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具体工艺过程的判断。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比较、检验和评估。检验和评估主要包括对其进行评述以及对实验标本和考古标本分析进行对比检验，Baumler、Davis、Carr、Bradbury和Root
[7]检测了多种废片分析方法，以分析哪种方法更能客观地、可靠地解释出石制品组合的多样
性。例如，Larson和Finley采用模拟实验数据和考古材料数据对总体分析方法进行了有效
[7]的评估；Root比较了北达科他州KnifeRiver燧石采石场的ManyEarths和BobtailWolf遗
[45]址考古标本的技术类型分析和总体分析的结果；Carr和Bradbruy使用了一种修正过的总
体分析方法来进行模拟试验，此外也考虑了其他的方法进行废片分析，包括分维和对数线性
[28]分析等方法；Baumler和Davis评估了总体分析和最小单元分析在小尺寸废片上的使用（原
[56]材料大小由1/4到1/16英寸不等）；Larson和Finley评估了Ingbar等人用于评估石器生
产过程提出的回归公式，他们还对怀俄明州的HellGap印第安人遗址的两个拼合组进行了
[31]废片分析。[30]
4废片分析立足于我国旧石器考古材料的适用性问题
在北美地区，废片分析方法是在最近四五十年里才发展起来并开始受到足够的重视，逐步成为石器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废片分析发展的方向主要集中在方法论的发展上，学者们重点侧重于石制品组合如何阐释出更多的古人类行为信息，发表的大量文献也主要集中于如何完整地诠释所有考古发掘材料。尽管废片“debitage”一词来自于法语的
[3]“débitage”（修型过程），含义存在较大差别（李英华等，2008）。本文所采用的废片分析是
在北美地区最先开始并发展起来的，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废片分析之所以在北美地区相当
[4]流行，是因为该地区石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两面器（Andrefsky，2001）。另外，废片分析
的一些方法也是主要立足于北美地区考古材料之上，如废片分析中总体分析（MA）和原料最小单位分析（MANA）的出现，就是北美学者试图判断、区分考古遗址中常见的两种不同的技术类型——石核剥片（core-flakingtechnique）技术和两面器去薄（bifacialthinningflaking）技术，古人类究竟以哪种技术为主，MA和MANA在这方面的分析上起到一定作
[32]用，但在别的方面则见效不大。另外，根据北美地区史前遗址的原料分布来看，原料主要
以不同质地的燧石和黑曜岩为主，质地均一，其他岩性较少，不同石器技术所产生的废片特征相对较为明显。当时废片分析也存在如自然面比例是否随石器生产的进行而减少以及石片尺寸是否因工具修理程度的提高而变小等诸多问题，这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使其对废片
[26]分类进行反思，都试图建立自己的废片分析体系，但均相互矛盾。为了建立一套能够广泛
应用、系统的废片分析体系，学者们求助于实验。在北美地区模拟实验研究相对较为发达，经过学者们和石器技术爱好者长时间积累实验数据的条件下，目前学术界对某种石器技术所产生废片的属性及技术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共识，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客观而有效的
[7]废片特征评估体系，这使得学者们在研究一个遗址时，首先根据该体系所记录、描述的特
征对其废片组合进行技术-类型分类，分出初级石片、石核修整石片、两极石片、细石叶/石叶、两面器减薄石片等几类，而后再按照类别进行废片分析，故在北美地区开展废片分析相对容易，而且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反映废片组合所蕴含的古人类行为信息。而在我国，总体来看，旧石器时代遗址内古人类对石器原料的开发方式多为就地取材，随用随取，随遇而用；缺乏对优质原料矿源的刻意寻找并进行连续和深度的开发，随着时代的发展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至旧、新石器时代之交时才在石器原料的选择和利用方面出现变化，开始出现深度
[64]开采的迹象；中国古人类对石器的加工制作具有简单、随意、程度浅（对原材料的改变幅
度小）的特点。石器在很长时间内类型分化不明显（如刮削器和砍砸器），少数类型界定困
[65]难，标志性特征不明显（如雕刻器），且同一类型石器内个体变异大，规范性较差。这种