增加透明度 相互尊敬，增加信任 加强培训，提高适应性 启用人才，排除阻力 注意方法，相机而动
减少阻力的方式主要是：让有关的人员参与 三． 组织变革展望
1． 动态性、灵活性成为组织的生命 2． 简政放权和严格管理相结合
3． 组织边界和规模重整：缩小规模，集中资源；职能体系调整，促进网络式发展 4． 其他组织变革方式 A. 控制与权利观点的转变 B. 分工与协调侧重点的转移 C. 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蜂形化
D. 所有权约束强化和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化 E. 团队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
第21章 管理效率
尼日利亚有5家橡胶厂，同处一个地区，在同一个市场上销售产品，在同一个劳动市场上雇用工人，并且所有工厂都使用相同的实物布局和相同资本，但它们的单位劳动需要量（总人时/总产量）和单位资本需要量却分别相差134％和270％之多。5家厂商中，最有效率的，即投入需要量最低的是那些希腊人拥有和经营的厂，而效率最低的是尼日利亚的私人所有企业。可见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技术、劳动和资本投入，厂商是如何组织生产、进行管理也应该被视为影响产量与成本的重要因素。“组织”超过从事计划、协调、执行和控制的诸多个人的总和，事实上“组织”不但体现了这些功能，还是这些功能的“完整综合”。现在，管理是否有效率正越来越成为研究企业效率的一个要素，而什么是管理效率则是下面要讲述的问题。
21．1 管理效率的内涵
管理是为使组织从投入（资源）到产出（目标）的转换过程更加有效率（增加产出或降低投入），从整体上看，管理效率就是指由于实施了管理后增加的收益与管理成本之间的比较。它可以从一项管理体制上看，如新实施了某项人事培训计划，也可以就企业管理的各项功能进行分析。本节重点从管理的激励、配置、保险、约束四大功能的角度分析管理效率的内涵。
21．1－1 人类行为假设与环境因素假设
人类经济活动始终面对着两个基本事实，即资源的稀缺和人类的生存。资源的稀缺是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类需要，资源稀缺是无法改变的。另一方面，对资源的开发又是在人们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展开的。资源的开发需要人们相互合作，资源的稀缺又使人们陷入利益的冲突。为了解决“在人们相互依存和冲突的联系中，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这个基本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人类行为和环境因素作出一定的假设。 人的行为假设包括四点。 1．“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 该假设认为，经济人存在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愿望和行动。经济活动中的最大化行为可被看成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联系中，为了有效利用稀缺资源，以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稳定条件而作出的反应。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但此处我们引入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并认为有限理性与最大化行为假设并非完全不相容。例如，决策者在寻找备选方案时通常在发现“满意”的备选方案后就停止寻找，而不是去寻找更好的乃至最优的方案，原因是寻找新方案所花的成本可能超过所带来的收益。此处决策者使用的是“有限理性”，但他同样使自己的行为最大化了（只是这个最大化体系中包括了寻找的费用）。 2．“需求偏好多样性”假设。
人类需求偏好是非常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且具有不确定性，其程度有增强的趋势，这对经济资源配置体制的选择将发生初始性的影响。 3“有限理性”假设。 理性可以分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直觉理性。完全理性意指决策者总以敏锐的眼光对眼前的一切了如指掌，知道自己的选择范围、后果，并精于计算其选择价值，这种较强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直觉理性是一种较弱的出于本能反应的理性。有限理性介于其中，西蒙将其定义为“有达到理性的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刻画的是人们利用不充分的计算量和很不完全的信息，去作出实际决策的过程。 4“机会主义倾向”假设。 按照威廉姆森的定义，机会主义倾向即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手段牟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该假设强调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机会主义倾向是以有限理性为前提的，因为人们理性有限，所以有的交易者才会利用有利的信息
条件，向对方撒谎和欺骗，或者利用某种讨价还价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
行为假设是对人的主观特征的描述，然而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不仅要相互之间打交道，而且要和人以外的环境发生联系，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并对其作出以下假设。 1“资源的稀缺性”。 它指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论人们如何努力，所能获取的资源总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不存在需要，也就不会有资源多少的问题；而正是因为资源稀缺，才产生了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 2“机会成本”。
它是指把一定的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价值。其中暗含的一个前提是：某种资源被配置于不同用途所产生的价值是不同的。这就使得资源配置中存在一个如何计算使总效果达到最优的问题，从而将资源配置问题复杂化了。 3。“资产专用性”。
这个概念是由威廉姆森首先使用的，基本含义是某些投资一旦形成某种特定资产就难以转向其他用途，即使能再配置也是以重大经济价值损失为代价的。资产专用性包括地理区位的专用性、人力资产的专用性、物理资产的专用性和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 4“规模经济”。
即指这样一种现象，当所有生产要素都增加时，收益的增加幅度更大。导致规模经济的原因，常被认为是规模扩大后企业内部分工更精细，管理人员相对减少，可以购买大型设备，减少生产费用等。当然，规模经济不等同于大规模生产，规模经济下的规模实际上是适度规模。在同一行业中，使用不同资源的厂商可能会采用相异的规模，但可能都是最优的。 5．“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环境因素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起源于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有理由相信，人类经济活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应是趋于增加的，与此同时，人类为对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如对经济体制进行创新和发展。 21．12 管理功能与效率 1 管理功能。
（1）激励功能。它是管理功能的基础，是使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该功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的，同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因而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2）配置功能。资源配置合理化的最高目标可以表达为帕累托最优。实现帕累托最优，要求同时达到生产与消费的最佳组合。在此，资源稀缺性仍然是形成资源配置问题的前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能够满足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具备完全竞争、足够的激励等严格的前提条件，可能使帕累托最优显得过于理想化。
（3）保险功能。它体现在借助某些体制形式把风险转移到从社会范围看愿意承担风险，并且承担成本较低的那些机构和个人上去，以使经济活动人对未来经济活动形成稳定的预期。
（4）约束功能。管理的约束功能是对机会主义倾向抑制性反应的产物。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是谋求非生产性收益，例如信息不对称环境中的隐瞒行为，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以及政府管制下的寻租行为等。为了减少这些谋求非生产性收益的活动，设置一些旨在监督与惩罚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是重要的，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改变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环境条件。
约束效率主要取决于约束所产生的收益与约束成本（例如制定有关约束规则的费用、监督费用、惩罚费用等）之间的关系。
2 管理效率。
管理总效率（TSE）实际上是由激励效率（MSE）、配置效率（ASE）、保险效率（SSE）与约束效率（CSE）这几方面的分类效率按某种函数关系结合而成的，可表达为： TSE =f（MSE，ASE，SSE，CSE）
显然TSE不是MSE、ASE、SSE与CSE的简单加总，各效率究竟以何种方式关联，基本上是一个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问题。对管理效率的分析，不仅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还应该分别考察各项管理职能的效率，并加以综合，才能对其有个全面的了解。 21．1-3 管理效率的度量
总体上说我们评价一项管理体制时采取的是单一的效率标准，但对效率的度量方式则是复合的。在此，我们介绍三种管理效率的度量方式。
第一种度量方式是：SE=（TR—PR）／SC=SR／SC，其中SE、SR，SC分别代表管理效率、管理收益和管理成本，TR代表采用某项管理体制后的总产出，PR代表无体制生产收益。在这种度量方式中，我们把管理收益定义为“由于采取了某项管理而带来的收益”，即如果不采取这项管理，这部分收益就不会出现。因此，首先引入一个“无体制生产收益”的概念。在假设的“无体制状态”及效率为零的状态下，不存在任何经济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强制与引导，人们只凭本能和兴趣从事生产活动，这样产生的收益为“无体制生产收益”。当然这种假设是极不现实的假设。然后在这种状态下加入管理，设立管理机构，增加管理人员，这样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管理成本SC，但总产出却增加了，达到了TR。TR与PR之间的差就是管理收益。
这种度量方式的优点是从逻辑上说对管理效率的度量较为准确，缺点是对PR的估计很困难，因为在现实中不存在一个完全没有管理的组织生产状态，因而充其量只能做一个粗略的估计。
第二种度量方式是以TR作分子，在SC不变的条件下，用SE*近似地表示同一交易过程采取某一体制时的SE，即SE*=TR／SC。例如某企业要在A、B两种管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分别考虑采取A、B后企业的全部产出为TRa与TRb，如果在管理成本 SC不变的条件下，TRa＞TRb，则 Sea*：＞Seb*，企业应该选择更有效率的A方式。 这种度量方式的优点是可直接度量，而且对于同一分析对象采取不同管理体制进行效率分析时，具有简单实用的特点。局限性是 TR＞SC因而SE*＞ SE，不适合于考察不同分析对象的管理效率；同时为了维持管理成本不变的假设，会在实际度量时不够准确，通常偏低。 第三种度量方式是在原有的管理体制基础上，比较由于采取了另一种新管理方式而增加的收益与成本，即比较管理体制变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由此形成管理的边际效率。这种度量方式可表达为：
MSE＝MSR／MSC 式中：MSE为管理的边际效率； MSR为管理的边际收益； MSC为管理的边际成本。
这种度量方式的优点在于在管理体制变动时对判定其科学合理性有重要作用，并且度量准确易行。缺陷主要在于不能反映全部管理的平均水平，需要有除成本以外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假设，等等。
从第三种度量方式可以引出当需要改进管理，采用新方法、新措施时，如何才是有效率的规律：
1. 只要MSE＞l，采用新措施就有其合理性，是有效率的。
2．如有多个管理方案，应该选MSE最大的一种方案才是有效率的。 3．管理收益最大化的边界条件是MSE=1，即MSR=MSC。
21．2 产权、管理成本与管理效率
管理效率的内涵是以一定的管理成本可以取得的管理收益。管理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管理收益与管理成本。无论是评价一项既有管理体制的效率，还是度量采取一项新的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效率，都要对影响管理收益与成本的因素进行分析。这样的因素有许多，这里主要通过分析影响管理收益的产权因素与管理体制的专用成本与共有成本来讨论应该如何选择更有管理效率的体制。
21．2．1 产权与管理效率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经常发现采取体制相同但产权不同的组织形式而呈现出的效率差异。产权问题的重要性，使越来越多的专家们在分析管理效率时，开始考虑产权制度与结构的影响。 直观地看，产权表现为人与物之间的某种归属关系。我们可以把产权理解为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或者说人们使用资源时的适当规则。阿尔钦（A Alchian）认为：“产权体系是授予特定个人某种‘权威’的方法，利用这种权威可从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选择任意一种对特定物品的使用方式。”在一般意义上，完整的产权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它是一组权利，其中包括：（1）使用权，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的权利，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2）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和经由契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的权利；（3）转让权，即通过出售或出租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的权利。 所有制给出了经济体制的初始规定，而产权结构是源于所有制的各种权利在交易过程中的分布状况。产权制度的这种特定地位，对管理体制的诸项功能及效率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最突出的则是产权制度对管理收益的影响。
实施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以在同等条件下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收益的归属则由产权决定，产权主体有权获取与其努力相应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产权特别是收益权是否得到明确界定与有效实施，对管理中激励功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管理的配置收益更多地与产权中的转让权相联系。人们相互交换产品，进行协作生产，直接的目的就是追求配置效益。如果产权是不稳定的和易受伤害的，人们就可能选择对抗而非交易来解决他们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冲突。 产权所起的保险作用是很明显的，只有当社会持续而稳定地承认和保护产权时，人们才会普遍地从事财富积累，谋划长期经济活动。经验表明，滥用资源、不重积累等短期化行为，正是对未来产权关系的稳定性缺乏信心的表现。 产权所起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产权的排他性。产权制度的进步很大程度体现在排他成本的降低。排他成本的节约自然能够相应地增加约束收益。
有效率的产权形式是由具体环境中的资源稀缺程度、技术特点、检测和度量手段、法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决定的。产权制度是企业实施管理的外部框架，产权制度是否明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所制定的各项管理政策，如激励、配置等功能，影响着管理收益与管理效率。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明确提出，产权关系不清（政府握有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从而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具有合法性，政企不分）是导致企业管理效率低下的深层次原因。为使企业真正从政府干预中解脱出来，获得对自有利益追求的积极性，当前我国应彻底解决产权不清这一问题，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以我国近年来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实际发展过程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产权制度对于管理效率的影响之大。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的初期，企业处于古典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下，其特征是：（1）不存在企业独立的决策权，企业微观决策是政府宏观决策的组成部分；（2）政府在协调投入产出活动时主要依靠数量信号，而非价格信号，使货币与价格基本不具有调节供求、指导资源配置的功能；（3）企业自身无独立生产经营与发展的目标，只要完成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